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宗教的相互影响

各种宗教共存于滇西北各民族中，随着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流动和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宗教信仰方面也逐渐形成了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格局。如纳西族东巴教，是融合了古代苯教、唐代传入的雍仲苯教和纳西原始宗教(原生性宗教)以及藏传佛教、道教等因素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宗教形态［1］。而摩梭人信仰的“达巴”则与东巴教同源异流，保持了以口诵为主的仪式和占卜传统，尽管也有几种象形文字的占卜书，但没有发展到如东巴教一样有庞大的仪式系统和大量图画象形文经卷的程度。丽江纳西族，以及云南宁蒗县永宁乡，四川盐源、木里等地摩梭人形成了纳西本土宗教书写与口诵两大传统和仪式系统。普米族的韩归教也是融苯教、藏传佛教和普米族原始宗教于一体的一种民间宗教。

在滇西北各民族中，“跨族宗教(教派)信仰”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自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白教)在明代传入滇西北以后，在整个明代都占据藏传佛教的统治地位。直到清初，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清朝的支持下逐渐在迪庆藏区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噶举派在滇西北纳西等族地区依然影响深远，有著名的噶举派滇西十三寺。丽江地区(今丽江市)和迪庆州维西县的纳西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而中甸(今香格里拉县)的不少原来信仰噶举派的纳西人因受改宗格鲁派的藏族的影响，也逐渐改信格鲁派。丽江和维西一些地方的藏族因为和纳西族毗邻而居或混居，也有信仰东巴教的，比如笔者在丽江市玉龙县塔城乡调研时，就了解到不少这样的事例。民国《中甸县志•大事记》中记曰:“东跋教(即东巴教)为摩些谬种民族之古教。……凡第三区三坝乡七伙头所管之摩些民族，悉信奉之。即良美、吾车、木笔三乡之摩些族人，虽与汉族同化已久，然对于东跋教，依然信仰。甚至第二区小中甸乡之少数藏人，亦以其血统中有摩些关系，于绝对崇信喇嘛教外，仍不敢漠视东跋教，每逢年节，必延东跋念经祭天。足见此教创始之久也。”［2］由此可见，有些地方的藏人信仰东巴教的习俗由来已久。据笔者调查，过去，松赞林寺在举行一般法会时，都由佛教僧侣主持，但在卜算当年收成如何以及念什么经等事时，则多由纳西东巴来占卜。从这种现象中可以看出，纳西东巴教与藏族宗教活动之间的关系。摩梭人除了信仰本民族的达巴教之外，普遍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但也有一些摩梭人信仰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宁蒗县永宁摩梭人的藏传佛教信仰最初始于元世祖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时的1253年。忽必烈率军经过四川省的盐源、木里、甘孜、阿坝和云南省的永宁、丽江等地，为了利用和争取藏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的支持，派人去凉州召萨班(萨迦第四祖)到六盘山和他会见，因萨班年老未去，而由八思巴代替前往六盘山会见忽必烈，此后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左右。忽必烈征大理时，当地的摩梭人和普米土酋随军参战有功，以后元朝便分封了一些摩梭人和普米土酋为当地世袭土目。由于元朝的扶持和八思巴的宗教活动，萨迦派在永宁得以兴盛。元至正十三年(1354年)，在永宁的格姆山下修建了者波萨迦寺。寺院最兴盛时，僧人多达500人。另外，还有蒗蕖萨迦寺和挖开萨迦寺，僧额各为200名。这三座寺的寺主历来由当地土司之弟世袭，宗教活动受土司的管理。格鲁派约在公元16世纪末传入永宁，永宁最大的格鲁派寺庙是扎美寺，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该寺规模庞大，僧侣众多，民主改革(1956年)前有喇嘛700余人。笔者曾在信仰萨迦派的永宁乡扎实村等地做过调研，当时该村信仰萨迦派的僧人还有13个。19世纪末，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传入滇西北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傈僳族和怒族逐渐信仰基督教。20世纪30年代之后，独龙族的部分群众也开始信仰天主教。这几个民族中基督教的信众不断增多，至今，基督教已经成为傈僳族的主要宗教信仰。19世纪，天主教也传入了滇西北的德钦、维西等藏区，初期经历了与藏传佛教的激烈冲突，后来也逐渐安顿下来，产生了如茨中教堂这样著名的天主教教堂。茨中村是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等多民族混居的村子，随着天主教的传入，该村藏、纳西、汉、傈僳等族居民中天主教的信众也逐渐增多，其中信仰天主教的村民最多，其次是藏传佛教。

在滇西北，除了上述某个民族皈依信仰某种宗教的情况之外，还有这样的现象，即信仰其他民族宗教的某一部分仪式或巫术。因此，滇西北各民族宗教相互影响的又一具体表现是各民族宗教专家在宗教活动中的互相配合与协作。比如迪庆州的不少藏族、彝族认为纳西族的东巴在占卜方面的法力特别大，所以很多事要请东巴占卜。1999年7月，笔者在中甸县(现香格里拉县)三坝乡调查，据当地大东巴习阿牛介绍，他从小就跟藏族人交往，会说藏语。他常常被藏族人请去做法事，为藏人做得比较多的是“烧天香”、结婚请神以及驱鬼等。特别是当藏族人家中有人有了病痛，就常常请东巴做仪式治病。有时东巴与喇嘛一起请。三坝有的纳西人有了病痛灾难等，也会请喇嘛念经。习阿牛的儿子习世林也是个东巴，他告诉笔者，藏人常常请纳西东巴举行驱鬼镇邪的仪式，他多次应“古宗”(滇西北的藏族)之邀去为他们做这样的法事。而当地的纳西族也常请喇嘛举行法事。在三坝乡，藏人向纳西东巴求取名、纳西族向藏族喇嘛求取名的事相当多。有时，喇嘛给藏人占卜，会告诉他，他应该取个纳西名字才会顺利，藏人就会来找东巴求名。纳西东巴给纳西人占卜，有时也会发现对方应该取个“古宗”名字，就告诉他去找“古宗”的活佛或高明的僧人求取名。因此，在三坝乡，纳西族和藏人之间相互求取名、相互认干爹干妈的不少。笔者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中甸县三坝乡进行田野调查时，曾多次碰到彝族群众来找纳西东巴占卜。永宁摩梭人的本土原始宗教是达巴教，在藏传佛教传入之前，在摩梭人中的影响是很深的。藏传佛教在摩梭人区域普及起来后，摩梭人的宗教信仰就逐渐形成了二元状态，一方面，信仰藏传佛教的人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很多特定的仪式和礼俗又必须依靠达巴，喇嘛和巫师达巴各有不同的功能和职司。如在丧礼上，只有达巴才能胜任旨在送亡灵回归祖先之地的“洗马”仪式以及为死者镇压鬼怪、清除路障之职。因此，就形成了在丧礼等一些仪式中同时请喇嘛和达巴各司其职做法事的习俗，丧家请几个或十几个、数十个不等的喇嘛为死者念超度的佛经，请达巴举行“洗马”仪式，为死者开路，而火化死者的时间则由喇嘛决定。火化死者时，全体喇嘛为死者念超度经。火化后，由达巴在院内主持祭祀仪式，为死者开路，让他的灵魂沿着祖先来时的迁徙之路回归到祖先生活的地方“斯布阿纳瓦”(与纳西人送亡灵的终点站相同)。迪庆州的很多藏族、彝族和丽江市、迪庆州金沙江边聚居的汉族十分相信纳西东巴和桑尼的占卜术，每遇婚丧嫁娶和不生育、有病灾等，常常请纳西东巴占卜。直到当代，香格里拉县东巴教圣地三坝乡白地村以及江边纳西村的东巴祭司和桑尼巫师常常都要接待不少来求卜的远近藏族、汉族和彝族的民众。比如香格里拉县三坝乡永壳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女巫桑尼，名叫母妞。笔者于1998年到永壳村里访问过这位纳西女巫，据母妞家人和村里的人讲，她在方圆数百里内很有名，很多藏族人很相信她的卜法，来自中甸、德钦县洛吉、安南、尼西的藏族人常常向她求卜。除了来自山南海北的人登门求卜外，她有时也被人家专程请去为人卜卦看病。

滇西北各民族普遍有神山、神泉、神林等“圣境灵地”信仰，这些信仰基于各民族的自然崇拜。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渗，产生了不同民族共同信奉一个灵地圣迹的宗教现象。如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的白水台是纳西族东巴教的圣地，对纳西人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对远近的藏族人也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东巴所说的白水台有男性神之外，民间还有白水台上有女性神之说。在白水台上有一堵巨大的石壁，状如一个妇女的腹部，石壁底部有一个形似女阴的裂口，里面有水。远近的妇女常来这儿烧香求子，因此，裂口周围被熏成黑色。人们认为这是能赐子赐福的白水台女神的象征。除了求子的妇女，男子也在这儿祭拜求福，当地老人告诉笔者，按规矩，拜者默默祷告后，要以额头碰这石壁三次。白水台不仅是纳西族的朝圣之所，也是附近藏族、彝族民众虔诚祭拜的神圣所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八，藏族和彝族民众都来祭拜白水台，藏族民众的祭拜之态最虔诚，即使下着雨，也要向白水台磕五体投地的等身长头。白水台上面林木深处有个清澈见底的泉眼，纳西人视之为灵泉，认为是司掌着大自然的神灵“署”的住所，因此，当地的东巴祭司和普通纳西群众常常来祭拜这一灵泉，灵泉附近有专门的烧香坛。藏族也视这个灵泉为神圣之泉，常常来祭拜，在泉水附近有很多藏族人拴挂的经幡，与纳西东巴插在泉水边的木牌画交相辉映，展现出两种不同文化共同尊重大自然的意识。丽江古城的重要水源地黑龙潭(玉泉公园)，是纳西族、汉族和藏族等民族共同信仰的灵泉，各族民众常去祭祀黑龙潭的自然神和龙王，藏族民众在泉畔挂了不少用于祈神求水的经幡。神山的信仰也折射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关系，如丽江玉龙雪山是纳西人的神山，是纳西民族神三多的化身。而玉龙雪山与周围的几座佛教神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位于云南藏区迪庆州德钦县的卡瓦格博(梅里雪山)，是在滇川藏甘青数省藏区都闻名遐迩的神山，在藏族的信仰里，这座神山与纳西人的神山玉龙雪山也有神秘的关系。在卡瓦格博神山的南端，有一座神女峰，藏民称之为“面茨姆”，传说她是卡瓦格博的妻子，是丽江玉龙雪山的女儿，所以，她老是面向家乡。相传玉龙雪山和卡瓦格博都属羊，玉龙雪山山神(也就是纳西本土保护神)三多有一个藏族和白族的妻子，从中也可以看出神山信仰折射出来的纳西族与藏族历史上的密切关系。

藏传佛教对滇西北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等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也就出现了藏传佛教活佛在不同民族中转世的现象，其中尤其以在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相互转世较多，滇西北藏传佛教的发展繁荣与这两个民族尤其密切相关。丽江噶玛噶举教派17世东宝活佛自玛塔清仁波切是四川稻城的藏族，而15世东宝活佛是纳西木氏土司(通判)木曙东之长子，原名木槐青;16世东宝活佛也是丽江古城的纳西族。笔者2000年1月到维西县塔城乡其宗村调查，该村是个纳西、藏、傈僳诸民族杂居的地方。纳西族人多信仰噶举派。笔者拜访了藏传佛教止贡噶举教派寺庙来远寺第六世活佛让迥•仁波切，他生于1976年，属龙。父亲是当地的藏族，母亲则是当地的汉族。他于14岁去西藏直贡噶举派寺庙止贡替寺受戒和学经，举行灌顶仪式。在西藏被认定为来远寺活佛，于1995年正式坐床。他的前世即第五世活佛是纳西族，汉名叫木云龙(又名木云龙•浪回)，1910年生，是丽江县黄山乡普济村人，在十三四岁时就被认定为来远寺活佛而来到寺中。他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堪折磨，在其宗村附近跳金沙江自尽。让迥•仁波切活佛于1997年到北京佛学院读了两年书。据他讲，他也到丽江县普济村认过前世木活佛的家和亲戚。在三坝乡的东坝，有个奇特的纳西家庭，这个家庭是东巴世家，已经有30多代的东巴传承历史，属于纳西祭天派中的“古闪”群体。如今在迪庆州和丽江纳西族、藏族地区远近闻名的大东巴习阿牛即是这个家庭现在的家长。他的第五个儿子习世林(东巴名东齐)也是个出色的东巴。习阿牛的第四个儿子翁堆于1984年到四川省巴塘县白松乡出家当藏传佛教僧人，在雪山上的一个岩洞里静坐学经6年。1997年被认定为四川省乡城县白依丁真岭寺第三序位四郎翁堆五世活佛，系藏传佛教宁玛派(红教)活佛。这是个集著名东巴和藏传佛教活佛于一家的纳西家庭。在德钦县升平镇，信奉伊斯兰教的数百回民与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杂居在一起，相互通婚，共同赶马进行长途和短途贩运，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共处一地，互相尊重，相安无事。本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因为长期以来和藏族通婚，也有改信藏传佛教的。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受到藏族文化习俗的深刻影响。笔者20世纪90年代在德钦县升平镇看到，“藏回”的男子女子都喜欢穿藏式服装和佩戴藏式的绿松石、珊瑚等饰品。他们一般都会讲藏语。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哈巴村的回族因地处纳西族乡，还会讲流利的纳西话。“藏回”这个称呼在德钦县升平镇等地被本地回族普遍认可。笔者20世纪90年代在迪庆州进行田野调查时就了解到，迪庆州有的“藏回”家庭是既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成员，也有信仰藏传佛教的成员。不少“藏回”民众有到藏传佛教寺庙去烧香磕头和在家里举行藏传佛教式祭祀的礼俗。香格里拉县金江镇车轴村，就有白、汉、苗、藏等6种民族聚居，村民们会讲汉、纳西、白、苗、藏、傈僳、怒等7种语言，至今村中依然在使用的有汉、纳西、白、傈僳4种语言。村中有龙王庙、玉皇阁、山神庙、北岳庙等8座庙，囊括了佛、道教和民间信仰［3］。又如德钦县燕门乡茨中村有藏、白、纳西、傈僳、汉、怒等民族，汉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来到茨中后，经过几十年、上百年与当地藏族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交融，使茨中形成了既有藏族特点，又兼容了汉族、纳西族、傈僳族特征的多元文化。据藏族学者章忠云1999年的调查，茨中村569个村民中，信仰藏传佛教的有214人，57户;信仰天主教的有355人，70户，其中藏族有41户，208人，汉族10户，53人，傈僳族3户，14人，纳西族16户，80人。而早期茨中村的村民则普遍信仰东巴教，到后来才逐渐发生了信仰上的变化①。怒江州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丙中洛乡是个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并存的乡，也是在最初各个宗教的冲突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和谐共处的局面。仅丙中洛乡的茶腊村，就存在着三种典型的宗教信仰现象。据舒丽丽的调研报告，茶腊村共有76户，是一个以怒族为主体民族，杂有傈僳族、独龙族、藏族、白族、汉族等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村中流行怒、藏、傈僳、独龙、汉这5种语言，该村总人口318人。其中，信仰藏传佛教的家庭47户，信教人口110人，占全村总户数的61．8%，总人口的34．6%;信仰天主教的家庭17户，信教人口57人，占全村总户数的22．4%，总人口的17．9%;信仰基督教的家庭5户，信教人口13人，占全村总户数的6．6%，总人口的4．1%。该村信仰多种宗教的家庭有7户(藏传佛教－天主教家庭4户，基督教－藏传佛教家庭1户，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家庭1户，天主教－基督教1户)，占全村总户数的9．2%，总人口的43．4%［4］。多元宗教信仰也深入到云南藏区的家庭中。德钦县有一户藏族家庭，夫妇和两个女儿信仰藏传佛教，而大女婿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小女婿是纳西族，信仰东巴教。信仰3种不同宗教的人组成了一个家庭［5］。

上述各民族宗教相互影响的多样化格局的形成，与下面一些因素密切相关。首先，滇西北在历史上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和长廊，是“藏彝走廊”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区域。分布在滇西北的各民族历史上长期相邻而居、聚居或杂居，相互之间在经济、商贸、文化、生产生活诸多方面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也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即使像藏传佛教与基督教、天主教这些最初彼此产生过激烈冲突的异质宗教，也逐渐地实现了相互间的相安无事到和谐共存。滇西北以明代纳西木氏土司为代表的民族头人实行对外开放、兼容并包的开明政策，也是形成滇西北各民族宗教和谐共存并相互影响的重要因素。丽江木氏土司在明代的势力范围包括了如今的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地区等，囊括了几乎整个滇西北地区。木氏土司在明代从中原大量引进各方面人才，汉传佛教、道教和藏传佛教在此时也先后进入滇西北地区，在木氏土司的大力扶持下得以繁荣发展，当时一些重大的宗教文化工程———如藏区首部鸿篇巨制的雕版大藏经(史称丽江—理塘版)———也在滇西北应运而生，极大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在滇西北和康区的繁荣。各民族的本土原始宗教与外来的佛、道教在滇西北和谐共存。清代，伊斯兰教等在滇西北得以长足发展。到清末，基督教、天主教传入滇西北地区，虽然初期与藏传佛教等也有过剧烈的冲突，但后来就逐渐形成了相互包容、和谐共存的局面。滇西北各民族宗教能形成上述和谐共存及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有如下启示: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基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包容和宽容，基于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习俗。各民族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了彼此文化的特色和优长，即文化的“普世价值”。而这种文化上的相互尊重与地方头人的开明态度和开放政策也密切相关。因为滇西北各民族长期以来有经济贸易上的广泛交流和文化上的“各美其美”传统，民族之间没有因为历史上有过战争等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成为世仇，相反，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这些历史上的恩怨得以化解，形成新的民族关系。比如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两族修好的例子。两个民族认同为兄弟，相互通婚、贸易，在商贸上形成了独特的“房东制贸易”［6］，在村寨的山林管理上也形成了两族协作的现象［7］。两个民族的宗教也产生了如上所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滇西北各民族的宗教文化形成了迄今相互影响、和谐共存的局面。这种宗教的和谐局面与长期以来滇西北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密切相关，而宗教上这种和谐的关系又反过来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和商贸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社会的和谐。当前，滇西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在发生变化。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在衰落，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宗教的信众以及社会性别等在发生变化，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的地区分布也在发生变化。面对这样的变迁，探讨和重温历史的经验，加以借鉴，对于促进当下滇西北各民族宗教的和谐，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这个区域的民生幸福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作者：杨福泉 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