略论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与留守儿童的语言交际能力总体上较弱。美国语言学家海姆斯认为，语言的交际能力是从语言的外部考虑的，是指说话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或社会关系下，如何恰当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⑤。调研发现，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与留守儿童的语言交际能力较弱。第一，农民工往往通过命令式和叮嘱式语气来开展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并未适时地考虑这种语气对方是否愿意接受和理解，这种方式很可能一开始就会让对方产生反感，不利于双方的持续交流。第二，农民工父母在沟通中较少介绍自己的状况，而更多关注的是孩子的生活、学习、健康等等固定话题，他们认为孩子不需要知道父母在外面干什么，有没有遇到生活的困难、需不需要关心。显然，沟通的内容是单一的、重复性的。留守儿童会由于不知道父母的任何情况，不能很好地理解父母在外面的艰难，也很难真正理解父母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第三，双方对话题的深入和持续能力较弱。调研发现，农民工与留守儿童每次通话的平均时间在5分钟以下的占31.8%，每次10分钟以下的占65%，这种短暂的交流时间很难保证话题的深入。另外，农民工与留守子女的语言沟通除了通常进行的固化的语言交际模式外，很少会远离这种模式进入另外的话题。比如，农民工很少主动了解留守子女近段时间的心情怎么样，和同学相处得好不好，对父母有没有期待和看法。这些话题对留守子女来说，是他们更为喜欢、更容易深入进行的语言交际内容。由此可见，远在异地的农民工为了生存，为了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忍受着异地对他们的排斥，这种心情并没有在双方交流中被留守子女理解和同情。同样，远离了父母，缺少内心关怀与爱护的留守子女，心理的孤独也很难被父母所切身体会。

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与留守儿童交流时往往忽视语境化的要求。交际语言学中的语境化理论认为，言语内容及言语行为除了受到语言表述方法的内部规则影响以外，还受到外部规则的影响，这种外部规则包括社会背景、家庭环境、社会结构等因素，即语境化的环境⑥。语境化理论是将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分析交际行为的语言现象，既从宏观的社会背景因素审视具体的语言现象，又从微观的人际交流中探析具体的语言现象。这样，便于将具体的言语内容放在一个整体中进行分析，找出话语交际出现的问题及原因。根据这一理论，农民工父母经常和留守子女进行语言交际，从话语表面看似乎是关心孩子想关心的、谈论孩子想谈论的。但是，从语境化要求看，不仅要考虑到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该跟孩子进行哪方面的语言沟通，还要考虑孩子所生活的背景、教育环境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父母应该了解孩子最想了解什么，最不想了解什么。本调查发现，过半的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父母与留守儿童交流时，对家庭教育的期望非常高，孩子的学习、考试、在家是否听话等话题是每次都一定要涉及的;而对留守儿童的心情状况、人际交往状况、青春期问题交流很少。从交流内容频率的极高值和极低值的比较来看，农民工父母对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最为关心，对孩子的心情状况最不关心。与此相对应，50.2%的留守儿童对父母询问自己的学习和成绩表现产生反感情绪，37.2%的留守儿童厌烦父母经常询问自己“是否听大人的话”，而这两个话题是农民工与孩子通话时最喜欢询问的。事实上，频繁的交流某些固定话题，明显违反了语境化要求，这种固定化的模式通常容易引起孩子的矛盾心理，既期望接到父母的电话，又心存害怕，因为父母经常重复性地询问自己的学习、考试情况，这容易使留守儿童心存的一点期待被打破而显得失落，甚至对父母谈论的内容产生反感情绪。

以上调查研究发现，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与留守儿童在语言使用上欠缺一定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得体原则，以致会话古板、简单，很难达到家庭教育的交际效果;双方的语言交际能力较弱，导致沟通内容单一、沟通深度和持续性欠缺;农民工父母不太注意语境化的要求和相应的会话策略，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反感情绪。以上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双方交流的效果，不利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沟通频率与方式上，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父母应该增加同留守儿童的沟通频率，采用不同的沟通方式，以奠定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基础。也就是说，父母要积极主动地腾出时间与留守子女进行语言沟通，不能因为工作忙或是没空作为理由减少对留守子女语言沟通的次数。只有在保证一定沟通次数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保证沟通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农民工与留守子女需要提升各自的沟通策略和技巧。在一个互动的人际关系中，语言交际双方需要共同提升自己的交际策略，掌握和使用一定的交际技巧，使得整个语言交际顺利完成，并达到预期的语言交际的效果⑦。农民工父母与留守子女进行语言沟通时需要注意自身的语气，尽量以平和、尊重的语气和对方通话;留守儿童与父母进行沟通时，应该避免采取回避或拒绝的方式，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使得父母能够多谈论一些自己感兴趣或是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这样才能让沟通持续下去，并达到好的家庭教育效果。当然，双方运用电话进行语言沟通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也可以尝试使用写信等方式，以增加沟通的亲情因素。

在沟通内容上，农民工父母应该适当突破当前的路径依赖，关注留守儿童的学习方法、心情状态等，并适当向孩子介绍自身的工作及生活情况。调研发现，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与留守子女在语言沟通中较多地涉及学习成绩、是否听话等方面，这些话题是双方沟通中几乎每次必谈的内容，久而久之便形成语言交流的一种固定路径，双方每次都依赖这种路径将谈话内容进行下去。留守子女对这些内容在心理上存有反感情绪，也就是说，这种固定的路径依赖不能达到很好的沟通效果，不利于家庭教育的开展。所以，双方需要突破日常交流中的这种依赖路径。调查发现，留守子女期望与农民工父母沟通的内容涉及心情状况、学习方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及时的表扬和鼓励等等方面。由此，农民工在与留守子女进行日常语言交流时，应该以朋友的身份多关注孩子的心情，帮助解决孩子感觉困惑的问题，多与孩子讨论关于学习的方法，以自身的经验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留守子女和自己的父母进行日常的语言沟通时，主动积极地了解父母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感知父母在外务工的艰辛;积极地在父母面前表露自己的心情状况，当自己在学校或生活中受到挫折和困难时，主动向父母求助，听取积极的建议，从而实现高质量的沟通。

农民工父母应重视沟通情景，尽量多使用赞赏、表扬和鼓励的态度，针对不同话题和情境，使用不同语言和语气与子女交流。在与子女交流时，农民工父母应弱化原有的高低差距，以平等的姿态与孩子谈心，避免给彼此一种压抑感。农民工父母应该以一种平等友好的姿态与留守子女谈心，让整个交流的氛围显得愉快而和谐。不能否认的是，农民工和留守子女是两种不同的个体，什么样的语境下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语言，在沟通之前需要双方考虑妥当。在两个不同的角色扮演中，双方应该回避固有的高低差距。由于外出务工的父母缺乏对留守儿童的直接照料，所以在日常沟通中更应该多使用积极的语气，对留守子女做的正确的事情给以一定的表扬和鼓励，让留守子女的内心有一种满足感;哪怕是针对留守儿童的错误，也尽量要使用委婉的、引导式的教育语言。

协助留守儿童强化日常生活中的“联结点”，以促进家庭教育质量的提升。联结就是联系渠道的多维结点，是围绕在社会个体的微观生活环境中的支撑点。具体到留守儿童而言，其联结的对象主要是生活照料者。调查显示，爷爷、奶奶、未外出打工的母亲以及兄弟姐妹，与留守儿童长期生活在一起，这些人员可视为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的“联结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产生影响。调查也发现，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和照料者，除了给孩子提供基础的生活照料之外，很少能够对其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农民工父母在与留守儿童保持沟通的同时，要多与留守儿童的共同生活者保持联系，经常从爷爷、奶奶等家庭成员中获取关于留守子女的具体信息;也要多与这些家庭成员谈论关于采取何种方式照料、教育留守子女，并与之探讨如何和留守子女保持良好的关系。

政府部门应该鼓励并资助相关教育培训组织，利用农民工返乡等机会，开展农民工交流技巧和教育能力培训，以避免因沟通不足、沟通能力较弱等因素导致家庭教育的缺失。同时，各级学校应该多关注留守儿童，指导其采取恰当的方法与父母交流。教师应主动向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父母反馈留守儿童的在校表现，选择合适的时机，通过家访等方式对留守儿童的家庭生活情况进行了解。由此，发挥留守子女与进城务工父母沟通的“黏合剂”的作用，促进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开展。

本文作者：詹海玉、陈世海 单位：宜宾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