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雕刻论文：古民居雕刻文化内涵思索

本文作者：魏永青 单位：武夷学院艺术系

古人言：“宅以门户为冠带”①，门楼是宅院主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在下梅村最精彩的砖雕主要集中在门楼上。以邹氏家祠为例，该祠临溪而立，门楼为幔亭式，九山跌落、阶梯式布局，十分壮观[3]。门楼壁面全部用砖雕装饰，题材有人物、花卉、器物、祥禽瑞兽和书法等。这些砖雕中的人物刻画得精准逼真，祥禽瑞兽塑造得栩栩如生，花卉器物描绘得精细自然，两侧横披以篆体刻有“木本”、“水源”四个大字，笔法苍劲、气韵生动。整个门楼的砖雕多达四十余组，结合浅浮雕、深浮雕、半圆雕、线刻、减地与镂空等多种雕刻技法，并以不同的构图进行交错布局，在光线照射下形成鲜明的层次，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

武夷山地处亚热带地区，林木资源丰富，盛产樟木、梓木、楠木、杉木、柏木和梨木等，这些木材纹理清晰、质地优美、材质适中、易于雕刻，所以木雕工艺被广泛用于下梅村古民居建筑构件以及各式家具装饰上。这些木雕在借鉴绘画与装饰的构图技法的同时巧妙地运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构成手法来突出主题。邹氏祠堂的正厅中摆放着一组以传统故事“二十四孝”为主题的大型雕花屏风，雕刻手法以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画中人物比例准确、形象生动，四周配有传统吉祥纹样，整幅作品忠孝意韵浓厚，且极富生活气息。在大夫第“小樊川”阁的花格窗上镶锲着许多采用浮雕工艺刻制的木质卡片画，这些卡片画与通透的花格窗形成鲜明的对比，营造出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和断续相连的视觉效果。与其他宅邸不同，邹氏大夫第的柱础都是选用木质坚硬、不易腐烂的楠木或苦楝木制作而成，柱础呈八角鼓状，每个面都刻有精美的吉祥图案，这种木柱础在潮湿的南方着实罕见。下梅村古建筑石雕主要分布在门础、门当、报鼓石、石花架和石水缸上，所用石材大多为质地坚硬的青石，有很强的抗磨、抗击、抗潮和抗腐的特性。

邹氏大夫第正门两侧，摆放着一对高度约为60厘米的石门当，其正面刻着由麒麟、凤鸟和花草组成的“威凤祥麟”图案，两边则是“太师少师”图。作品刻工精湛、技法娴熟，尤为突出的是凤鸟的羽毛、麒麟的鳞甲和狮子的鬃毛都采用深刻技法，整个形象被刻画得纤细如丝、流畅自如。在大夫第天井及后花园还摆放诸多造型各异的石水缸，椭圆形的石水缸外形流畅优美，长方形的石水缸稳重大气，半圆型的石水缸圆润饱满。每口石水缸都是用单块巨石雕琢而成的，表面采用浮雕工艺刻绘着吉祥图案，不仅有盛水的功能，同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外，雕刻精美的石门也是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当年西水别业的主人别出心裁，改变了石门固有的造型，设计出异形的“圆月门”与“芭蕉门”，这种颇具创意的设计，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新潮的。

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的装饰题材及文化内涵

因深受地理环境、宗教伦理及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都以尊礼和祈福为主题，表达对礼教的尊崇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装饰题材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以祥禽瑞兽类吉祥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

下梅村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大量出现蝙蝠、大象、鹿、马、麒麟、凤凰、狮子、仙鹤和鲤鱼等祥禽瑞兽的形象。大夫第的门樽上就刻有昂首曲鼻的大象，象背上驮着一方印玺，寓意“出将入相”，表达主人追求功名的意愿，同时“象”与“祥”谐音，又有着“吉祥如意”的寓意。在邹氏闺秀楼的门罩方框上刻有精美绝伦的“十鹿图”和“八骏图”，这两幅图案构图饱满、画面层次错落有致、工艺精湛，鹿与马或站、或卧、或进食、或嬉戏，神态各异，堪称为下梅村古民居砖雕中的精品。图案以“十鹿”通“食禄”，“八骏”通“拔俊”，寄寓了邹氏的先祖期望后代多出人才，并且能够世代永享俸禄的美好愿望。在下梅村“鲤鱼跳龙门”这类砖雕图案要数方厝门的最为精彩[4]。威武的龙门，门外几条鲤鱼飞跃而起，造型极其可爱，有呼之欲出之感，生动的形象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感官愉悦，而且还体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施政堂的门头上有一幅以喜鹊、鹿、蜂巢以及猴为题材，圆形构图的砖雕。竹节造型的外框，为图案增加了几分精彩，因“猴”与“侯”同音，“爵”与“鹊”同音，“鹿”与“禄”同音，“蜂”与“封”同音，故以谐音取意“爵禄封侯”，借谐音寓意后代子孙能够跻身王侯之列，光宗耀祖。

（二）以植物类吉祥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

植物类吉祥图案是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常用的题材。其中，有以牡丹、石榴、桃、荔枝、核桃、灵芝和松树等为代表的吉祥图案，表达主人对兴旺、和睦、长寿和平安等的追求，还有以梅、兰、竹、菊为代表的花中“四君子”吉祥图案和以松、竹、梅为代表的“岁寒三友”吉祥图案，表达主人坚贞高洁的志趣和情操。这些植物类图案，有的单独作为纹样的主题，也有的作为其他纹样的陪衬，无论如何使用，都是为了诠释吉祥的寓意。这是美的享受、美的升华。

（三）以器物类吉祥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

器物类吉祥图案一般是采用在民间被视为有灵性的人造器物来组合，寓意吉祥喜庆。这类图案在下梅村古民居建筑较为多见，尤其体现在砖雕艺术上，例如一些建筑的门头上常将佛教的“八吉祥”、道教的“暗八仙”①、文人墨客的“四艺图”以及日常陈设的“博古纹”进行组合使用。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共融的哲学思想。在西水别业的漏窗墙上有一幅“平升一级”图案：一只直颈、圆腹花瓶里插着一把戟，象征平安升迁的吉祥寓意。

（四）以人物类吉祥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

在下梅村古民居“三雕”作品中人物类吉祥图案取材广泛，既有传说中的各路神灵、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也有民间市井生活中的孩童嬉戏、竹报平安等。下梅村先民们常常将“八仙庆寿”、“天官赐福”、“三星高照”和“和合二仙”题材的砖雕装饰于自家的门楣上，反映了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同时也表达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参军第门楼上有两幅以“刘海戏金蟾”、“东方朔偷桃”为主题的砖雕，这两幅作品造型生动、寓意吉祥，反映出古代匠人的聪明才智和主人盼发财、求长寿的美好愿望。在大夫第的正厅两侧的窗户上保存着许多木雕作品，其中“征战沙场”、“衣锦还乡”最为精致。“征战沙场”所表现的是五位跨骑骏马、手握兵器的将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场景，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战斗场面表现得动感十足；“衣锦还乡”这幅作品刻画的是官员荣归故里的情景场面：年迈的父母喜气洋洋地出门迎接，乡亲们正纷纷前来道贺，整个画面洋溢着喜庆气氛。这两幅图案充分体现了主人期望后代文武兼备、自强不息、家业兴旺和永保幸福的心理。

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形成之缘由

（一）雄厚的经济基础

康熙年间，武夷山市下梅村茶市繁盛，当地的邹氏茶商与山西常氏商帮结成贸易伙伴，每逢茶期，晋商常氏在下梅村收购精致的茶叶后，在“晋商万里茶路”上几经转折，将茶叶销往欧洲各国。作为“晋商万里茶路”第一站，下梅村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在清雍正年间，每年都有大量的茶叶经过下梅村被集运转销出去。他们将一部分茶叶通过水路、陆路运抵山西再经过张家口、归化和库仑直到俄罗斯恰克图，另一部分则运往福州、广州和澳门，再通过海运销往印度、英国等地。经济的发展必定带动村落的繁荣，这也为建筑的兴造、装饰的盛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条件。

（二）浓郁的礼乐风尚

武夷山是福建最早开发地之一，早在唐代，这里的学术氛围就开始日渐浓厚，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5]。到了南宋，朱熹在此讲学论道数十载，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佛道思想和其他学术学派思想，建立起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新儒学思想文化体系。当代著名学者蔡尚思教授曾题诗赞叹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①儒家学说渗入每个武夷山人的思想之中，儒家伦理道德观成为他们的行事准则，无论选择仕途、从贾经商还是从事农耕，武夷山人都十分重视读圣贤之书。同时武夷山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钟爱，他们满怀激情、咏歌吟唱、作诗品茗，体现出对自然和人生热爱的“乐”感文化。在这种礼乐风尚氛围的影响下，下梅村的先民们有意识地将“仁、义、礼、智、信”的观念和“明德、修身、正心、诚意、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义以及一些祈福思想通过艺术手法转化为具体的图案，并运用到邹氏祠堂、邹氏大夫第和参军第等建筑雕刻艺术中，让世人进出瞻仰，目目激励，代代相传。

（三）精湛的刻绘技艺

在古代，武夷山是中原汉人入闽的最初驻足地，大量的农民、工匠通过这里入迁到闽，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使得武夷山农业和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建筑雕刻与雕版印刷有着紧密的关系，与武夷山相毗邻的建阳市麻沙镇和书坊乡在宋代就是全国刻书的三大中心之一，这里版印刻书“肇于五代，绵亘于前清”[6]，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和延续年代之长，在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上极为少见[7]。在此期间很多刻工名匠都有到南京、杭州等江南版印中心游历和生活的经历，逐渐成为绘刻兼备的木刻名工，这势必对闽北建筑雕刻工艺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在下梅村建造宅邸的工匠们，巧妙利用不同材质，运用精湛的刻绘技艺，采用最直接的方式把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传达出主人的吉祥意愿和美好向往，大大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也使后人能从造型上感悟到其中的美学趣味和价值观念。

结语

下梅村古建筑雕刻充分展示出古代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和惊人的智慧，其审美思维和审美意识让人赞叹。它既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同时还是闽北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民俗价值。在现代文明的今天，对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艺术的研究与探讨，使我们对下梅村的历史和文化有更全面的认识，也有助于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下梅村古民居雕刻装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同时增强了武夷文化的辐射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为武夷山旅游经济发展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