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山英雄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对周氏兄弟故乡绍兴的风土民俗的注目同时也就内在透视和更加深了对二周的精神风土的理解。木山英雄写道:“说到鲁迅其人的乡土意识，这里首先要指出:终生抱有如寡言而全力实行，或者彻底到敌我俱灭的复仇等等与追求再生的老大文明之生机相关的理念，将这些探求到民族精神之神话传说的古层(传统的深层———译者)而意识化和加以表现，作为这样一位作家，他对于与治水的神话英雄大禹有关的会稽山麓，和‘卧薪尝胆’十年，最后灭了宿敌吴国的古越的复仇立国发端而来的绍兴地方传统，是有着相当的自觉的。”〔2〕(P379)

其实，不仅是对周氏兄弟故乡是这样的，对于与传统渊源深厚的中国古典旧诗，也抱着同样浓厚的兴趣。1996年，木山英雄借来北京日本学中心任职的机会，多方走访在京文人学者中热心旧体诗写作的名人，又广泛搜集各种版式(公开、自费出版，乃至私家版等)的旧诗集，展开了有关“文革”后出版的中国旧体诗的研究。从1994年至2002年，木山英雄共发表了十篇谈旧体诗的连载文章(其中涉及到聂甘弩、胡风、舒芜、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李锐、杨帆、潘汉年、毛泽东等)，主要涉及80年代以来出版的旧诗集。古典诗词具有着抒情言志的悠久传统，所以，木山英雄关注“文革”后的旧体诗，“与其说单单在于这种文学样式异常的死灰复燃，不如说有更深刻的思想史原因。那就是要从另一个视角另一种学术方式，进入那个他不懈思索的孕育了鲁迅、周作人的现代中国历史，并对自己所曾经憧憬过的革命中国的复杂历程做出回顾和总结。”〔2〕(P402)同时，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出木山英雄对古典诗词和文学的特殊的情怀。他写道:“当时我受到聂绀弩等人所作旧诗的很大刺激，感到有加强处理这个问题的理论武装，或者说自我正当化的必要，总之，是某种思想准备之必要。就是说，在由于政治强力干涉而公开的一切表现手段都被剥夺了的情况下，于个人素养上仅有一点联系的旧文学形式却得以重新发挥力量。”〔1〕显而易见，对传统旧诗有如此的兴趣，实际上也和他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密不可分。

在《北京苦住庵记》第五章“流水斜阳太有情”，木山英雄引录了《知堂回想录》中的三首打油诗，尤其是对第一首“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作了精辟透彻的解说。表面上看，这首诗“一面将与和议派的秦桧有个人宿怨关系的慷慨诗人的缠绵和对前妻的思念之情诗引入诗中，一面点出与夏王朝创始人大禹之像曾安放于其中故而闻名的该废寺以及与情诗有缘的沈园，再加上‘流水斜阳’之颓败感，表达了沦陷中对乡土故国的思念”。木山英雄认为，要点在结句的“太有情”上。木山考证，“‘有情’一语出自晋之风流才子卫玠避乱南方途中身心憔悴欲渡长江，见其‘茫茫’之势百感交加于胸中而慨叹‘苟未免有情，复谁能遣此’的故事(《世说新语•言语》)”，继而认为:“而‘太’字于知性机制下更使咏叹转向内心。”〔3〕(P85)木山英雄进一步提到，在写于1939年的随笔《禹迹寺》中，周作人也引用了这首诗，并写道:“今年一月中寄示南中友人匏瓜厂主人，承赐和诗，其末二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这未免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一点或者也正是禹的遗迹乎”，木山英雄就此指出:“所谓‘禹的遗迹’乃是指与儒家味十足的尧、舜有别的圣人禹，其包括治水传说在内的具体而让人感到亲切的实践躬行事迹，周作人在文中对此表达了深深的敬慕之情。”联系到困居上海的北大的旧同事沈尹默以诗传达的忠告，木山认为:“仿佛相当准确地触动了周作人的心事。”〔3〕(P86)沈尹默的原诗是: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4〕周作人以为“指点得很是不错”。年底，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接着引用两天后的日记，这样写道:“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渝。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如有财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将以上几方面联系起来，木山英雄认为:周作人“他所欲描画的与其说是‘禹的遗迹’，不如说更在于孔子的‘生活之艺术’，这一点毋庸置疑。”再明确地说:“正如有关禹迹寺的诗可以作为包括如此思想性的东西来阅读那样，既然作者本人这样要求，这首诗的慨叹乃发自欲参与临时政府的自觉，当无可置疑。这中间的消息，不免显示出他一面保全了自己的体面，一面不断后退的文弱之士的虚荣，然而，这恐怕是看错了他自己所承担之位置的一种观点吧。”〔3〕(P86—87)论证丝丝入扣，理解也是句句在理，且不说这一分析的结论是否与事实相合，但就上述的对其旧诗的分析与感悟，分明展示出木山的旧学功底和古典素养。也正因此，木山的解读，受到了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传统关系研究的陈平原的高度赞扬，他深有感触地指出:“这与作者的旧体诗修养深大有关系。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新文学家的旧学(包括旧诗)感兴趣，但因自身学术素养的限制，说得不到位。选择了‘现代性中的古典’这样的好题目，可实际操作中往往力不从心。而木山英雄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旧体诗词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从事过专门研究，这种学养很少人能够企及。”

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王瑶起，历来就被关注。在被视为经典性的代表作《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王瑶探讨了鲁迅全部创作所浸润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与其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的重要关系，着重突出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他指出:鲁迅“一方面固然引导无情地抨击旧文化中的消极方面，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向传统历史中探索那些积极的因素”。〔6〕(P35)他认为，鲁迅从少年起就从未间断接触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除了里面所孕藏着的思想内容外，自然也得到了许多艺术上的感受，也吸取了很多艺术表现方法，当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加以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并形成了鲁迅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王瑶认为:“鲁迅作品的风格特色是与‘魏晋文章’有其一脉相承之处的，特别是他那些带有议论性质的的杂文”。并且认为，鲁迅接近魏晋文学，又是与章太炎有关的。他强调指出:“鲁迅不只通过章太炎的‘战斗的文章’接触了魏晋文章的笔调风格，启发了他以后研究魏晋文学的志趣，而且对于章氏的这些意见他也是基本上同意的，因而也直接影响到了他自己的创作风格。”〔6〕(P41)不同于王瑶单纯从积极的方面考察鲁迅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木山英雄对鲁迅与传统关系的理解视野更为宽广，挖掘得更为精深。

木山英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和独到的理解，更深刻的是看到了在这个国度里传统文化的巨大重压和潜在影响，他指出:“亦不能忽视中国革命之内部与外部的敌对者不断以这个传统的陋习为反动的立脚点，反而强化了这种批判的的持续不断。就是说，革命之风云激荡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面与老大文明自身陋习斗争，一面稳步地试图实现其转化的过程。”〔2〕(P98)他注意到鲁迅和周作人本身与传统复杂的精神联系，认为，鲁迅始终与传统保持一种对立的批判抵抗关系，在中国历史的巨变过程中，作为“一介文人的鲁迅”“在这种历史大转折的精神关口上得以经受住考验，无疑在于他对传统的批判抵抗是根本性的和竭尽全力的”。〔2〕(P98)但是，鲁迅绝不是虚无的态度，他在引述了鲁迅在30年代关于传统的话语后，认为:“鲁迅30年代的发言，与面对传统置以‘一切还是无的’的‘五四’时候决然对立的态度，当然有着语调的变化，但‘抵抗’、‘对立’、‘蛻化’、‘偏向’等观点却一向不肯动摇。”〔2〕(P99)与此相对，在木山英雄看来，对于五四时期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周作人“早已聪明地注意到这种文化批判所孕育着的枯竭之危险的”，他认为，“在周作人那里，最终的达到点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而表现为‘国粹，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药味集•序》，1942)的。”〔2〕(P100)那么，这个中国的传统或者固有精神意味着什么呢?木山英雄看问题很透彻和深刻，他认为中国传统并不在诸如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或语言上的古文“这些可见有形的地方发挥作用的”，木山英雄认为:“儒教不仅仅包括孔子思想，还包括正统的思维与体制的凝缩，古文也不仅仅局限在语言，同时还是(正统思维和体制的———译者)世无比肩的文饰基础。”〔2〕(P100)

木山英雄把诸子看作是体现了儒教的具体层面，换言之，是儒教的具体体现，所以，更容易对人和生活产生更为直接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构成一种传统。他说;“在诸子那里，中国这个民族的固有思想方法和处世法之可能的形态得到了相当自由的展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即使在狂涛般的欧化风行之际，诸子的思想方法和处世法在新的知识分子身上，至少是作为比喻的材料，依然经得住考验而成了活的遗产。”〔2〕(P100)表现在鲁迅身上，木山英雄认为，“鲁迅对孔子其人和儒家作风几乎带着近于发自性情上的厌恶情绪。”〔2〕(P105)他指出:“过了四十岁的鲁迅自己斗争的这种前倾姿态，本来便缺乏持续的契机。虽像自我似地喷发出来，然而，同时也伴随着自己对于这种‘毒气’、‘鬼气’的憎恶与对所爱者的顾忌，总无法在自我意识上得到完结。”〔2〕(P110)同时，木山英雄认为:鲁迅说的“随便”和“峻急”那种对句性的表现背后，很难想象会有弟弟那样的韬晦的意味，“曾经于西欧的‘精神’里引起强烈共振的他，心中之国粹乃至青春都不复存在，他的自我最终和那个未接受此‘精神’的中国之黑暗相互缠绕在一起，未能像弟弟那样获得拯救。”〔2〕(P109)当然，周作人也感到了自身的矛盾性，如木山英雄指出那样:“很早，在鲁迅称为新文学运动中的一员还不到几年的时候，弟弟周作人就对一般还没有摆脱概念的抽象性的新文学感到启蒙的必要，关注作为文学个性化之源泉的‘地方’，而讲到‘近三百年来’浙东文人‘如名士清淡’的‘飘逸’和‘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这样两种流向(《地方与文艺》，1923)。那时，讲这番话的周作人无疑自觉到这种风土气质的两面分别在自己和乃兄的内部是有一些的，而以杰出的比喻所作的分析至今富有启发意义。这又和鲁迅所述因中了庄子韩非之‘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后面》，1926)这种自觉非常吻合。”〔2〕(P379)但是，和鲁迅说的“随便”和“峻急”“意思有相当的不同”，如果说鲁迅是对立的两极，周作人是调和统一的对立。按照木山英雄的说法，就是:“周作人所谓的两个自己，是他对于自己的意识及自我的韬晦态度，清醒的自我统摄、驾御，甚至分而利用两个自己的机能，而保护自己免受艰难的外界之侵扰。可以说，这终归是决计作为个人而活下去的个人主义，……。这是试图置身于动荡的历史之岸边而安身立命的周作人的‘聪明的韬晦法’。不幸的是，在日本军占领下的北平，他被要求出来担当傀儡政权的要职，然而‘儒家’这套坚固的盔甲所保护着的他那‘灵魂’，即使在‘汉奸’的污名之下也不见受到致命损伤的痕迹，使他得以淡淡而不倦地谈论属于人事中的自然方面的‘民俗’。”〔2〕(P109)

作为新文学的代表，鲁迅和周作人始终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选择，在与传统的不断的抵抗中或走向现代，如鲁迅，或回归传统，像周作人，这二者的个案折射的是整个新文学的历史和精神史，以二周为媒介，考察和把握“清末的“文学复古”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内在联系，以及向现代性转化过程中的文学与语言变迁，特别是口语与书面语的离合转换关系，成为木山英雄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木山英雄那里，他关注的是现代中的传统，或者说现代中国中的传统中国，包括语言问题和文体问题，还有鲁迅、周作人与章太炎的关系，以及晚清和五四的关系，而由于周氏兄弟和他们的师长的关系，在这个传统里，晚清和五四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本质看，文字语言内里包涵着古典传统的现代转换，透过它可以把握现代与传统的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精神联系，揭示在文字语言背后深层的现代意蕴和各类观念竞争角逐的张力，思考“五四新文学”的血肉化或者“本土化”的过程，这是木山英雄关注语言问题的根本所在。木山英雄指出:“我一直以来对语言问题很关心，好像友人认为我是很超前的，其实，我的观点与近来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那样时髦的话题没有关系，我只是重视将中国过去称为‘语文问题’的问题和五四新文学理念的具体化(本土化)相关联起来。我觉得新文学的具体化其最关键性的过程即五四退潮期的周氏兄弟的苦斗，包含了兄弟俩通过追溯清末的体验，而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文学革命的努力。在此，因五四而应该超越了的清末旧的逻辑成了超越五四新逻辑的契机。”〔1〕

木山英雄认为:在语言观上，从康有为到吴稚晖的谱系与章炳麟到周氏兄弟的谱系，这两个谱系的对峙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对于这个对峙恐怕也是不要固定地去思考为好。如果称前者为普遍主义的，后者则可以说是差异主义乃至特殊主义的。在此，存在着超越语言观的更大范围的思考方法的对峙。即前者有与对立于自然且欲统治自然的人类总体之经营的‘文明’相连通，后者则和各自的固有风土相适应的个性生活样式的‘文化’有相通之处。”〔1〕本来，“文明”与“文化”在英国和法国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但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因对自己的落后性有觉悟，故强烈意识到两者的区别，而对特别重视语言和诗歌的国民文化之探索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给面对西洋而产生了落后意识的亚洲以强烈的影响。“中华文明”本来是普遍主义的，当时日本的儒学家都在研究。到江户时代末期，渐渐发生变化，出现一种“国民意识”。〔1〕显然在他看来，语言和诗歌与国民文化紧密相连，最能体现文化的传统和“国民意识”。日本文化与文学充分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木山英雄“个人素养上仅有一点联系的”则是“旧文学形式”，包括语言与诗歌，文化根基里是传统的文化积淀的留存，这成为他关注、理解外部世界和研究对象的兴趣所在与重要思想资源，也就必然对包含着传统内涵的诸如旧诗词、旧市街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表现出对内存着传统因素的周作人诗歌深刻的理解，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取鲁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选择和周作人的转向与传统回归，以及二者与章太炎的精神联系。

在木山英雄看来，与排满种族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晚清“文学复古”潮流，是“文学革命”前史的一个侧面，“然而其内容却不可能以‘文学革命’的逻辑全部加以穷尽”。他特别指出章太炎“反古复史”之“文学复古”论的意义，认为:“是直面本世纪初世界史现实，致力于将中国文明从其自律性基础开始重建的不懈努力的重要部分。在其中，极端的反时代性与超越了同时代乃至其后的‘文学革命’时代观念之局限性的远见卓识不可分割地糅合在一起，难以单纯用进步———反动的尺度来衡量”。而且，受其思想的直接熏陶，周氏兄弟与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一无与伦比的体验，为即将来到的新文学准备了不可代替的基础。”〔2〕(P209)显然，木山英雄对于周氏兄弟与章太炎及其传统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已不单纯局限于思想上以及文章之间的风格与特色影响问题，也不是简单、表面和孤立看待“文学革命”，而是，把“文学革命”与“文学复古”联系在一起，在周氏兄弟对西欧前卫性的理解与章太炎复古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中，复杂和弹性地理解和把握周氏兄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及其由此带来的自身缠绕的矛盾纠葛关系。中国新文学，由于提倡以白话口语代替古典文言文，对于“四千年吃人历史”的形象性的自我否定，以及还有作为文学理念的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主张等等的“文学革命”而划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新时代，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定见，而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似乎也不证自明。但是，木山英雄对此发出置疑，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学革命”的前史之一“便是与清末的种族革命运动深刻结合在一起的‘文学复古’潮流，这一现象至今依然使人兴味盎然。”〔2〕(P210)

木山英雄认为，在章太炎那里，是明确将“国粹”、“汉学”即“国学”作为种族革命的文化基质。不过，“在章的宏图大略里，固有的生活样式或诸种文化(国粹)和学问(国学)的自律，是国家民族独立的基础，正因如此，它们不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木山英雄看来，与“五四”时代的“国粹”和“国学”的反动相比，“章的这种对于自律的热切意志，在时代样态和主体内涵方面都具有不同意味，而在这一时期里他的开放性思考达到一生的高峰;再加上他痛感于传统学术逻辑性的欠缺并试图在自己独特的思想斗争中加强这种逻辑性，因而，这使得他在狱中积累的思索合着政治斗争的漩涡迸发成极富强度的语言，因其过于独特，有时不免达到奇谈的程度;然而就连这种奇谈，也足以显示传统学术在二十世纪全力以赴地与新世纪的现实相对垒的壮观。”〔2〕(P212－213)木山英雄从文学概念、诗与诗人、小说的问题和文学语言，包括修辞问题等几方面，考察了周氏兄弟与章太炎的关联性，揭示“文学革命”与“文学复古”精神联系，同时，也没有忽略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周氏兄弟经由了章氏‘文学复古’的熏陶，几乎同时又体验了对于西方式‘主观之内面精神’和‘个人尊严’的渴望;他们借用严复的旧式译语‘性解’表现西方天才、‘诗人’、‘精神界战士’，在与他们的声音相呼应的同时，留下了文学语言的大胆试验成果。”在他看来，就师徒间而言，他们都是基于现代焦虑和文化困境，在现代思想的极限处一同挣扎、战斗，有着卓绝的经历和深刻的体验，在对中国传统和西方近代文明的批判与超越中开拓现代性思路，这中间的关系只在文学语言的层面上讨论是无法穷尽的。木山英雄将章太炎的影响放射出三条走向，认为，章氏的小学由黄侃和钱玄同等嫡传弟子所继承，东方哲学的构筑则触发了熊十力、梁漱溟的儒、道、佛三教间各种会通的尝试，而他在《民报》时期独特的思想斗争最全面的继承者，就是鲁迅。他举例道:“鲁迅在那篇一看便知是模仿章炳麟的《四惑论》所写得未完的论文《破恶声论》中，把蔑视固有宗教、礼赞富国强兵、强制国家义务的‘国民论’与主张文字、语言万国通用、放弃祖国以求统一差异性的‘世界人论’作为批判的标的，指出他们所依据的‘科学’、‘实用’、‘进化’、‘文明’观念不过是肤浅皮相的西欧认识的产物而已。仅仅浏览一下他所批判的项目，便可了解他是如何从相反的角度与其师有着相似的问题意识。在此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这一巨大的矛盾，似乎已经在最初的十年里选择了鲁迅作为他的象征。”（本文作者：刘伟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