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翻译的功利性探析

翻译选材以教育为目的

晚清时期，国难当头，为了救国保种，一些思想启蒙者开始传播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旨在开发民智，促使国人警醒。儿童是国家的希望，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股翻译引进儿童文学作品的洪流。翻译内容主要集中在探险、科幻、学校教育方面，题材有寓言、童话、小说等，如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教育小说、冒险小说、科幻小说等。晚清包天笑所译的几部教育小说如《馨儿就学记》（1910）、《苦儿流浪记》（1912）、《埋石弃石记》（1912）曾受到之后的中华民国当局教育部的嘉奖。其中以《馨儿就学记》影响最大，先后发行数十万册[2]。当时对于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翻译颇为引人注目，他的作品不仅被大量翻译，而且有的作品还出现了多种译本，如他的名作《八十日环游世界记》当时曾先后出现了六种译本。晚清时期译者注重选择具有启蒙、教化内容的翻译文本，旨在激励儿童追求知识、崇尚科学，并没有重视到内容方面的儿童特色，大多不涉及儿童情趣及游戏心理，并不能满足儿童对于阅读的本体需要。这样的选材以教育为目的，对于儿童是否乐意接受并没有过多的考虑，成人对于儿童的功利期待被放到了首位，翻译目的对于翻译选材的决定性可见一斑。

翻译方法实用第一

晚清时期由于译者重视译作针砭时弊的功能，因而忠实原文被放到次要的位置。改译、增删的翻译方法是当时的主流，林纾就曾因漏译、误译和删节而为后代评论家所诟病。有的译者甚至在译文中随意夹杂自己的评论或创作，如包天笑所译的《馨儿就学记》甚至把自己小时候清明时节的扫墓经历也掺杂进去，一切人名、地名、风土、习俗、文物全部中国化了。当时还流行转译的方式，即通过其他语言的译本翻译过来，凡尔纳小说的翻译半数以上是据日文本转译的。[3]晚清梁启超所译的《十五小豪杰》译自日文版，而此书的日文版又译自英文版，原文是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作品，因此梁启超的翻译属于第三道转译，被称作典型的“豪杰译”，其忠实原文的程度之低可以想象。当时较少有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来保留原文的儿童性和艺术特色，改译、增删也不是为了儿童阅读的便利，而是为了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转译更是把忠实原文抛到了九霄云外，种种令当代译者匪夷所思的形式无一不体现出教化的目的对于翻译方法的影响，体现出成人对于儿童的功利期盼。

翻译文体崇尚古韵

晚清时期的译文大多以文言来表达，周作人曾在他的文章中批评晚清时期陈家麟、陈大镫所译的安徒生童话是“第一不幸”，把“照着对小儿说话一样”的安徒生童话变成“用古文来讲大道理”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文言的表达无法体现儿童语言活泼、简洁、口语化的特色，不利于儿童的阅读与接受。有的译者采用了浅显的文言表达，如上面提到的《馨儿就学记》的译文，这样的表达在文言中算是简洁易懂的了，但仍然属于书面语，对没有经过传统语文系统训练的儿童来说，阅读或是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困难。此外，对于小说的翻译大多沿袭传统章回体结构，多以成人的口吻叙述。晚清时期人们开始重视儿童对于国家未来的积极作用，但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采用的却是成人的欣赏习惯和当时流行的文体结构，这样的形式没有考虑到儿童的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与其说是当时的译者对于儿童心理的无知与忽视，不如说体现了译者对于儿童传统语文方面的教化目的，这一目的决定了译文文体的基本面貌。其实，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虽牵涉到儿童文学方面的内容，但在主观上并不全是为了儿童，并不是以儿童的需要为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成人的文化理想和功利目的，借翻译之名，行教育之实，因此在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翻译文体上呈现出上述功利化特色。

结论

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从选材、翻译方法及语言表达三个方面体现出当时社会对于儿童的功利化期待，凸显了目的第一的原则。这样的儿童文学翻译说教气息浓厚，缺乏儿童文学所特有的趣味性与儿童特色，没能考虑到儿童的接受，这是当代译者所要摈弃的。但这样的译作在当时的影响却很大，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具有自身合理的存在价值。这至少说明一点，儿童文学翻译具有功利性的一面，可以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需要。在当今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时代，在强调儿童个性发展的氛围里，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儿童文学翻译中，要把儿童文学翻译与国家和社会对于儿童的期盼结合起来，这是译者切切不能忘记的基本信条。（本文作者：赵国春 单位：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