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畲族服饰文化的传承
霞浦畲族服饰文化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畲族人民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较大转变。大多数畲民在日常生活中都不会穿带有鲜明民族标识的民族服饰,取而代之的是各式流行服装。只有在畲族旅游景点或表演舞台及畲族婚嫁庆典上,才能看见畲族人身着民族服装。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畲族人白天都穿畲族服装,晚上大都又换回时装。更多时候,畲族服饰成为畲族群众在节日活动或民族旅游开发中用于接待游客的礼仪性服饰。畲族服饰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发生了动摇,使得畲族服饰文化走向式微。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畲族服饰制作工艺技术的衰变
畲族人民自古便有“菁客”之称,“织绩木皮,染以果实,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是他们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从很早以前他们就开始耕种苎麻等可用来制作服饰的农作物。霞浦与生产丝线而闻名的浙江苍南和平阳毗邻,这些丝线也成为畲民制作服饰的重要材料。新中国成立以前,畲民所穿衣服的布料有一半以上是使用自己纺织的纻布制成,即时的畲村可谓“家家种苎,户户织布”,苎麻种植面积占有很大比例。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机织布、化学纤维布、涤纶、人造丝等新式布料进入霞浦畲族聚居区市场,逐渐取代了原先自种、自纺、自织的纻布或棉土布,成为畲族服饰的主要面料来源。畲民衣服尚青蓝或青黑色,历史上用作染料的植物是蓝靛。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蓝淀(靛)。蓝有两种,叶大高者谓马蓝,小者谓板蓝。郡中多板蓝,霜后割取,浸巨桶中,再越宿,乃出其枝梗,纳灰疾搅之,泡桶微白,久之渐青。泡尽,淀花与灰俱除,乃澄,蓄之而泻出其水,则淀可滤而滤矣。”明清时期,畲民大都用自己种植的蓝靛作染料来给纻布上色,但因制作染料过程繁杂,耗时费力,且有脱色现象。民国以后,畲民大都用传入的化工染料,放弃了植物染料。80年代以后,传统的服饰染料基本被废弃,越来越多人选用价格便宜、染色方便、不易脱色的化工染料。使得畲民制作传统服饰的染料技艺失传,加快了文化多样性的丧失。畲民长期生活于山野之间,一直过着“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上世纪80年代前,很多霞浦畲民家中还都有纺车、牵苎车、架、缠线车、梭、经帘、织机等纺织工具。这套工具都是用竹和杉木制成,经久耐用,一般能用上百年。从收获苎麻到织布,要经历破苎丝、捻线、纺线、抽苎、拉线、织布等过程。在传统的社会里,畲民妇女的日常劳作之一是制麻、纺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畲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改善,传统的纺织工具已无法适应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畲民的服饰制作工具逐渐消失。
2.服饰制作艺人的后继乏人
制作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烈的乡土气息的畲族服饰,织布、蜡染、编织花带、刺绣等繁杂的工艺程序,都需要有专门的技巧。编织花带是畲族妇女的基本功,畲族女孩编织的花带色彩鲜艳,有蓝底红花、绿底白花、白底黑子纹饰多种款式。畲族服饰还有一特色是刺绣色彩鲜艳明快,图案精美,从事刺绣者以男性居多,他们会在女性衣裳、被单、鞋面、烟袋等上面绣上精美的创意图案。而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霞浦畲族的传统服饰制作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共处等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实行了“引导型社会变迁”。这一时期对畲族人民而言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来自西方模式的全球性现代化全面启动;另一方面,来自其他发达民族主流文化以及发达地区的经济影响进一步加深。在外部压力(国家引导)和内部动力(自然发展)的双重力量的作用之下,畲族发生了深层的社会转型,既包括社会的基本价值,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心理,道德价值信仰等隐性结构的改变。[2]除了社会转型这一深层次的原因外,个体需求的转变也加剧了畲族服饰文化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畲族中特别是青壮年出于改变生活现状的需求,他们离开了家乡进入城市打工,出于适应环境更好地适应社会,以及谋求个人发展的合理动机,他们不再穿戴本民族的服饰,而且,每次逢年节,回家探亲之际他们想到的却是为父母、亲朋带上一两套合身的时兴服装。因此留守的妇女中除了老年人还能偶尔见到她们身着极为简易的凤凰服饰样外,中年妇女就很难见到她们着民族服装了。60-70年代富裕的畲族家庭,在嫁娶时照例要请成衣匠裁制几套凤凰服,30多年过去了,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些衣服穿破了,有的则转送他人,少数的则压在箱底,留作死后寿衣之用,如此情况没有新衣增补,凤凰服总体量上年复一年的正在减少。有些妇女认为穿凤凰装必须梳凤凰髻,而凤凰髻的梳理十分费时,出于省时的考虑她们也不再着凤凰装了。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的审美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改变,畲族人民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精力去从事没有了需求的染织、刺绣等民间工艺的学习与制作。畲族传统服饰已经渐渐失去了市场,王坛成衣匠钟石玉师傅告诉我,“偶尔还有一两位东家要制凤凰服,但制衣的面料和刺绣图案的五色丝线却无处可买,只得作罢了”,随着老艺人正慢慢老去而年轻人更少有人涉足此道,畲族服饰面临着技艺流失的危险。
畲族服饰的保护与传承
畲族传统工艺技术是经历数千年积淀的人类文明瑰宝,它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一样需要人们精心地加以保护、研究、整理,在原有基础之上得到传承和发展,这已经是一个摆在畲族人民面前极富深刻含义和现实意义的话题。事实上,解放后霞浦博物馆,民宗局等相关部门在收集和展览畲族服饰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们多次对霞浦境内的畲族文物进行普查,向民间征集了大量的畲族服饰,作为博物馆展览品。此外,他们还配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等展览馆收集畲族服饰展品进行地域性文化交流。但作为人们日常用品的服饰大量的精品依然留在民间,使人们无法看见,仅牙城一层一个村庄就有上百件畲族服饰,近些年自发性的民间收藏风气也正在形成,溪南半月里村就办起了收藏馆,这种民间收藏馆因区域限制无法给参观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霞浦畲族服饰的全貌,而博物馆又因参观人数少出于资本考量除节假日很少向公众展览。因而不可再生的畲服正一天天逐步减少,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应尽速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对畲族服饰进行包括工艺流程在内的技术记录,对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民间技艺者进行采访,使这门工艺技术得到保护。近些年,一些民族文化研究者通过他们有效工作和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周文中,邓启耀等人所主持的“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一研究的基本构想是通过与当地民族真诚的持续合作,使各民族增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提高对其文化进行自我传习,保护和发展的能力。他们认为民族文化的保护(conservation)必须是基于本民族自觉的内在的意愿,而并非靠这内在限制,并非外来的开垦,而应强调自动的演讲(evolution)。这种自我传习与保护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借助外力自我拯救的过程。[3]
在自我传习与保护过程中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学校教育往往与传统思维冲突,于是学校成为服饰文化最早退出的场所,我们建议:在一些民族学校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乐于接受本民族的审美传统,把自我传习与保护引入课堂,使得课堂成为一个培养传统技术的基地。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使学生从小热爱它,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自我传习与保护还要注意与经济利益的关联。怎样在自我传习中使传习者得到利益,反过来成为一种良性的自觉的保护也不是不可能的。比如,景宁有家制衣企业就在畲族服饰原有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服饰现代语言进行有规模的生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家企业做的是从文化输入到文化吸收,再到文化输出的过程,我们为此而欣喜的同时也要提醒的是,民族民间服饰的保护与传承需要的是其文化的理解与情感的投入,否则生产的产品会显得苍白和粗糙。在民族的日常着装变成欣赏性、礼仪性的服饰今天,节日集会、舞台演出成了畲族服装展示的主要场所。霞浦畲族成衣匠雷英设计的大襟刺绣连衣裙,在传统式样工艺基础上做了创新,在宁德地区首届“金裳银饰”服装比赛中她获得“畲族服装设计特别奖”,她把畲族服装的民族性、时代性、大众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古老的畲族服饰焕发了时代气息,深受畲族人民的欢迎。由此,我们应该更加注意在传习与保护中对人才的培养,只有拥有优秀的人才畲族服饰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也只有拥有高素质的人才畲族服饰才有延续发展发扬光大的一天。(本文作者:龚任界 单位:福建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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