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恽代英宗教观发展轨迹

恽代英在大学期间，经常参加武汉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曾担任青年会夜校的义务教员。1917年8月，恽代英与同学梁绍文应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到庐山牯岭参加夏令会。在夏令会期间他对基督教徒的嘉言笃行和善心非常赞赏，建议非基督教徒要以基督教徒为榜样，提高自身修养，双方互相砥砺共同进步。通过参加这次夏令会，恽代英对基督教徒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也借鉴了基督教徒的修身经验。恽代英参与组织成立的互助社也吸收了青年会的经验：互助社每次开会，首先是静坐，其次是诵互励文。这与青年会的诵经、祈祷非常相似。互助社的引人向善的宗旨与青年会的道德讨论也有近似之处。恽代英这一时期的“立品救国”的理念受了基督教的启发。恽代英是较早关注并支持教会自立的知识分子之一。1917年，还曾经帮助他的同班同学王安源筹办地方教会。恽代英对武汉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寄予厚望：“宗教独立亦急要事，现今宗教家颇不乏因受外人扶助而爱国心薄弱者，故不可不独立。惟独立之能力，果充分矣呼？”[4]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团结一致，相机行事，促成这一事业的成功。不久，他又强调“基督教独立与传教方法之改良，乃中国乃基督教之一大事”，他还鼓励青年会干事“渐结同志，勇猛审慎以进行”[5]。汪伯平深受恽代英的启发，以改革教会自任，实行宗教救国。通过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恽代英认为基督教青年会并非只是基督教徒的团体，在青年会中也有许多进步青年。他在非基督教运动中，也肯定了基督教对社会的贡献。1926年5月在岭南大学演讲时，恽代英解释说：“我们亦是常常被人误解的人，譬如人家知道我是反对基督教的，他们便以为我是如何不尊敬耶稣，不尊敬基督教徒与他们所办的教育慈善事业。其实这许多是误会。”对于教会中人“，我确亲眼看见有些好人，而且我要承认我自己实在受了教会中好人的若干影响。教会所办慈善事业，我相信有很多都出于外国先生们个人的好意。”[6]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一文中，他指出，反对文化侵略应该注意几点，不要反对一般教徒，教会学校学生和留学生，他们这些人中间，不少真诚爱国的人。对于有基督教信仰应该劝其脱离教会，或者“努力谋教会的自立……对于教会的自立运动，与其说是反对，毋宁说是提倡赞成”[7]。

恽代英宗教思想还受到儒家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在1917年的《恽代英日记》中多处提到基督教与孔教问题。他非常重视伍廷芳论孔道的文章，并在日记中大段摘录[8]。尽管恽代英没有对此做任何评论，但他在解释不能信仰基督教的理由时，原因之一就是有违礼俗。这反映了恽代英学生时期复杂的思想。他还认为，基督教思想也有不及墨子之处，“基督教舍己乃有升天亲帝之欲望，尚不如墨子纯以兼爱之理舍己”[9]。总之，在这一时期，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互相碰撞，使得恽代英的宗教思想前后不一，甚至有互相抵触，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他强调宗教信仰没有必要，宗教阻碍人类进步，宗教应该废除。另一方面他还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对基督教徒良好的人格和情操非常赞赏，从中还吸收了青年会在学生团体方面的经验。

恽代英在中华大学读书期间，有“立志终身教育事业”的打算。毕业之后受校长陈时的邀请留校任教，开始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恽代英并不赞成阶级斗争，他鼓吹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推行“力行救国”。他认为“：热心去革命的，须知革命不是治疗百病的神方，便在破坏一方面，亦非能具备几个条件不能生一点效验。这样，便我们决不可只任我们血气之勇，不学问，无修养地闹什么革命。”[10]《我的宗教观》一文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恽代英的宗教思想。针对“少年中国学会”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会的决议，恽代英认为应该暂时撤销，原因是对神的存在应该持怀疑态度。“我的真意思，原不至绝对反对神的存在，原不至不承认宗教有或然的真实价值。”对于教会的现状，恽代英认为，他们之中不乏好人，“只是他们太看中了传教，太看轻了做实际的事业。一切行为，太分多了精神于引诱人信教的那方面。”[11]恽代英曾经主张教育救国、人格救国，倡导养成善心，达到“立品救国”的目的。他对工读互助情有独钟，创办了利群书社，发扬互助精神，培养青年，促其进步。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教育救国实践的失败，恽代英逐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开始谋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团体，李大钊、毛泽东、赵世炎、张申府、刘仁静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曾经是该会会员。恽代英宗教思想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此时，他开始用唯物主义的理论批判西方唯心哲学，改变了学生时代无神论的立场，提出了“怀疑论”。这说明恽代英还没有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不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宗教批判的理论武器。恽代英“怀疑论”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其宗教思想的矛盾。在宗教讨论的过程中，无论是恽代英还是陈独秀，他们受基督教徒思想的感召，甚至敬佩耶稣的伟大人格，赞同人格救国。经过“少年中国学会”举办三次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讲，参加学会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对基督教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对基督教在华社会事业予以了肯定。

1921年8月，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恽代英是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这一时期，恽代英宗教思想呈现出批判性，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论述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必然联系。恽代英指出基督教文化侵略以帝国主义经济实力为后盾，“耶教所仰赖的完全是外国人送来传教的金钱，耶教的生命便系在这种金钱的上面”[12]。打倒基督教的方式是谋求中国经济的独立。恽代英从经济角度论述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不可分割的联系，抓住了基督教具有侵略性的根本因素。第二，反对教会教育。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教会教育，提倡收回教育主权，是恽代英批判基督教的主要立足点。他指出，教会教育是侵略的，妨害中国教育的统一，其学校亦是鼓吹与帝国主义亲善的，妨害反帝统一战线的建立。“外国人办的学校越发达，便会使反对帝国主义的人越少，便会使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越受损失。”[13]第三，恽代英还批判了基督教会的社会事业。恽代英对基督教社会事业的批判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说“：基督教的教育事业、社会事业，主要是在骗人做他们的教徒，他们的医院，亦每每只是个虚幌子。他们的医生，每仍然是虚应故事，不管病人的利益。”[14]恽代英还积极参加反基督教的活动并予以指导：“青年团的青年们，要帮助非基督教同盟使发展于全国各地，而且预备宣布一切基督教徒，教会、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15]

非基督教运动时期，受革命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恽代英对基督教的批判重新回归到了无神论的宗教立场。受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民主革命的需要，恽代英对基督教所办的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的批评近于苛刻。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宗教的一致性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宗教政策。非基督教运动中关于宗教的系列论述逐渐上升到意识形态的范围，逐渐成为党的政策纲领。

综上所述，恽代英宗教思想的发展与其成长经历紧密相关，也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相连。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其宗教思想是不彻底的、也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影响。学生时代和自由知识分子时期恽代英对自己的人生曾有多种选择，比如“立品救国”、“教育救国”、“工读互助”等等，实践证明这些都不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经过非基督教运动的实践，恽代英宗教思想逐渐清晰。非基督教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也吸收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逐渐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一认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非基督教运动中集体智慧与经验的结晶，恽代英宗教思想的形成正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宗教思想形成的一个缩影。（本文作者：赵秀丽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