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对中医学的影响研讨

兴办官药局

为了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北宋设立了官药局，是官方经营的药业机构，其职责是收购民间药材制作并出售经炮制的药材或成药，并参与政府组织的赈济医药活动，1076年在京都设立了以制造与销售成药的官办医局太医局熟药所，到了宋徽宗崇宁二年，另设修合药所两所，专管制作成药，政和年间熟药所更名为医药惠民局，修合药所更名为“医药和剂局”，徽宗在大观年间诏令将其所售制剂处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作为药局制剂规范。药局也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及至边疆镇寨，在当时药局不仅具有一定规模，其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也较完善，在医疗保障和成药推广方面作出贡献。

完善与医有关的慈善制度

北宋除设医官院外，还设有其他类型的社会医疗保障机构，在宋徽宗时期逐渐完善。安济坊:宋徽宗于崇宁元年于各路置安济坊，收容“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者，给予医药，患者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并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居养院:居养院始于唐代的悲田福田院，宋代承袭，徽宗崇宁四年赐名“居养院”，主要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对居养人月给口粮，日用钱，病者给医药。漏泽园:崇宁三年徽宗命各地择不毛之地建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无名尸体，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有积极意义。这些机构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减轻了人民的疾苦。此外，据陆游的《避暑漫抄》载，宋徽宗在政和初年，曾下诏废除毒药库，库中所存附子、马钱子、信石等毒药，是由两广、川蜀等地进贡而来的专用于毒死有罪的大臣的，徽宗认为，即使臣下真有不赦之罪，当明正典刑，岂宜用此?遂罢其贡，废其库，焚其药，这一举措受到朝臣们的广泛称颂。

重视医学教育

北宋的医学教育受到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兴学的影响。庆历年间设太医局，专掌医学教育，但隶属太常寺，此时医学教育并不十分景气。熙宁年间，太医局脱离太常寺独立出来，正式设官建制，并将三舍法用于医学教育，促进了太医局的发展，为中央和地方州郡卫生组织输送了人才。崇宁年间，徽宗非常重视医学教育，设置“医学”，与太学等同级并列，共同从属于国家最高学政机构国子监，医学的组织管理和学生待遇一概“仿太学立法”，考察试补之法仍仿太学，分公、私两试，三舍分等考选，不仅看理论学习成绩，而且注重医疗实践能力。这一举措使医学纳入国家官学系统，医学校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吸收了不少儒生学医，医学理论和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医学”取代太医局成为宋代主要的医科教育机构，但是到了宣和二年，由于内忧外患，下令“诏罢在京医算学”而终，此后医学教育仍归太医局掌管，虽然医学设置间有反复，但为医学教育的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另外，宋徽宗还在全国州县设立地方“医学”，州、县医学隶属于当地提举学事司，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

编撰、校订医书

1校订《证类本草》

唐慎微以个人之力编纂了《证类本草》，载药1558种，但因为无资刊行，“其书不传，世罕言焉。”集贤院学士孙觌得以见到《证类本草》一书，非常喜爱，命所属官员校正，由通仕郎行仁和县尉管句学事艾晟作序，然后出资募集刻工镂板刊行，“以广其传”，以“利于世”［1］，在校勘过程中补入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有关内容，冠以“别说”以示出处。因首刊于大观二年(1108年)，被后世称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此刻本传至朝廷，宋徽宗十分赞赏，认为此书可垂济万民，于政和六年(1116年)“乃诏节使臣杨戬总工刊写”，继又命曹孝忠“校正而润色之”，曹孝忠“删繁缉紊，务底厥理。诸有援引误谬，则断以经传;字画鄙俚，则正以字说。余或讹戾淆互缮录之不当者，又复随笔刊正，无虑数千。”［2］于政和六年(1116年)成书，命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其虽源于唐慎微个人之作，但经政府校订颁行，就具有了药典性质，代表宋代药物最高成就，直到李时珍《本草纲目》面世，一直是本草学的范本。

2编纂方书

宋代政府组织方书编著成就巨大，出现了著名的官修三大方书，其中《和剂局方》和《圣济总录》两部均为宋徽宗时期所编著。《和剂局方》创始于宋神宗时期的《太医局方》，为“熟药所”的配方底册，在其基础上，大观年间，宋徽宗命医官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将官药局所收集的制剂处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共5卷，21门，记载医方297首，时称“大观二百九十七方”，是该局制剂规范，后经多次增补，颁布全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法典。此书方便实用，“可以据证验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虽失于浅显，但给医生和患者都带来了很大方便，在两宋盛行200余载，成为临床医生的处方手册和药局的配方蓝本，影响至大。“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3］以至于后来与刘河间的《宣明论方》成为学医者必读之书，形成了“北宣南局”的局面。其所载方剂如苏合香丸、藿香正气散、川芎茶调散、参苓白术散以及妇科常用的四物汤、逍遥散，儿科常用的五福化毒丹、肥儿丸等，至今为临床所常用，有的仍是常用中成药。宋徽宗年间还编写了宋代最大规模的方书《圣济总录》，宋徽宗感于圣人所创医学“历年既久，流弊滋甚，糟粕具在，而精意不传”“悯大道之郁滞，流俗之积习，斯民之沉痼，庸医之妄作，学非精博，识非悟解。五行之数，六气之化，莫索其隐，莫拟其远。”［4］于政和年间，诏令征集当时民间及医家所献大量医方，又将内府所藏的秘方合在一起，由曹宗孝等8位医家历时7载整理汇编而成，以宋徽宗名义颁行，又名《政和圣济总录》。此书是宋徽宗仿宋太宗诏编《太平圣惠方》，但在编排上已较《太平圣惠方》有明显进步。全书200卷，把运气内容列于全书之首，这与宋徽宗崇信五运六气学说有关，“运气”之下还有“叙例”“治法”等篇，相当于全书的总论部分，自“诸风”起至“神仙服饵”各门，相当于全书的各论部分，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养生、杂治等，共66门，较之《太平圣惠方》分1000余门明了简洁，许多疾病的归类也比较合理。每门之中先列“统论”，词简义赅，总括本门，其下又分若干病证。凡病因病机、方药、炮制、服法、禁忌等均有说明。全书共载医方约2万首，内容极为丰富。既有理论，又有经验。在理论方面，除引据《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亦注意结合当时的各家论说，并加以归纳阐述;在方药方面，主要选取民间经验良方及医家秘方，疗效比较可靠。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北宋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学术思想倾向和成就。由于宋徽宗笃信道教，信奉养生，所以书中专列“神仙服饵门”辑录了延年益寿药物、辟谷之法、唐以来常用的导引、按摩以及吐纳服气等方法，并有道家符禁等内容。

3亲自撰写《圣济经》

宋徽宗不仅重视医学，而且深入研究医学，并有很深造诣，亲自编写过一本名为《圣济经》的医书，在《圣济总录》序中说:“朕感于医生虚实不分，率意用法，草石杂进，夭枉者半，可胜叹哉!”故“万机之余，著书四十二章，发明《内经》之妙，曰《圣济经》。”［4］该书编成后，宋徽宗自矜其书，认为可以“跻斯民于仁寿，广黄帝之传。”［5］应朝廷近臣之请，在政和八年五月，宋徽宗“诏颁天下之学校”，作为医学生的教本，又令全国的医学校“课试命题”皆根据《圣济经》的内容;到了九月间，与《黄帝内经》《道德经》并称，同为医博士的考试用书。《圣济经》成书不久，辟雍生吴褆为之作注。全书共10卷，40章，论述了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孕育胎教、察色诊脉、脏腑经络、病机治法、五运六气、食疗养生、中药方义等诸多方面的理论，藏书家陆心源认为此书“探五行之赜，明六气之化，文浅而意深，言近而而旨远。”［5］又取类比象，以深刻的哲理提示医理，是学习《素问》之阶梯之书，也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中医理论专著。徽宗亲自撰写的《圣济经》与诏令编写的《圣济总录》，一经一传，相辅相成，从理论和临床反映出北宋时期中医学的基本面貌。

结语

宋徽宗赵佶作为皇帝，在历史上留下风流奢靡、昏庸怯懦之名，但他在书法、诗词、绘画以及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是后世对他的评价。在位25年，改革医官制度，兴办官药局，完善国家慈善制度，重视医学教育，主持修订并亲自编撰医书，对中医药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在《刻圣济经叙》中曾这样概括宋徽宗:“以天下为儿戏，自取败亡。然于岐黄家言，实能深造自得，其敕定之《证类本草》《圣济总录》至今亦奉为圭臬。苟使身为医士，与同时诸人较长絜短，岂在朱肱、许叔微下乎?”（本文作者：王永恒、冯伟、周计春 单位：河北以岭医院、河北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