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主义小说的革命性

自然主义并不像浪漫主义一样用粉饰现实或者留恋过去的方法去逃避现实中的丑，更不暗示什么美好的未来给读者一个美好的梦境，与这种伪装的美好相比，自然主义的坦白，就更加可贵了。自然主义也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通过揭露生活中的丑陋而揭示生活的本质。自然主义作家在作品中完全不出现个人的意志，更不对作品中的现象作任何评价，完全保持真实和客观，这是自然主义超越现实主义之处。对于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来说，这样的作品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价值和深远的社会意义。它可以让立法机关和执行法律的人，从对人类是否有益的角度，发扬那些好现象，减少坏现象。这也是左拉对于自然主义文学的作用和价值的期望。虽然说，自然主义作品的读者只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但是，只要人们能够认识到现有的社会的弊病并努力加以改善，最后的受益者还是人民自己。作为自然主义作品的读者，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是无法领会作品的真谛的。因为，如果作家要展示的内容“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客厅，一切都光辉夺目”的话，“要进入其中，必须走过一个长长的令人厌恶的厨房”［２］，对于那些生活中的丑陋，往往是人们无法发现，即使发现也不愿提及的；而自然主义作品的读者，不仅要直接面对，还要通过这样的现实来品味作品的真意。左拉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的影响下，在综合了法国医生吕卡思的《自然遗传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的观点和理论之后，提出了自然主义文学创作论，即作家创作态度的客观化和创作方法的科学化，也就是作家也执行科学家一样的使命，运用实验的方法和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创作。左拉是第一个把科学的态度和实验的方法引入文学的人，这不仅为文学创作开辟了全新的领域，更为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最主要的是，他关注到了人的生物性。从这个角度观察人类的一切行为，消解了人类的神性，突出表现了人类的生物特征，尤其是这种特征在人类身上表现出来的丑。这个观点，完成了文学创作内容由人类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过渡，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是它区别于以往的文学观的根本所在。

创作理论的革命性

在《论小说》中，左拉反复强调“真实感”。他在指出小说的功能应随时代的发展而丰富的同时，猛烈地抨击了浪漫主义。他将浪漫主义的衰落归结为想象的衰落。他认为小说家的最高品格就是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源于小说家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切的体会和如实的表达，不加任何的夸张和缩小，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因此，在小说的创作中，要求作者一定要保持客观的态度。这种客观，是一种完全置身事外的观察和记录，不作任何个人感情的介入；描写时，对所观察到的内容，不作任何与作者个人喜好相关的增删；在文本中，更不可以出现作者的主观态度，无论赞扬或贬斥，都必须绝对禁止。这个主张对浪漫主义的颠覆我们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浪漫主义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而想象和夸张后的现实，毕竟与真实的现实存在差距，即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现实生活的原貌，可这种变形后的生活较之真正的生活，只能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这种变态的生活写照，已无法适应１９世纪后半期的时发表展要求，因此，它的衰落是历史发展要求的必然。我们知道，从古希腊时期起，文艺反映现实就成为一种美学观点，现实主义一直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在１９世纪，欧洲的作家们将现实主义演绎成了一场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文学运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其庞大的结构和广泛的社会背景获得了成功，为没落的贵族阶级唱响了挽歌；后继者的文学大师福楼拜，用展示性的描写，全面地、本色地表现生活，从而更贴近现实的原貌。现实主义是要在典型的环境中，塑造典型的人物，反映生活的本质。现实主义强调典型的作用，也就无可避免地使人物和环境变得过于纯粹。“典型”成为一类人、一类事的代表，它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现实主义小说，认为理念的因素占有很大比重……直接的理念或由人物扮演着的理念，与血肉浑然、血肉丰富的生活具象仍然无法相比，并且经过岁月的淘洗，大多失去光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理念，源于当时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的审美趣味，以及作者个人﹑价值﹑美学等各方面的取向。当这种社会环境改变之后，依照这种取向所取得的“光泽”当然会随着这种环境的消失而隐退。而自然主义小说继承了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加广泛而严苛的真实，它主张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１］６９，这种纯客观，最接近事物本来面貌的描写，不掺杂任何世俗与个人的价值标准，无论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必须接受它的存在。因为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存在，这也是自然主义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相比所显示出的革命性和先进性。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欧洲的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蓬勃发展的科学事业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左拉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在福楼拜等人的影响下，提出了他的自然主义的创作理论，把科学中的实验的方法应用于小说的创作中，像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家那样去研究人的性格﹑感情﹑人类自身和人类的社会现象，通过个体的人或人的社会行为对人类进行观察、分析。自然主义创作的基本过程与科学实验相近：先要对所要描写的对象进行观察，然后产生怀疑，在怀疑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分析在实验中产生的现象，最终得到一个客观的必然的结果。

自然主义小说，是以生理学为依据，研究并处理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成员的人的行为。实验者在自然界面前不应有任何先入之见，而要使思想保持无束缚的状态，它仅仅接受已产生并得到证实的现象。这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对所记录和描写的事物，不加入任何个人的感情因素和主观看法，更不能作有关政治的、道德的以及美学的评价，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出连接某一现象与其直接原因的关系。自然主义作家的这种态度，很显然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批判，也是它自身革命性的一个体现。因为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中，作家所扮演的是上帝的角色，他运用自己的想象力，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驰骋；而在自然主义创作中，作家所扮演的是外科医生一样的角色，他只负责把生活中的现实，以本来的模样展示在文本这个手术台上。无论生活是美好或者丑陋，他都毫不掩饰的将它摆在读者面前。自然主义作家的一切行动绝不超越自然规律的范畴，更不要说摆脱规律去按自己的想法和意愿预示事物的发展方向了。这种科学化的思考方式，也是近现代科技发展的直接结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具有比浪漫主义更强的生命力。相对于现实主义来说，自然主义的这种创作要求，带有鲜明的时代性，更富于创新意识，也比现实主义“典型论”更具生命力，是对现实主义的延伸和拓展。自然主义小说创作抹杀了文学与科学之间原本泾渭分明的界线，使得文学与绘画、建筑学等艺术门类一样，享有了与科学交会的机会，从此人们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又多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左拉对人的生理和生物性的研究，主要是阐述人物受到生理上的影响而产生的某种行为和结果，更确切地说，主要是人受到血缘和遗传的影响所产生的行为和结果。例如，在《戴蕾斯•拉甘》中，写到所要研究的是人的气质，而不是人的性格。全书皆在于此。人物完全受其神经质和血缘的支配，没有自由意志，他们一生中的每一个行为都命里注定要受其血肉之躯的制约。在左拉的观念中，人与石头都受到相同的因素制约和决定着，而小说就像是一份实验报告，它的每一章都是对生理学上一种奇特病例的研究。人再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外界的环境无论怎样变化，人只作为生物性的人而存在，这其中只是看生物性的社会化程度高低而略显其不同而已。左拉小说中生物性的人的出现，是作为理性符号的“人”的神话的破灭，是对中世纪以来的人的本质的定义的颠覆和重新解释，它突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的樊篱，使对人本质的探索在前辈们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也是一种创作理念的革命。自然主义对于人的生物性的追求，并非是一味的描写物质而忽略了精神，而是一种由外向内的转变，是由描写行为来表现人的心理，甚至由人的意识上升到潜意识，这种变革是文学观念的进步，是一种革命，对现代及当代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革命性在创作中的表现

按照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所要求的那样，作为第二帝国的社会史，《卢贡•马卡尔家族》以家族血统遗传为链条，以第二帝国时期为背景，其所包括的２０部长篇小说，几乎涵盖了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每个阶层和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几乎以编年史的形式呈现了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轮廓，反映了这个时期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以环境、背景或作品直接表现的内容不仅使小说具有了严格的历史框架，更使小说的想象图景具有高度真实的历史感。无论是起义军与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场面，还是官商勾结的交易；无论是王公贵族的奢侈与豪华，还是资产阶级公寓中的糜烂与淫逸；无论是贫民窟中的悲惨和脏乱，还是交易所里的疯狂的忙碌……每一个场景，小说中都有详细和周到的描述。这种摄录式的纪录，为真实地再现当时的场景，为后世了解法国巴黎当时的生活，提供和保留了宝贵而又可靠的资料。这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典型”式的创作方法和运用浪漫主义想象夸张的创作方法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在自然主义小说中，这种繁详的环境描写并不是为了描写而写，而是与现实主义一样，是为了“限定人，完成人”而写的，并且，比现实主义的“典型环境”更加符合真实性的要求。左拉所追求的境界是将环境描写保持在一种合理的平衡中，它并不淹没人物，而几乎总是仅限于决定人物。而且在这种限定之外，还追求描写的“完备与明确”。因此，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按照左拉小说中的描写去复原一家当时存在的剧院；去感受菜市场那令人作呕的气味；去体会交易所里的喧闹，这些身临其境的感觉也正是自然主义小说带给读者的阅读的真实感。左拉小说中，不仅有完备与明确的记录，更不乏个性化的创作。左拉认为没有个性表现的作品，只能是平庸的作品。把自己的个性与要描绘的人物和事物的个性熔铸在一起，最后达到独创地表现自然，并以自己的生命使这自然具有生气的境界，才是成功的作品。正如左拉给自然主义下的定义———通过艺术家的气质看到的自然。因为人与人存在着差别，所以每个人看到的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描绘出的自然必然是带有作家独特气质的自然。左拉十分反对那种将创作变为一种词句的叠加式的写作，虽然那些作品拥有完美的外在形式，却是没有生命的。更不会有任何力量，读者也不会有任何共鸣，也更不会成为流传后世的文学作品。左拉在世的时候，法国文坛一直将他的创作视为一个异类，批评家们对他永远是贬斥多于赞扬。虽然他的作品中《娜娜》、《萌芽》等都引起了很强烈的社会反响，可是对于他对人的生理性和生物性的描写而大加批判的声音总是将小说的风采埋没。不过，在他去世后的这一百多年中，其小说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肯定。

繁详的环境描写和个性化的创作只是从宏观上论述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而将左拉作品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应该是他的语言。语言是文学的基础，所有的理论、思想到最后都要靠语言来表现。首先，左拉的语言是明白清楚的。因为他所描绘的事物是完全的真实和直接的，所以他用以描写这种事物的语言也是简明而大众的，甚至有些时候会很粗俗。但是这种粗俗却因为更易被大众接受而显示出比那些优雅含蓄的语句更珍贵的价值。其次，左拉的语言也是激越而丰富的。如果你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感到了一种动荡不安的情感，那么你就抓住了左拉语言的精魂。这种对原有的一切都要摧毁式的强烈情感，正是左拉作品中感染力的源泉。作品的语言带有的感染力的不同，更体现了作家们的不同风格。风格的不同也正体现出作家们的独特个性，所以我们能从浩渺的文字中窥视出左拉的灵魂。左拉的灵魂是不安分的，革命的，所以他的文字就变得力量感十足，充满了激情，就有了大开大合的壮美。如果把左拉的风格简单地概括为开阔，那就未免有些片面。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形象化。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左拉都竭尽所能地用文字复原他的原貌，在开阔的背景上，到处可见极具感染力的形象。一方面，他们是现实主义中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浪漫主义手法中某些精神的或者无形的存在的象征。所以，我们把左拉的风格归纳为刚柔并济，这才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故巴比赛评论说：“左拉的风格简朴，明白易懂，扎实稳重。尤其是，它的风格生动活泼，可以说十分丰厚。左拉挥笔如有神。……这种奔放的描写在所有人的脑海里始终留下和本人经历一样的动人记忆”［３］。

结论

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不仅成就了非凡的《卢贡家族》，更为现代派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左拉的小说中，象征主义的运用为现代派的创作提供了方法；他对人的潜意识的挖掘，善于从人的生理角度来展示人的灵魂，是具有现代意识流小说倾向的内心描写。左拉对文学观的革命，挣脱了前人对于文学的种种禁锢，完全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用客观真实的态度，记录了人情冷暖和世间百态。他所提倡的文学观，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因为在他之后的作家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对自身这种缺陷和不足的反思和修正。（本文作者：丁梅芊 单位：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