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演变论文：实体经济的作用因素研讨

本文作者：罗能生、罗富政 单位：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内学者对于实体经济的界定，较为统一，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消费等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5－7］。国内学术界其他相关的学术界定，都围绕上一概念展开:吴立波(2000)认为所谓实体经济是指生产可以增加人类使用价值、效用和福利的产品或为其服务的经济活动，其基础是物质生产部门［8］;秦晓(2000)认为实体经济是指人类的生产、服务、流通和消费活动，其中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9］;李星等(2005)认为所谓实体经济是指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10］;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1)认为“所谓‘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以有形的物质为载体、进入市场的要素以实物形态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主要指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等领域。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对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11］。以往的文献基本上是在研究虚拟经济时兼带研究了一下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没有做深入具体的研究，因为传统的经济基本上就是实体经济。在虚拟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就有必要对相对应的实体经济进行具体分析。本文拟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演变趋势考察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揭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发展规律，从而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演变趋势

(一)实体经济的测度指标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实体经济的界定，初步将实体经济概述为这样一种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的内容是对物质产品及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消费，其在经济运行以有形的物质为载体、进入市场的要素以实物形态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对应存在的。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12］。结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之间的概念，本文选取实体经济总量和虚拟经济总量两个指标分别对实体经济及虚拟经济进行衡量，实体经济总量是指除去金融业及房地产业之后的各行业生产总值(GDP)，而虚拟经济总量则是指金融业及房地产业GDP总值。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演变趋势

1.改革开放以来实体经济的时间演变及空间分布

为更加合理地分析实体经济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变化，本文引入了实体经济总量占GDP比重和虚拟经济总量占GDP比重这两个指标，测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体经济总量及虚拟经济总量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比重变化。如表1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3497.1亿元到2010年的357905.85亿元，前后增加了将近100倍。1978年至2010年这32年间，实体经济总量平均增加率为15.8%，其中1984－1988年、1992－1995年及2003－2007年这三个时间段实体经济总量增加率较高。相比较而言，我国虚拟经济却表现出了更为强势的势头，从1978年的148.1亿元到2010年的43296.18亿元，增加了近290倍，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虚拟经济的年平均增加率近20%，其中1981－1989年、1992－1995年及2006－2007年这三个时间段虚拟经济总量增加率较高，这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高潮时间段基本上是一致的并呈现一定的滞后性。以上分析说明，随着我国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都呈现较快的发展态势，且从虚拟经济发展高潮阶段的滞后性来看实体经济作为虚拟经济发展基础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从实体及虚拟经济总量占GDP比重指标来看，实体经济总量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比例不断下降，从1978年的95.9%下降到2010年的89.2%，共下降了6.7%;虚拟经济总量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比例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78年的4.06%上升到2010年的10.79%，共上升了6.73%。改革开放初期，实体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依然较高，维持在93%－96%之间，虚拟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相对较弱;步入90年代以后，实体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维持在89%－91%之间，虚拟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金融业的迅速崛起促进了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进而驱使了我国实体经济总量占GDP比重的快速下降。

整体而言，我国实体经济及虚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相互促进的态势。特别是数据中显示的虚拟经济增长的滞后现象充分表明了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促进作用。相比较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表现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离的趋势，一方面是基础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迅猛发展，金融业异常繁荣，虚拟经济膨胀;另一方面却是实体经济的逐渐萎缩，投资率下降，经济停滞不前［13］。美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前车之鉴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调整提供了引导:一是保证我国实体经济资金的合理供应，避免虚拟经济膨胀对实体经济资金供应的挤占;积极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避免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为更加全面地探讨我国实体经济的演变趋势，本文从东中西部三个地域视角对我国实体经济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我国东部地区实体经济总量的平均值为20200.6亿元，中部地区实体经济总量的平均值为12301.19亿元，西部地区实体经济总量的平均值为6288.06亿元，明显存在着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较好，经济改革力度较大，因此东部地区实体经济总量和虚拟经济总量都比中西部地区较大。而就实体经济总量占GDP比重而言，东部地区虚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实体经济总量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比例较中西部地区较低，维持在79%－93%之间，平均比例为88.2%(虚拟经济总量占GDP总量维持在6%到20%之间，平均比例为12%);中部地区该指标维持在92%－94%之间，平均比例为93.6%(虚拟经济总量占GDP总量维持在6%到7%之间，平均比例为6%);西部地区该指标维持在90%－94%之间，平均比例为92.6%(虚拟经济总量占GDP总量维持在6%到10%之间，平均比例为7%)。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结构演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划分方法，本文将实体经济划分为三个产业: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及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金融业及房地产以外的相关行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如图1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围绕50%左右上下波动;第一产业所占比例在90年代以前较为平稳，而步入90年代以后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截止2010年所占比例仅为11.3%;第三产业所占比例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上升，截止2010年所占比例达到了36.3%。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效益分析

本文为合理进行效益分析，通过收集相关数据，建立效益评价指标如下:1980－2010年相应的指标数据如下:数据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效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如表4所示，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由初期的0.1上升到2010年的4.7，上升了将近50倍，特别是步入20世纪初期，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倍增;实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不断下降，绿色GDP的发展宗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实体经济能耗由1980年的13.78下降至2010年的0.91，充分体现了技术进步对于节能的贡献;然而投资产出率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存在着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我国虚拟经济带动投资转向存在莫大关系———由于虚拟经济部门的高回报，虚拟经济膨胀挤占了实体经济的资金供应，致使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下降，投资产出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快速增长的33年。无论是总量还是经济效益，我国实体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提升。然而虚拟经济的发展势头更胜，特别是最近几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偏离也渐显端倪。吸取美国前车之鉴，合理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引导我国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而在二元经济的协调发展过程中实体经济是基础，积极促进实体经济合理增长是我国经济政策的导向之一。故此本文对我国实体经济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合理分析，以便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

我国实体经济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我国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力分析

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进行的深入研究，本文归纳出了我国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即改革开放政策所牵引的制度变迁、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教育优化拉动的人力资源改善和金融制度进步带动的资本活跃。为更加科学地分析以上因素对我国实体经济演变的推动作用，本文选取合理的数据指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回归模型为:lny=∑ni=1lnXi+ut，其中y表示实体经济总量，Xi表示影响因素中各指标变量。在指标选择上，制度变迁(ZD)参考王文博等(2002)［14］的分析，对非国有化率、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收入比重及对外开放度进行主成份分析得出制度变迁的指标值。技术进步选择以下三个指标来反映我国技术进步历程:一是专利申请授权数(ZL);二是研究与试验发展(R＆D)发展人员全时当量(RDRY);三是R＆D经费内部支出(RDJF)。人力资源参考朱承亮等(2011)［15］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标值。资本活跃度采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指标进行衡量。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为消除异方差，同时保持单位的一致性，本文对各项指标数据都取了对数。本文共设立4个模型:模型1为我国制度变迁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模型2为我国技术进步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模型3为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模型4为民间投资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具体实证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1.改革开放背景下制度变迁对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变迁沿着市场化、开放化两个方向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实体经济方面“非国有化”不断合理深化，这为我国实体经济总量增加及其结构改善提供了很好的内在推动。具体而言，制度变迁对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推动逻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政策所牵引的制度变迁较好地优化了我国资源配置方式，使得资源从效率较低的部门释放出来转移到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较好较快发展;二是制度变迁带动的产权制度优化使得交易费用得到有效下降，激励约束机制也逐步完善，进而推动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三是我国制度变迁积极地带动了虚拟经济的发展及相关制度的进步，进而从侧面推动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如表5中模型1所示，指标ZD的系数为4.8155(t值分别为15.28)，这也充分证实了制度变迁对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显著正相关影响关系。

2.创新性建设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推动

一般而言，技术进步是指技术的不断革新和进步，具体而言是指技术知识的深化和物质生产手段的革新，不仅包括技术设备等硬件的技术提升还包括软件的深化。一方面，技术进步是实体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前提，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了实体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资本回报率和利润率，进而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增长也为技术进步提供了支撑，实体经济增长为技术革新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和平台建设。技术进步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作用显示出了技术进步对实体经济演变的促进作用。如表5中模型2所示，专利申请授权数、R＆D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及R＆D经费内部支出对实体经济总量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关系(系数分别为0.0714、0.4767、0.3484，t值分别为1.02、3.91、4.36)。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对我国实体经济演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教育优化背景下人力资源改善对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推动

我国教育等相关因素的优化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人力资源质量，这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力资源的改善对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推动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改善能有效地促进实体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的提高，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二是人力资源的改善能积极地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带动实体经济发展;三是人力资源的改善包括人的思维方式和自身素质的更新以及对“新”思想的接受速度提升，从而带动了思维创新“风暴”，这也包括为制度创新准备的人力基础，实体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此形成。如表5中模型3所示，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影响系数为5.2069(t值为8.32)。

4.金融制度进步带动的资本活跃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进步使得我国资本投资十分活跃，而这种活跃度主要表现在投资渠道和民间投资份额的增加上。一方面，资本活跃促使实体经济部门的创业和投资增加，既带动了经济发展又解决了就业。另一方面，资本活跃也推动了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改制和“非国有化”程度加深，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如表5中模型4所示资本活跃对我国实体经济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5533(t值为34.99)。

(二)虚拟经济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及背离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两种必然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在两者的关系当中，实体经济是基础、是根本，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真实提供者，也是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主要供给者，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稳定、高速发展，无疑是得益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特别是对于仍然处于试图通过现代化来实现脱贫致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更为紧迫和关键。虚拟经济是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又具有独立的发展逻辑，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既有虚拟经济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其背离现象及其负面影响。目前关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演变影响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多。刘金全(2004)通过定量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规模和活性上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发现虚拟经济无论是货币供给规模还是价格水平的波动都存在着对实体经济规模和增长的正向作用和影响［16］。王谢勇等(2005)利用Java语言编写元胞自动机规则模拟经济运行系统，结果发现虚拟经济的发展来源于实体经济的需求，它一旦形成便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17］。马卫锋等(2005)利用我国27个省市区1978－200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我国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投资总量而非效率提高的途径实现［18］。周业安等(2005)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指数能够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经济增长［19］。周莹莹、刘传哲(2011)通过实证发现，长期内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著，且对实体经济发展变化的解释程度不断提高［20］。上述研究反映了虚拟经济对我国实体经济演变的影响，故本文不再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我国虚拟经济对实体经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虚拟经济的角色定位上，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虚拟经济起着一个“中介者”的作用，利用其流动性强和回报率高的特点将社会闲置的资金吸收起来，并直接或者间接地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来，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二是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一个“服务者”，通过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部门的生产和交易提供更为快捷和广阔的渠道，从而有力地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三是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宏观经济环境“营造者”，虚拟经济环境既是宏观经济环境的晴雨表也是引导宏观经济环境走势的一股重要牵引力，虚拟经济对宏观经济观景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实体经济的未来走势，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可以积极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合理成熟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应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部门之间的关系，积极发挥出虚拟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虚拟经济的迅速膨胀，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现象也初见端倪且逐步加剧。随着现代市场机制的演进，我国虚拟经济不断发展和深入并呈现出了独立发展的趋势。在此过程中，虚拟资本迅速泛化，虚拟经济规模也逐渐超过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自身的运行机制使得其背离现象内在化和普遍化，而资金收益率差异是背离的主要原因［21］。甚至于，虚拟经济的背离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虚拟经济部门膨胀导致其对实体经济投资的挤占等，甚至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经济下行的投资有很大部分都被投入到虚拟经济中。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无疑与虚拟经济过度投入有着紧密关系。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虽然还远未达到产生美国次贷危机的程度，但我国的经济体系也更无法承受像美国那种次贷危机的冲击。因此，对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及其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倾向，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总量与虚拟经济总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其增长速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密切相关，同时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政府政策引导的作用也使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从虚拟经济发展高潮阶段的滞后性来看，实体经济作为虚拟经济发展基础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就经济结构而言，虚拟经济总量占GDP比例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避免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合理协调二元经济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在空间分布上，我国东部地区实体经济总量较中西部地区较好，而东部地区实体经济总量占GDP比重相对较低，中西部地区相对较高。就经济结构而言，我国实体经济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围绕50%左右上下波动;第一产业所占比例在90年代以前较为平稳，而步入90年代以后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所占比例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上升。从实体经济效益来说，我国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能源消耗不断下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体经济快速增长的积极表现。而投资产出率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也为我国虚拟经济膨胀对实体经济的挤占提出了一个警钟。在我国实体经济的演变过程中，改革开放政策所牵引的制度变迁、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教育优化拉动的人力资源改善和金融制度进步带动的资本活跃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虚拟经济也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既有虚拟经济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其背离现象的初见端倪及逐步加剧。

(二)政策建议

为继续保持我国实体经济良好发展势头，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法二元发展，本文基于影响因素视角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

1.坚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基础，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合理引导资金供给方向，避免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资金供给的挤占，同时通过虚拟经济的发展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推进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维护资金的合理流向，保证实体经济的发展拥有充实的资金供应(如在银行业的放贷上制定合理的制度安排，确保实体经济部门资金来源的最低限额或合理比例)。以此为实体经济增长提供更为广泛的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反作用推进实体经济的增长。

2.合理引导宏观制度和基础制度建设，积极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优先发展。宏观制度方面合理把握我国经济改革步伐，继续推进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总量发展和结构改善(如法律法规制度的健全等)。基础制度方面科学完善行业制度，一方面促进各行业更有效率地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规范维护虚拟经济行业部门的稳定，提升虚拟经济行业部门的抗风险能力，维护虚拟经济稳健发展，减少实体经济发展的外来威胁(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经济泡沫一旦出现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不容小觑)。

3.积极推进实体经济行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提高技术创新的转化率，提升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实体经济行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实体经济行业部门的创业进步，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和结构优化。

4.合理引导政府的政策倾向，积极推进人力资源的改善和资本活跃度的加深。政府在政策倾向上，无论是政府财政支持、舆论引导还是基础制度建设，应积极培育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和投资环境，进而推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和结构改善。例如，政府在舆论方面引导创业人员和投资者将注意力投向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形成以实体经济带动虚拟经济，再由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