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礼到傩戏的演变分析

周代傩礼———古傩的样板

先秦傩仪中最为完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周傩，被称为古傩的样板，而且由于被列入五礼中的军礼，所以作为中国傩礼的源头，其所确立的一系列形式对后世影响极大。宋高承《事物纪原•驱傩》中说，“周礼有大傩，汉仪有侲子。要之，虽原始于黄帝，而大抵周之旧制”［７］３１０。

（一）三时之傩

虽然傩礼是周代官方烦琐礼典制度中的一个很小的项目，但由于其是严冬腊月中的两大岁时礼典———大蜡和大傩之一，所以备受朝廷重视。《礼记•月令》中记载了国难（傩，下同）、天子难和大难三种傩礼。“国傩”也称“国人难”，是指季春之月以天子和诸侯为主体的王城周族设置的傩礼，“命国难九门磔禳，以毕春气”。郑玄注曰：“此难，难阴气也。阴寒至此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命方相氏帅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之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天子难”是指在仲秋之月天子举行的傩礼，“天子乃难，以达秋气”。郑玄注曰，“此难，难阳气也”；“大难”是指在季冬之月有民众参与的规模最大的傩礼，“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郑玄注曰，“此难，难阴气也”［１０］。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三种傩仪的规格是有所不同的。《周礼注疏》中贾公彦疏曰：“季春之月，命国难。按彼郑注，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行而出，故难之。……云‘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者，按彼郑注，阳气左行，此月宿直昴、毕，昴、毕亦得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亦随而出行，故难之，以通达秋气，此月难阳气，故惟天子得难。云‘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者，按彼郑注，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故难之。”［１１］３８１

（二）周代傩礼的基本形式

《周礼•夏官》中记载：“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圹，以戈击隅，驱方良”。郑玄注曰：“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贾公彦疏：“郑云‘方相’犹言‘放想’，汉时有此语，是可畏怖之貌，故云方相也”［１１］４３１，４７４。周代傩礼中方相氏已是四人，且“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形象，其职责是“时傩，以索室驱疫”和“大丧，先柩，及圹，以戈击隅，驱方良”。王国维说：“面具之兴古矣，周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似以为面具之始。”［１２］王氏说法虽值得商榷，但可以看出方相氏的“装扮”和“表演”色彩。“执戈扬盾”虽是“时傩”之道具，但在“狂夫四人”手中定是动作剧烈的舞蹈动作，而且是“帅百隶”的群舞。同样在“大丧”时，到了墓地要“以戈击隅，驱方良”，一定也是以狂热的舞蹈动作，砍杀各种疫鬼（方良即魍魉），以免它们惊扰了亡灵。

秦汉宫傩三制的世俗化

秦汉时期，由于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使傩礼也冲破了周代礼制的束缚，第一次在政治性宗教礼典的基础上，加入了鲜活的世俗成分，初步向世俗化演变，创造出了新的格局。

（一）秉承周制的秦———西汉傩礼

秦傩在史料上几乎没有记载，但秦时应该有傩。《史记》卷１２１《儒林外传》唐张守节正义曰：“颜云：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传以秦坑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１３］西汉的傩礼，《汉旧仪》中记载：“方相率百隶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撒之。”［１４］《礼纬斗威仪》中记载：“（西汉）以正岁十二月命祀官持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１５］西汉傩制与周制已大不相同：一年中只有“正岁十二月”一次傩礼，即周之大傩。没有了春傩和秋傩，而春傩和秋傩分别是“国傩”和“天子傩”。此二傩的取消，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傩礼的逐渐大众化。方相只有一人，百隶还在，但增加了童男童女；增加了乐器—土鼓，以及以“桃弧、棘矢”射杀疫鬼，以“赤丸、五谷”驱鬼（或慰鬼）的傩俗。由此可见，西汉的傩制的确比“周之旧制”相对要复杂些。

（二）“驱鬼咒词”———东汉前期傩礼在世俗化方面的突破

张衡在《东京赋》中所描写的大傩场景，真实地记录了东汉早期的宫廷傩礼：“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氏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必毙。熄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绝飞梁。捎魑魅，斫獝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冷，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象，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慑，况魃蜮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于是，阴阳交和，庶物时育。”［１６］与秦—西汉傩礼相比，东汉前期傩礼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程序上复杂了很多，内容也更加丰富了。方相还是一人，但手执斧钺。没有了百隶，童男童女只剩下了童男———“侲子”。他们身着黑衣，头戴红巾，用桃弓苇矢射鬼，用石头瓦砾打鬼，用水泼鬼。增加了巫觋，且手持桃枝扫把打鬼。而且有骑兵加入，他们举着火把将恶鬼赶往四方荒凉之地。然后方相把天池上的桥梁拆掉，使恶鬼再也不能回来了。最后，在大门上立起郁垒和神荼二神的桃偶，他们监视着各个角落，捉拿漏网之鬼。这样，宫廷里就干净了，没有了不好的东西了。于是，阴阳调和了，风调雨顺了，来年一定万物丰产。东汉前期傩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驱鬼咒词的出现。根据意思，“捎魑魅……况魃蜮与毕方”应该是一段驱鬼咒词。驱鬼咒词的出现，是傩史上的一大突破。因为从史前到先秦，在傩礼上虽一定有呼喊之声，但驱鬼咒词就不仅仅是呼喊了，而是有具体内容的说唱了，东汉前期的傩礼在世俗化方面较之此前更进了一步，更具有观赏性了。

（三）“方相与十二兽舞”———东汉末期傩礼

在世俗化方面的里程碑式的标志《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东汉末期的傩礼：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天子）乘輿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汝）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三省过，持矩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百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垒、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５］３１２７－３１２８。

东汉末期傩礼时间上有了变化，是“先蜡一日大傩”，在蜡日的前一天进行大傩，这和其他朝代的驱傩时间都不相同。人员上有变化，增加了中黄门、冗从仆射和黄门令，最为重要的是增加了“有衣、毛、角”的十二兽。程序上更为复杂，驱傩人员准备就绪后，“夜漏上水”精确计时，文武百官各就各位，皇帝乘龙舆来到前殿坐定，黄门令向皇帝报告：侲子等已准备就绪，请批准逐疫！傩礼开始，由中黄门领倡“十二兽吃鬼歌”，侲子们和，然后跳“方相与十二兽舞”。再由方相率领十二兽和侲子们欢呼着索室逐疫，一共要进行三遍。然后手持火炬把疫鬼驱赶到端门外，端门外骑兵将火炬传给宫门外骑兵，宫门外骑兵又将火炬传给城门外骑兵，最后将火炬弃入洛水，表示将疫鬼赶下了水。仪式结束后，皇帝向百官赏赐苇戟和桃仗。

东汉末期傩礼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十二兽”的出现，这是傩礼在世俗化方面的里程碑式的标志。在傩礼的开始阶段，中黄门领倡、侲子们附和“十二兽吃鬼歌”。“倡”其实就是一种似唱非唱、似说非说的“艺术形式”。“倡”过之后，就是舞———“方相与十二兽舞”。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说，“汉制大傩，以方相四，斗十二兽，兽各有衣、毛、角，由中黄门行之，以斗始却以舞终”［１７］。这一“倡”一“舞”，实际上标志着傩礼中已出现具有情节的艺术形式，这和先秦原始的傩仪已有本质上的区别，也显露出些许傩戏的端倪。

从史前有关傩的神话传说，到周代的傩礼和秦汉的宫傩三制，我们不难发现，傩这一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到了秦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时期，在其仪式上的显著变化—开始有了世俗化元素。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傩仪的世俗化又前进了一大步，及到隋唐时期成为主流，最终促成了傩戏的产生，从而也验证了中国戏剧的起源同宗教祭祀仪式间的密切关系。（本文作者：刘振华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