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文学的创作立场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不再是知识分子所独享的空间，越来越多的民众会上网或用手机聊天、发短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2年7月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9.9%。中国手机网民达到3.88亿，手机网络视频用户增长强劲。微博用户进入平稳增长期，目前有过半数网民在使用;手机微博保持较快发展，用户达到1.70亿。［6］从上述统计数据可见，这个基于数字媒体技术的虚拟世界已成为一个纷繁复杂而又无限延展的新的公共话语空间。虽然陈思和对“民间”的界定未曾涉及于此，但人们不得不开始关注和思考这一新的空间的民间性质。综观网络世界的诸多要素和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它与民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并以惊人的速度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理念，我们不妨将它看作数字媒体下的新民间。

民间立场:中国文学创作的传统

民间创作立场和民间精神历来就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传统。在贯穿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一直不乏“下里巴人”的经典:我国现实主义创作的发端、诗歌的总源头《诗经•国风》即是由民间采风而得，此风一直沿袭至汉唐。无论是汉代乐府还是唐代歌行，都带有典型的民歌风味;唐宋词虽由文人骚客“依声填词”而成，但与五代以降的民间歌曲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元杂剧(元曲)最先也是书会文人的勾栏瓦肆之作，却在不经意间引领一代风骚;最为典型的是，从民间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中演绎而成的“志怪”、“传奇”和“话本”，可谓明清小说的滥觞，之后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相继问世，学界开始意识到文学创作的民间精神并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理论探索。冯梦龙在《序山歌》里说: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浅。［7］(P．418)在此篇短文中，冯氏就明确爬梳了这种与主流文学、文人写作分野甚明的“民间性情之响”创作精神。明清时期诸多的历史、游侠、世情、神魔小说，虽系文人所作，但其中饱含的民间精神与审美趣味，无疑受平民生活和民间价值观念的影响。综观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创作立场，我们不难发现隐埋其中的民间基质。

一是“江湖”民间和市井的生活情结。基于平民创作立场的文学，其书写多是“引车买浆者流”而非“峨冠博带之士”，多为“盗跖”而非“颜渊”，有着明显的“江湖”民间和“市井”生活的偏好。《水浒传》勾画“江湖”民间社会图画，它通过展示梁山好汉的“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生活理想和排座次的严格规矩，树立了一种“江湖”意识的标杆。与之相呼应，从《水浒传》故事主干上旁逸斜出的《金瓶梅》，表现的则是都市市民的生活场景，通过都市人情百态的展示，树立起“市井”意识的标杆。应该说，在这两部小说中，形成了中国民间两个最重要最典型的文化范畴———“市井”和“江湖”。这种文化和美学批判产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事实上远不在主流教化的宏伟叙事之下。

二是民间化的道德倾向。这种民间化的道德主要表现为反正统和主流道德。在中国千百年来的正统道德中，“忠”是其基本道德尺度。“忠”代表了“庙堂”的道德规范，表达的是纵向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与之相反，民间的基本道德尺度则是“义”。“义”是“江湖”道德规范，表达的是横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平等观念。［8］(P．54)《水浒传》利用民间的“义”，赋予这些绿林好汉啸聚山林、杀人越货的性格与行为以“合法性”。《三国演义》则力图补充和消解正统道德的“忠”，比如开篇写“桃园三结义”后，兄弟三人为立功报国共赴战场斩黄巾英雄，这里将民间的“义”和庙堂的“忠”巧妙地结合一体，在兼顾了来自正统的感受的同时，强化了“刘关张”之间的“三结义”，以兄弟之“义”冲淡君臣之“忠”和亲情之爱。此外，《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沈小霞相会出师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灌园叟晚逢仙女》等故事，用的都是民间最常见和最典范的道德评判来阐释所谓忠奸善恶、功名富贵，表达富贵无常、祸福轮回等朴素的人生观，迥异于正统的道德标准和审美趣向。

三是传奇性和趣味性的偏好。这在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十分注重小说的趣味性、故事性和传奇性，并以此作为吸引读者的重要指标。从魏晋时期倡兴的专写“怪力乱神”一类的“志怪”文体，到宋、元、明代以情节取胜的话本、拟话本，再到清代文言笔记体小说，“奇”和“怪”是其中最重要的美学观念和内容要素。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专写孔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这类作品，在不致为风俗人心之害的前提下，专志“怪”、“异”。传统小说的这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艺术旨趣，无疑有着民间性叙事格调。现代的理论界非常重视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民间传统。徐念慈说:“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9］(P．294－295)他认为应将“娱乐”和“性情之刺戟”放在小说创作的第一位的重要位置。现代诗歌创作理论也强调“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让诗歌创作回到最原始的冲动。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计划，到民间开展大规模的“田野作业”，就有希望文学创作从民间汲取养分的想法。由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学创作的民间性立场有着悠久的精神传统。

网络文学:民间精神的复活与拓展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生活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一方面，网络塑造了“网络公民”这一“原生态”群像及其生态景观;另一方面，由这种“原生态”群像及其生态景观创造了“原生态”的文化景观———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把平面文学和口头文学推向虚拟世界，掀起的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崭新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可喜的是，这场革命号角刚刚吹响，新的文化景观才揭开大幕之一角。在长沙召开的首届网络文学研讨会上，许多学者从传统文学视角概括了网络文学的种种特征。一般认为，网络文学除了具有现代数字媒体传播方面诸如交互式、超链接、点击化等特点外，更有一种自由自在、非功利性和游戏化的原生态的创作特点。用精英文学的精致、技巧等尺度来衡量它的价值，恰如用直尺丈量圆面积一样费力劳神。虽然学界目前尚未给网络文学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从其特征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数字媒体时代的网络文学和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民间文学有着高度一致的基本诉求，即它与民间文学一样，绝大部分是站在民间的立场，表达民间的生活面貌和平民的情感世界。因此，它将文学还给了人民，使文学回到了民间，是网络时代的“新民间文学”。这种新民间文学———网络文学，与精英文学、通俗文学三分天下，呈现出不一样的文学景观。它既不像通俗文学那样，按照市场规则写作，以满足大众的各种需求;也不像精英文学那样，遵循人文原则，承担了某种道义和责任。它创作的原则就是为了满足自我的书写欲望。虽然三者的核心特征不是彼此绝对分割，但网络文学的创作原则显而易见，它沿着自由宣泄、边缘化和自我书写的路线，我行我素，表现出一种民间性立场和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复活和拓展了文学创作的民间精神。

(一)自由宣泄路线

网络成了网民的一个自由的圆梦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和进行文学创作，谁都可以在网上无所顾忌地逞才使气，无所约束地将自己心中所想化成文字。以至有人将网络写作讥之为网民毫无节制的情感宣泄，是一种无序的躁动和盲目的狂热。但是，网络文学正是在这种无序与盲目之中，传递了一种自由，显现出鲜活的众生群像和睿智的民间头脑。这也许就是人们对它既爱又憎的原因。网络文学创作的自由宣泄路线造就了海量的言情文本。蔡智恒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以“网恋”为题材，描述了新生代网络族上网寻找爱情的过程。在小说中，作者并未刻意追求深刻，而重在表现现代青年对情爱、人生和生命的感悟，在幽默、机智、俏皮的语境里，嵌入了真挚热切的情感，致使一篇不到两百页的小说文本成为了网络时代的经典。受《第一次亲密接触》成功的鼓舞，之后，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醉鱼的《我的北京》、蔡春猪的《手淫时期的爱情》、张韬的《理工大风流往事》等，将网络言情小说创作推向高潮，一时间，言情类作品层出不穷，泛滥网坛。值得一提的是，网络写手们在创作的时候，无论是对爱情的缱绻歌唱，还是对现实的无奈呻吟，奉行的都是一种最简单直接的情感主义路线。这种以情感的自由宣泄为代表的网络文学，带有明显的游戏心理和非功利色彩，使文学创作真正回到了它的本源，接续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民间传统。

(二)边缘化路线

网上的话语虚拟性使大部分人能自由选择说话的立场，而当今社会情境的变化又为人们的自由话语提供了更多的话题，这就促使网络写手们有一种想避开传统观念和正统道德的约束，走边缘化道路的主观意愿。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匿名创作，远离崇高。网络世界的虚拟性使之成为言论空间相对开阔的领域，这就为网络创作保留了与主流文学创作不尽相同的民间创作景观。在创作过程中，网络写手为了保持某种神秘性或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常常以虚拟的网名出现，以避免“见光死”的宿命。“榕树下”曾评选出的很多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其中作者几乎都是匿名的，就连素有“网络文学三驾马车”之称的痞子蔡、李寻欢、宁财神也不过一个网络符号而已，未曾留有真名。网络写手的这种匿名化创作，确能撕去在传统生活中的种种伪装，甩掉种种拘束，写平常之不敢写，说平常之不敢说，为文学创作回到本色和原点提供了可能。二是反正统倾向。网络文学之所以受人喜爱，是因为网络作者巧妙地利用“民间意识形态”的力量，颠覆了正统的道德和审美观念，使读者在阅读中得到正统“词典”里所没有的快感。如《悟空传》通过悲剧英雄孙悟空以及唐僧等人对命运的抗争的故事推展，以现代人的角度重新解读《西游记》的某些情节，并对仙佛等一切伪善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成为另类的《西游记》。受此影响和带动，一时间，对经典的另类解读和“后现代”、“无厘头”的语境几乎颠覆了正统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向，种种流行语、顺口溜、小笑话、小段子、微博、短信等大行其道，对各种经典和生活事件调侃讽刺，极尽插科打诨之能事，形成以“江湖之远”问鼎“庙堂之高”的态势，反正统色彩颇为浓厚。三是拒绝精英。网络文学虽系都市知识群体所创作，但大部分保留了大量的民间口语的特征，可以说是流于“键盘”和“指头”的口头文学。网络写手在写作过程中，总是想努力保持“说话”或“聊”的现场效果，这种“说话”和“聊”的状态颇似民间现场说唱的气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就“俗”和“浅”了。另外，网络写手不靠写作谋生，也无“大众化”的焦虑，其基本的创作目的是“过把瘾”，所以往往以平民的身份和姿态叙事说理，不故作高深，不拔高主题，任其保留文化快餐的特点。诚然，“过把瘾”的创作目的和作者水平的良莠不齐，使网络文学数量庞大而质量不高，难有经典之作。但是，当一大批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推出后，人们企图将之打造成为一个新的经典时，网络文学却拒绝了精英路线的维护，无论是前期的言情文本、“大话”系列，还是后来出现的纪实性博文、玄幻小说，奉行的仍然是“泛审美化”和“感觉撒播”的创作立场，这对20世纪精英文学的尚智潮流构成了出人意料的反动。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反动，似乎使之很自然地与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潮流互成支撑。

(三)自我书写路线

如前所述，网络写手们写作目的首先是“过把瘾”，不在于要通过叙事寻求超越，而仅仅在于通过“我手写我口”，创造或者美化自我的精神世界，所以它是一种充满自我表现欲望的自我书写。这从《第一次亲密接触》中作者对痞子蔡与轻舞飞扬的智力大比拼的极力表现可见一斑，这种自我的表现在作者笔下达到了一种极致，以致有网友批评其有卖弄之嫌。不仅创作如此，阅读亦然。阅读和欣赏他人的东西，有感而发参与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在网络创作中是常有的事。最典型的是网络接龙小说。作者在网上发表了一部分，读者阅读后有感而发或灵光闪现，便给接续下去。“榕树下”网站也曾经专门组织过这种小说接龙活动，创作出诸如《网络上跑过斑点狗》、《风中玫瑰》、《寻找宝马》等接龙小说。网络文学这种率性的互动创作，增强了创作过程的自我和自由色彩，这是精英文学创作少有的景象。自我书写路线的另一个表现是严格遵循“好看”原则，以极强的趣味性和传奇性吸引读者。如张韬的《理工大风流往事》在描写现代大学生那如春花般绚丽而短暂的青春的同时，巧用众所熟知的三国人物特征爆出一个又一个的另类笑话故事，勾起无数人的阅读向往。蔡智恒的《4:55》突出的是传奇性情节。小说中写“我”与一行为怪异、与众不同的女子———辛蒂蕊拉同乘一趟车，她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如遇蒲松龄笔下的狐媚，浪漫而新奇。在近年来走红的《诛仙》、《小兵传奇》、《狼的诱惑》、《哈利波特》等玄幻小说里，作者总是力图逃离现实的羁绊，将自我主体置于各种想象的空间，借助于武侠小说的豪情、神怪小说的浪漫、科幻小说的玄想，网络游戏的机智、好莱坞电影的奢华、古典诗词曲赋的高雅等等驳杂多元、怪诞另类的极端视角诠释和表现自我，完成自我内心情感和梦想的书写。

结语

近三十年来，由于社会情境的巨大变化，文学创作受到市场语境的挤压而逐渐式微，在此情境下，文学必须寻求新的支撑点来解释和表达自身的价值。网络空间的隐蔽性、交互化、边缘化的特质为文学的这种诉求提供了可能。网络文学中的“民间性情之响”和“山野之歌”，有着精英文学所没有的可贵之处———因为与权力和功利性写作相去甚远，看上去虽既“俗”又“浅”，然而，浅则浅矣，“情真而不可废也”。［10］(P．418)当然，有论者认为，网络文学面临着来自精英文学、通俗文学的各种诱惑与挑战，并存在着被相关理论误读的可能，因此对如何保持民间性话语立场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担忧。李杭育曾对文学的“根”做了诗一般的论述，他指出文学的“根”不属于主流的“中原规范”，而是在这中心之外的“老庄的深邃，吴越的幽默”，以及楚人的“讴歌鬼神”，因为他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8］。网络空间已然为一个公共话语场域，那就决定了它必然成为现代新民间文学耕耘的宝贵“田野”，为民间文学提供不竭的“源头活水”。网络文学的民间性创作立场使之与民间文学具有难以割裂的近亲缘关系，并决定了网络文学的精神之“根”始终植于广阔的网络民间这一沃土上。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网络文学这一新民间文学复活并拓展了文学与民族文化的民间传统，使当代文学创作回到了古老的常态，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起点，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维度。（本文作者：杨汉瑜 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