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经济虚拟化与经济理论的演化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经济理论学派。该学派秉承古典主义传统，深信市场力量的有效性，认为如果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地发挥作用，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衰退、失业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如果没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干预，私人经济将是内在稳定的。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依据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和货币中性等来否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相机抉择。一般来说，政府干预市场通常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对这两种手段均进行了否定。对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通过“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否定。他们认为如果政府为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理性的个人将会预期政府将来一定会为弥补政策赤字提高税收，他们就会减少当下的消费，而将一部分收入进行储蓄，这样政府虽然扩大了支出，而民众却减少了同样的支出，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于货币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们坚持古典两分法和货币中性，认为货币只是蒙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即货币决定价格，就业决定产出，货币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此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还依据“动态不一致”(dynamicinconsistency)命题来质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即当政府出台某项经济政策时，可能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政策总是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当政策出台时，客观经济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政府不得不考虑政策的再次调整;二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政策的力度也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总是存在超调或调控不足的问题。据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试图干预市场、烫平经济波动的想法实在是一厢情愿，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动态不一致问题的存在使政府政策的可信度大大降低。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聪明才智寓于广大民众之中，而非集中在华盛顿”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出清(marketcleaning)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核，而理性预期、货币中性、动态不一致、弹性价格和弹性工资等假设构成了其理论的保护带，而政策无效性命题则成为其自然而然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束手无策，面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和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秉承了古典主义传统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核心思想，或者说其理论内核是一致的，即都相信市场的不完全性，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步骤是通过吸收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的某些思想，对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全新的诠释，用粘性理论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刚性学说，即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调整其理论的保护带对凯恩斯主义作了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新凯恩斯主义对其理论保护带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产品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引入菜单成本(menucost)、长期合同(long－runcontract)、信息不完全(non－perfectinformation)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riskanduncertainty)等概念，从微观层面证明了商品市场的非出清可以是一种持续状态;二是对劳动市场的非均衡(失业)，新凯恩斯经济学家们通过效率工资(efficiencywage)、内部人———外部人模型(inside－outsidermodel)、隐性合同(implicitcontract)和交错合同(staggeredcontract)等理论证明了劳动市场的工资既不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完全弹性，亦不同于凯恩斯所说的刚性，而是粘性的;三是对于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引入了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证明了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亦可以是一种常态。粘性理论说明，自由经济并不能保证各类市场的瞬时出清，价格在调节供求关系方面并不总是有效的。在粘性条件下，当经济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如果任由价格和工资自行调整达到新的均衡，且不说能否实现均衡目标，即使能够达到新的均衡，这一过程也将是缓慢并且痛苦的。这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减轻社会的痛苦。

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其研究对象均是市场经济，任何一种理论或者说学派的成长都离不开与竞争对手的碰撞和相互借鉴吸收。20世纪70年代末，理性预期主义的标志性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评”(LucasCritique)①，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微观行为个体的加总，而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却找不出任何微观行为个体的影子，即凯恩斯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样，一旦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或偏好发生了改变，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卢卡斯批评”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重要问题，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化，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界线日益模糊，出现了一体的趋势。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来说，个体的理性预期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也正是在建立其微观基础的过程中，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新凯恩斯主义者从市场缺陷出发，力图通过考察这些缺陷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来解释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它们与失业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承认货币在长期中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政策在短期仍然可以起到平滑经济的作用。通过对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们发现前者比较适合于长期分析，而后者则更适用于中短期情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经济虚拟化:对主流经济理论内核及其保护带的改变

20世纪70年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人类正式进入虚拟货币时代，即货币的发行不再有相应的储备要求，完全成为国家信用的一种表现。货币的虚拟化打开了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大门。所谓的经济虚拟化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以有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和房地产等为主要表现的虚拟资产，其种类和数量以及交易规模不断膨胀和扩张，以虚拟资产为主要载体的虚拟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并且成为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现象。经济虚拟化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运行模式，并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及其保护带形成了巨大冲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经济虚拟化的影响:

(一)价格是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吗?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价格或者说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资源的流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一般均衡理论正是通过找到一组价格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均衡的。应该说在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而在经济日益虚拟化的今天，这一结论就不能完全成立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两套完全的经济运行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系统来说，边际成本对于价格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实际价格形成过程中，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一般遵循成本加成定价规律，而对于虚拟经济系统来说，主要是人们的心理预期而不是边际成本决定了价格，这对于虚拟经济系统内的资源流动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微观层面来说，当前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涉足金融领域，比如，对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像通用电气(GE)这样的标志性传统制造企业，其下属的金融公司所创造的利润已经占到整个公司利润的半壁江山。2007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性公司当年所实现的利润占到了全美公司当年盈利的40%以上。从国际层面来说，对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基本格局的解释，不管是绝对优势学说、相对优势学说、资源禀赋学说，还是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均是认为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贸易的产生和流向，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本质上是美国凭借其发达的虚拟经济系统从全世界吸取资源供其消费，使其已经高度虚拟化的经济得以持续运转，而这种格局与相对价格没有关系。因此，随着经济虚拟化的深入，以预期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日益成为另外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价格所决定的只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流向，其重要性在不断下降。

(二)虚拟财富是真实财富吗?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国外购进来的物品。”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一开头就明确阐明了其对国民财富性质和源泉的理解。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理论是当前主流经济学认识财富本质的基础，该理论认为某种物品的边际效用越大，其价值就越大，其所代表的财富量就越大。长期以来，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对财富的认识本质还停留在实物阶段，即财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反观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财富构成，我们发现以各类有价证券、不动产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构成的虚拟财富占整个家庭财富的比例持续升高，在大多数国家都达到了50%以上②。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信用经济，财富作为一种社会范畴，本质上所反映的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虚拟经济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信用逐渐成为价值关系或者说财富的核心。一方面，以信用为核心的银行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富的社会表现形式，以信用为载体的虚拟财富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信用在广度和深度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就是其重要表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财富与有形的实物财富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我们可以将财富定义扩展为:财富是能够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某种价值属性，该属性即可以是有形的客观实体，也可以是某种观念上的抽象存在。

(三)资本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吗?

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的探讨是当前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托宾曾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永远使经济学家们着迷和神往的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从早期的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到后来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估算实际上都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技术给定，得出经济增长率由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决定。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国的劳动增长率在一定时期大致是稳定的，因此，经济增长率主要决定于投资。而从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来看，要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均衡，储蓄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储蓄应该等于投资。因此，我们说在短期，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也可以说取决于储蓄率。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该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超低储蓄率的国家，199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仅为5.7%，2005年至2007年这一数字则接近于零，1992年至2007年，美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3.2%，美国是如何在如此低的储蓄率的情况下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呢?显然如果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逻辑我们找不到答案。长期以来，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其总产出的比例一直在7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对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起头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陈志武的测算，美国家庭总资产约为73万亿美元，其中约有35万亿美元来自过去10年的价值增值，劳动收入年积累的储蓄只有1.5万亿美元③。另外，2003年至2007年美国繁荣的房地产业由于价格的上涨而为美国家庭财富的增长贡献了6万亿美元。家庭财富的大幅增长刺激了私人部门的消费，并拉动了经济增长。因此，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已经高度虚拟化了的经济体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力量，既不是劳动和资本，也不是技术，而是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一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力量。

主流经济理论与当前的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不同理论学派之间的斗争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9年和1981年英国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共和党人里根先后上台执政，为解决失业和经济停滞问题，他们分别采取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自由化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古典主义开始复兴，并在与凯恩斯主义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的经济学家们组成的咨询专家为这些国家开出了以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建议，并被采纳，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救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开出了私有化的先决条件。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以自由化、私有化为典型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开始在经济理论界和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流行开来。从本质上来说，“华盛顿共识”就是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重现，它坚信市场这只看不手的力量，试图恢复萨伊定律。但是，从最后的政策实践结果来看，“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运动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但这并没有影响新自由主义前进的脚步。例如，格林斯潘曾担任美联储主席达18年之久，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巨大，其一贯理念就是深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认为如果市场中出现了泡沫，理性个体会形成准确判断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使泡沫和风险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即理性个体的自利行为会产生一个高效运行的金融市场。但是，如果央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例如为戳穿资产泡沫而提高利率，就很可能带来经济的衰退。由此，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预防泡沫的产生，而是一旦泡沫破裂，央行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以避免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带来过大的破坏性冲击。而且，格林斯潘还进一步认为，金融机构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能够实现股东和社会的长期利益，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多干预会窒息该市场的创造力与活力，进而会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正是秉承这一理念，美联储及相关机构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金融创新行为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反而积极进行鼓励。例如，1999年美国颁布了《银行现代化法案》，废除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实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的规定①，鼓励银行向全能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方向发展;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则取消了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取消了关于投资银行经营不得超过15倍杠杆比率的上限规定。21世纪初，随着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为防止经济的衰退，2001年美联储在一年之内就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降至2%以下，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经常性贸易逆差带来了大量回流美元，这两个关键因素使美国国内流动性异常充裕。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部门的发展吸收了大量流动性，因此，并没有出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大幅上扬，但是却使得金融市场和房地产部门出现了“非理性繁荣”，特别是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上出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创新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对金融监管的规避和分散风险，但是，所谓的分散风险其实只是风险的转移，即将个别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的风险转移到整个社会，这反而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由“次贷”事件引发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巨幅动荡。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思想在政策层面的实践导致了这场被称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经济虚拟化与未来经济理论的演化

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解释经济现实，为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重要经济问题提供理论解释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某种政策要为经济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所接受，必须为政策主张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因此，经济学各学派的出现和发展大体上都要经过这样的三部曲:新的经济问题———新的政策主张———新的经济理论及新学派的形成。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是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航海贸易的出现而出现的，当时的西欧商人从美洲运回大量黄金和白银，新兴的商人阶级认为通过交换所获得的金银就是财富，一国要实现富裕就必须在贸易中遵循多卖少买、甚至不买的原则，这就是统治欧洲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重商主义思想。在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各国都积极推行海外贸易，积极扶持工场手工业，但是这一政策却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那就是农业部门的衰落，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法国表现尤为明显，到头来，人们不得不重新讨论面包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重农学派出现了，该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农业部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贸易和交换并不创造新的财富。18世纪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深深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历程，工业革命的出现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堆积如山的工业产品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必须为新产品寻求海外市场。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系统阐述了分工、贸易和市场等对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奠定了以自由化为基调的古典经济学的根基，斯密指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以价格为核心的自由市场机制可以实现市场的有效运行，即达到被后人所称之为的一般均衡状态。后来经过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等人的不断完善，古典经济理论日臻完善，并成为指导市场经济运行的主流思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以自由放任为核心思想的古典经济理论面临着严峻挑战，面对高达25%的失业率和接近三分之一的产出下降，政府不可能再秉承“不干预”的政策了，此时，解释危机并提出相应应对策略的凯恩斯主义取代了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笃信市场机制的古典学派而成为新主流经济理论。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而对于标准的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是不应该同时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分别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以自由放任为核心思想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取得了优势地位。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随着经济问题的不断出现和更替，新的经济理论也会相应地不断涌现，任何一个理论学派都不可能永久地处于主流地位，不可能成为永远不倒的常青树。

2008年9月，作为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次贷危机演变成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面对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质询，格林斯潘对自己此前的政策理念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其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所出现的三项重大失误将会使其铭记终身:一是认为监管越少，市场就越有效率的意识形态令其惶恐不已;二是对其先前所信奉的金融机构的自利行为可以实现股东的长期利益这一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动摇;三是认为已经流行了数十年的现有风险管控模式，甚至整个“智性大厦”(intellec-tualedifice)在此次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彻底崩塌了。格林斯潘的反思值得我们深思，但是，如果我们对格林斯潘的反思再进行“反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格林斯潘反思的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的过度虚拟化，而理论和政策层面均没有跟上现实的发展。经济理论的演化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任何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一般都是来源于一系列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当前的主流经济理论实质上还停留在对实体经济运行的解释上，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方式，虚拟经济的崛起使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加入新的视角和纬度，可以预见经济虚拟化将开启经济研究一片崭新的领域。（本文作者：张国庆、薛华 单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