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古文的传统文化思想研究

本文作者：刘晓琴 单位：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学院

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治病略例》中说：“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他把自己尽毕生心血写成的两部方书命名为《千金方》，就是因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在《大医精诚》中这样论述道：如果遇上有患病来求救的人，不能够询问他的贵贱贫富，年龄大小，是朋友还是敌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聪明还是愚笨，都只能一样看待，都像对待最亲近的人那样为他考虑。“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像这样才可以成为老百姓的大医，否则就是百姓的大敌。“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人的生命是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医者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不论贵贱贫富，一视同仁；不计名利得失，一心赴救。孙思邈以病人为本，全心全意为病人考虑，对待求治的病人他不分贫富贵贱、老幼美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珍爱生命，成为后世行医者的楷模。医学是直接服务于人的生命科学，对生命的轻视和对人性的冷漠是医家的大忌。自古以来，历代医家关注人们的生命，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终极关怀，“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财富。《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庀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2］可见，早在古老的周代就设有分管医疗的医师，并把治病救人作为宗旨，以医治的效果作为考核医生和制定俸禄的依据。这种以人为本救济天下的思想就是对百姓生命的最大关爱。医学与人的生死安危密切相关，要真正尊重生命的价值、实现生命的价值，从医者就必须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自觉意识。我国古代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发达就是基于人为贵、人命至重的思想，出于对百姓的关爱，对生命的尊重。从根本上说，医学治病救人的宗旨是通过对人的“关怀”来体现的。从传说中神农遍尝百草的滋味、天下水泉的甘苦，“令民之所避，一日而遇七十毒”；到伏羲画八卦，得以类推百病医治的原理，尝试百药而创制九针的医术，“以拯夭亡”；到张仲景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再到孙思邈的精勤不倦，大医精诚；乃至李时珍不顾生命安危，亲自试服草药，完成了伟大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孕育于久远的古代，经过历代医药家们的言传身行，得以不断地传承演进，并成为医学和医疗事业持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经久不衰。因此，历代的医学前辈们在开展医疗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催生了中华医学“以人为本”的原始医德［3］。

医乃仁术、济世救人的儒家仁爱思想

在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史上，医儒不分，儒家思想为医学伦理思想及医学理论注入了强有力的活力。“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所谓“仁”就是“爱人”。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强调仁者爱人，而医学正是推行“仁”道的最佳途径。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为医者，最重要的应当有仁爱之心。行医治病、施药救人就是施仁爱于他人，儒家的仁爱思想因此也成为医学道德的理论基础。面对满目珍馐，只能“看有若无”，因为“病人苦楚”，“不离斯须”，作为大医，只能产生“惭愧、凄怜、忧恤”之心，“发大慈侧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仁者爱人”，面对病人的痛苦、百姓的灾难，掌握医术济世救人是医家最好的仁爱惠心。具“仁心”，行“仁术”，做“仁人”，成为古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理想选择。只有心存仁义之心的仁爱之人才能将医学真正变成济世活人的仁术。“仁心仁术”赋予医学以仁慈至善的精神内涵，同时也强化了医生职业的神圣与高尚，集中体现了儒家传统伦理的仁爱、仁慈和仁义观，成为古今医家普遍遵守的职业伦理道德原则。孙思邈将幼时病痛的经历化作对医学的执着和对病人的同情，由自己的病痛想到天下百姓的病痛，将爱己的心扩大到爱“天下人”的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儒家“仁者爱人、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可以说在孙思邈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有仁爱之心，才能博施济众，对所有患者都“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有仁爱之心，才能做到“勿避险巇”“一心赴救”；有仁爱之心，才能“省病诊疾，至意深心”。没有了仁爱之心，就缺少了对患者心灵的呵护，再先进的仪器，只能带来令人生畏的冰凉；没有了仁爱之心，就缺少了对他人苦难的关怀，再精良的医术也会失去人性的温暖。“医乃仁术”，简单而朴实的四个字，却概括体现了医学的真正精髓，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生命至上的仁爱思想［5］。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民族敬业精神

在中国的传统医学文化中，历代医圣名家都强调了为医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必须具备孜孜不倦、专心致志的敬业精神。《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孙思邈在《千金药方》卷一《绪论》第一《大医习业》中要求医生：“凡欲为大医……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4］孙思邈不仅是医学大家，同时精通儒、道、佛及诸子百家，这些名家经典不仅增加了孙思邈的见识，也对他的精研医学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没有知识的广博全面，哪来技术的圆通周密。只有广泛博览诸家经典，涉猎不同领域学科，从典籍中汲取知识和经验，才能才高识妙，具有精湛的技艺，才能临事不惑，游刃有余。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我看当今的医生，不考虑探究经文的含义，用来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而是继承各自祖传的医技，始终沿袭旧法。查询病情，只追求口才敏捷；面对病人一会儿，就处方用药。“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所以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的是“多闻博识”、“视死别生”。李时珍爱读古典著作，就如同吃了蜜糖一样，他搜罗百家著述，博览群书，稍有心得就写下来。医术的高明源于他饱读经书，博闻强记，只有勤求古训、精究方术，才具备了“苍生大医”的基础。正因为医学的博大精深，经方的玄妙深奥，所以只有用心精微的人，才可以和他一起探讨医学问题。如果用最粗浅的思考去探求最高深的医学，难道不危险吗？孙思邈批评社会上有些愚昧的人，读了三年方书，就认为天下没有什么病值得治疗；等到治了三年病后，才知道天下没有总是对症治病的良方可用。因而学医的人“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步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4］必须广博深入地探求医学的渊源，并精心勤奋，毫不厌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方能精通医术，明辨病因，成为大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如《病家两要说》所述：“然必有小大方圆全其才，仁圣工巧全其用，能会精神于相与之际，烛幽隐于玄冥之间者，斯足谓之真医，而可以当性命之任矣。”只有掌握精湛医技的人，才可以担当性命的重任。而高超医术的获得，必须要有精勤不倦、刻苦钻研的精神。

重义轻利、清正廉洁的传统道德规范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明确指出：医生不能凭借自己的所长，一心一意谋取钱财，只能产生救苦救难之心。宋代林逋《省心录•论医》中明确指出：没有“恒德者”不可以当医生，因为关系到人的生命之所在。明代医学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指出：第一要懂得儒理，然后才能知晓医理。这些论述都强调了为医者的道德修养，这是行医救人的前提条件。明清时期，关于医学伦理道德的著述繁多，论述广泛，名医大家们精辟的论述和见解，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伦理学思想。主要有李梃的《习医规格》，喻昌的《六不失》，龚廷贤的《医家十要》、《病家十要》，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缪希雍的《祝医五则》，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张璐的《医门十戒》；徐春甫的《庸医速报》等，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医学文化的繁荣和昌盛。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舍身而取义者也。”荀子主张以义制利，重义轻利，提倡君子“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朱熹说，为义就是“向圣贤之域”，为利就是“趋愚不肖之徒”。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清正廉洁的理想人格对传统医德有着深刻的影响。医古文中众多篇章都记载了古代医家重义轻利、清廉正直的言行和品德。晋代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指出：医生，不是忠厚廉洁善良的人，不可以相信。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说：不管病家年龄的大小、身份的贫富，不管他钱财的多少轻重有无，“当尽力一例施与”；凡是来看病的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不可以向他收取药钱，只能送药。再遇到贫穷困难的人，也应当量力赠送，这才是仁术。清代名医费伯雄在《医方论•序》中更是明确提出想要救人可以学习医术，而想要谋利则不可以学医。假如我自己有病，“望医之救我者何如？”假若我的父母妻子有病，“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澹矣！利心澹则良心现，良心现斯畏心生。”［6］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批评了当时企盼权势、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他说：奇怪当今社会上的读书人，竟然不重视医药，不精心研究救人的医术，只知道争相追求荣华权势，仰慕豪门权贵，“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他要求学医的人不要被名利所诱惑，不要贪图权势，专心于医业，救人生命。孙思邈学识渊博，医技精湛，但他拒绝隋唐两代帝王的官职聘请，坚持民间行医，淡泊名利，心系百姓，最终撰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成为一代名医。孙思邀之所以在中国医学史上被尊为伟大的医药学家，不仅因为他在医术上的光辉业绩和巨大贡献，还因为他为中华医学的伦理道德规范树起了历史的里程碑而流芳百世。《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孙思邈这位唐代的医药学家，在八十余载的杏林生涯中，医术精专，安贫乐道，不慕荣利，为医学界树立了医德高尚的“苍生大医”的光辉形象；他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医德思想和学术体系；其《大医精诚》泽被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最佳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