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美学论文:王鼎钧文学的审美意蕴探析
本文作者:戴荣里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王鼎钧的文学作品题材众多、汪洋恣肆,长达半个多世纪,历经七个国家,感受五种文化、三种制度。王鼎钧自入台湾后,从投递第一篇文学作品摆脱生活的窘境之后,便一发不可收。随后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涵盖诗歌、小说、戏剧、广播剧、散文等多方面的文学体裁。一方面这些文学著作尝试为王鼎钧打开了描述世间人情的通道;另一方面也为王鼎钧在文学艺术创作之路上的触类旁通,杂糅各种创作技巧,提供了一种可能。当王鼎钧最终选定散文作为自己后半生的挚爱文体之后,从事其他文学体裁所带来的技巧性写作套路使他的散文更加光彩夺目、引人入胜。从先期在台湾创作的“人生三书”的入情入理,到王鼎钧晚年的四部“回忆录”,王鼎钧的散文笔法一脉相承又日趋成熟。王鼎钧的“人生三书”成书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已近50年,印刷60余万册,经久不衰,不能不说是杂糅各种艺术手法的结果。一个作家,没有说真话的精神,没有探究人类共性问题的执着,缺乏长远意识,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王鼎钧的艺术创作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王鼎钧作品的丰富性首先来源于他对文学的痴迷和执着,唯有这种痴迷和执着,才能对文学抱有一种神秘和钦敬,才能始终保持一种创作的热情。
王鼎钧的文学作品是文学皇冠上璀璨的明珠,赢得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广大读者极大的持久不衰的阅读兴趣。王鼎钧先生长期做副刊主笔,以“方以直”的笔名发表了很多杂文,报纸作为快餐文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多是副刊文章。王鼎钧的作品成为报纸这种易碎品中的结晶体,加之台湾独特的军政文化,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迷茫或统一于一种思想体制下,王鼎钧的“人生三书”应运而生,使得王鼎钧成为台湾散文界的一大看点。有人更是把他看成是与余光中先生齐名的著名散文家。在台湾期间,王鼎钧还创作了《人生观察》(1965年)、《长短调》(1965年)、《世事与棋》(1969年)、《情人眼》(1970年)、《单身汉的体温》(1970年)等等,此外还有《碎琉璃》、《透视》、《灵感》、《王鼎钧自选集》等问世,更有《文路》、《讲理》、《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等阐述写作技巧的书。这些作品或是作者自印,或是出版社出版,在台湾引起了强烈反响,拥有众多的读者群。
近年来,尔雅出版社隐地先生不仅将王鼎钧近年创作的“人生四部曲”出版,更将其50余年来的所有作品整理出版,为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善莫大焉。虽然早期围绕王鼎钧的文学作品在台湾学界和海外华文界有一定的评论文章,但真正引起学界关注还是在王鼎钧读者群热过两遍之后。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和海外华文学者开始关注、评论王鼎钧的文学作品,出现了数部专著和理论文章。如蔡倩茹的《王鼎钧论》(1997年)、马国光的《风雨阴晴王鼎钧———一位散文家的评传》(2003年)、蔡倩茹硕士论文《王鼎钧散文研究》(2001年)、陈秀满硕士论文《散文捕蝶人———王鼎钧散文研究》(2002)、罗漪文硕士论文《〈左心房漩涡〉之语言风格》(2004)、丁幸达硕士论文《王鼎钧及其散文研究》(2004年)。与此同时,大陆出版社开始出版王鼎钧的作品,分别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大气游虹》(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王鼎钧散文》(1994年)、中国工人出版社《昨天的云》(2000年)、山东文艺出版社《风雨阴晴》(2004)。与此相应,有海内外华文研究者开始关注王鼎钧的文学作品,如杨传珍、穆振昂的《情人眼》(2005年)。近年来大陆众多研究者开始关注王鼎钧,其中尤以荒田、古远清、喻大翔、黄万华、王性初、毕光明、燕世超、张炯等人最为突出。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经召开两届,第一届于2009年4月在海南师范大学召开,与会者既有学者,又有海外作家,评述议论丰富多彩,知人论文,收获颇丰,遗憾的是部分学者对王鼎钧作品知之甚少,所述所评过于概念化;第二届研讨会于2011年11月在王鼎钧故乡苍山兰陵举行,从会议报道来看,起到了很好的学术研究效果。这次会议还成立了王鼎钧研究会,使王鼎钧文学作品研究有了常设机构。从“知网”上查阅到的55篇研究王鼎钧作品的论文看,对王鼎钧的一篇文章或一个审美方向作为切入口的较多,还缺少系统性、全面化的研究。相信随着王鼎钧作品的大量印刷,对他作品的研究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哲学追求
1.抛开政党、国家追求文学的普世价值
王鼎钧生活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此后他追随国民党去台湾,再到美国定居,和众多台湾老兵一样,经历了不同的心理路程。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他未必是某个主义、某项制度、某个国家的殉道者;但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一份做人的尊严,一个作家的理智与果断。纵观王鼎钧的文学创作,他一直在抱着一颗真诚的心与世人对话,与读者平和交流。作为国民党的公职人员,他没有跟着潮流走,没有跟着政党走,没有跟着军队走,所以才写出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三书”。一个作家最关键的是他的精神世界,作家就像蜜蜂一样,采来花粉才能酿出蜂蜜;倘若一个作家充其量只有苍蝇的伎俩和视角,他就很难写出经受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文革中的“忽悠”作家,现在成了历史的笑料;台湾军中的反共作家,也成了过时的工具。所幸的是,王鼎钧先生开始就以蜜蜂的勤劳自勉,“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1]216。正是这种心境促成了王鼎钧在文学作品中超越政党之争、国家之藩篱。无论人类文化的差异有多大,但公认真善美的东西,符合人性的东西,正是文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衡量文学有别于其他的底线。一个写作者明白了这一点,就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他的作品就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反之犹如掩耳盗铃者。文学无法脱离阶级、社会、政党、国家而存在,但文学工作者却可以找到超脱这些东西的文学神性,打造文学的高贵与平和。王鼎钧散文一以贯之的这种追求成就了他作品的强大生命力。
2.躲开浅显意义上的乡愁美学,寻找地球人真正的怡情家园
文学最忌讳的是如同嚼蜡的故事、阐释大家都懂的道理、缺少起承转合的情节、涩滞呆板的语言。这是文学初学者的通病,靠简单的情绪宣泄,博得读者的一时同情,最后所获必然是肤浅的回应。从1949年赴台,到80年代末“三通”,多少台湾老兵备尝思乡之苦,多少乡情怨仇成为文人笔下的妙文。乡愁美学成了台湾老一代文人、少一代文人魂牵梦绕的话题,的确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心。王鼎钧在《脚印》中写道: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奖赏,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他以祖国为画布,以家乡为参照点,书写对家乡,对故土的思念。和一般散文作家不同的是,王鼎钧先生善于在书写中揉进无疆大爱,将具象的故乡幻化成人人都熟悉、渴望的故乡。他写《红头绳儿》,写乡下少年的初恋,我们分明看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乡下少年的初恋;他写《失楼台》,回忆的哪里是一个村庄的历史;他写《脚印》,那分明是一代中国人的脚印。“世路如U,转一个大弯回到原处,但两端只能遥望,不能连接。”[2]312“人不能真正掏出他的故乡。任你在邻国边境的小镇里,说着家乡人听不懂的语言;任你改了姓名,混在第一大都市的一千万人口里;任你在太湖里以船为家,与鱼虾为友,都可以从你的家乡打听到你的消息。”[2]313正是王鼎钧这种与众不同的思乡感受,让他写出了与众不同的乡愁。他的乡愁纯粹而超然,是梦与现实的纠葛与撕咬;他的乡愁是残缺中蕴含的完美,完美中存在的遗憾。正是这种独特的心理感受,让他的《左心房漩涡》成为台湾思乡作家的代表作。“早期的乡土文学是失土的文学,王鼎钧的《土》可作代表性的符号。”[2]220很多乡愁文字都可以从王鼎钧的作品里找到源头,王鼎钧思乡之切、之深、之广、之大,成了一代海外中国人的代表,有人甚至称其作品代表了一代中国人的良心。正是这种具有通感效应的故乡,成了亿万海外华人怡情自得的精神家园,成就了王鼎钧堪称旗帜意义的乡愁文学。
3.始于基督而又高于基督的宗教观,成为他文学作品的主调
王鼎钧的宗教观简单而又复杂。简单在于他的宗教观肇始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鲁南农村浅显的宗教观念,得益于母亲对基督教的浅显认识。这种来自母体和异域的宗教基础影响了王鼎钧一生的文学创作。一个人的宗教观往往影响他的文学观。在我们大肆喊叫“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的年代,我们恰恰失去了对文化传统的那种信仰。王鼎钧先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接中华传统文化,一方面感悟基督教中的合理教义,剔除或者避开基督教中无益于人类的成分,使自己的文学作品带有神秘的宗教力量。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传道者,但他用基督教中大众容易接受的教义传播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信教而不迷教,传教而不固化教义,他完美地将一个作家与一个信教者结合在一起。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他讲述故事的智慧分明借助了《圣经》的手法;他以受难者的姿态替读者去感受,靠生活去领悟,向现实去索问。这是一个智者的写作宗教,更是一个学者的创作态度。循循善诱若牧师引路,虔诚相托如教中姊妹相辅相帮。在王鼎钧的散文作品中,读其雅作,如感受牧师释经;看其欢文,如同与其一起唱诗。王鼎钧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得益于这种宗教魅力。“打击邪教最有效的武器,乃是自由思考,独立判断。人也许只能驾一叶扁舟,住几间茅屋,但他需要海阔天空。”[3]41“我受洗60年,我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就是希望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修一座小桥,摆一条小船,布置一处双方互市的小市集。”[3]236王鼎钧的这种创作取向决定了王鼎钧的散文作品具有宗教感,带有哲学的力量。
4.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蕴含成为王鼎钧散文追求的最高境界
正是有了上帝的慈悲,才使得作家王鼎钧有了更加博大的胸怀。对王鼎钧而言,一切反自然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这在他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那树》里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这种思想情感。看似作者在对一棵树的死亡发感慨,其实他是在对人类的命运发感慨。人类在文明的旗帜下正不断毁灭着自己,这是人类自私所遭到的报应。王鼎钧总喜欢在对现实的描述中融入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他不止一次地呼喊人类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己身边的一切。他总是辩证地看一些问题,认为坏人也有很多值得好人学习的地方,好人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缺点。他说:“贫穷是一种灾害。脱离贫穷,进入富足,又进入另一种灾害。不过富足形成的问题可以用富足的方式解决———现代医疗和营养知识。向慕原始、厌弃文明则大可不必。”[4]131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对自然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持有怎样的生态伦理观念才能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与提高?王鼎钧通过他的散文作品给我们以明确的回答,那就是把人类自身和万物一样看待,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其自然,在高度文明状态下保护自然生态。王鼎钧通过在散文中只言片语的描写和阐释,不时撩动读者关注未来人类自身的命运,使他的散文作品具有穿透岁月时空的力量。
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审美意蕴
1.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内容之美
追忆是一根线,串起王鼎钧丰富的人生链条,成就王鼎钧文学作品的博大精深。王鼎钧的作品始终与追忆有缘。这是远走他乡的游子之回忆,这是留恋美好过去的情人之回忆,这是对世事沧桑感慨万千的智者的回忆,这是一个忏悔者的回忆,这是一个理论批评家的回忆,这是一个基督徒对迷途羔羊的回忆,这是一个老兵对战争的回忆。无论是插柳学诗的童年记忆,还是流亡学习诸多细节的补记;无论是对踏上台湾岛的第一篇投稿,还是到完成在文学江湖上的一番厮杀,那个怒目少年,依然在望着昨天的云追忆过往。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追忆是最好的心灵抚慰剂。丰富的回忆文章,让读者一同随王鼎钧追逐他的跌宕人生,感受一个时代,一支军队,一方风情,一处文化,一个城市。追忆的笔法很容易让读者陷入一种潺湲的格调,在漫不经心里完成一次自我救赎的过程,这过程因了读者的共鸣而使作家的作品内容愈加丰富起来。说理构成王鼎钧散文的主基调,王鼎钧是一个善于说理的人。也许是基督徒的说理习惯,更是作家乐善好施的风格使然,王鼎钧喜欢在他的散文作品里通过各种方式阐述道理。他的散文的耐读之处也正在这里。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内容一大串,每个说理点,好像都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王鼎钧的散文作品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当作者沉浸在故事和语言的诱惑之中时,王鼎钧老先生会话锋一转,一语道破天机。他的话要么正话反说,要么旁敲侧击,运用文学的春秋笔法,形成情节和语言上的曲径回廊,让你顿悟、沉思、破涕为笑、恍然大悟。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人生三书”和一些作文指导书上,更在那些杂文随笔中精彩呈现。巧妙的说理构成王鼎钧表达方式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使他作品的内容更加绚丽。状物的极致频现王鼎钧散文大家的翩翩风度,王鼎钧是描写事物的高手。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寥寥几笔,就能传神,犹如大家画风,一点蜻蜓,便知风之大小。环境的衬托和语言的精致使得王鼎钧的状物功夫怎一个神字了得!王鼎钧状物的功夫来自他对广播艺术的巧妙借鉴,来自于他对其他文学体裁描写方式的触类旁通,来自他对世态人情的巧妙观察,来自于他鲁南农村实诚语言的底色和对异地语言的充分借鉴。写人何止是入木三分,简直是出神入化,令人拍案惊奇。王鼎钧历经写实主义和后现代,知道流离的艰难和军中的阴险,平时观察人就更加仔细,对人的把握就更加准确。有时通过一个细节巧妙地把握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即使是回忆过去的相知,也是打上作者历经沧桑后的印记,他十分注重发现和描写那些生命的暖色。因此他对《红头绳儿》的小姑娘的描写栩栩如生,对范筑先先生的刻画如在目前,对疯爷教师的语言描写更是高人一筹,对台湾岛上战战兢兢的同事警备心理的描写更是深入骨髓。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构成王鼎钧散文的大开大阖。借用隐地的一句话说:“王鼎钧献身写作50年,不管从事任何行业,都会感觉疲惫,而王鼎钧都把文学当成一种宗教,全心投入,热情不减。在写作的世界里,他永远年轻,永远有实验精神。他擅用活泼的形式,浅近的语文,表达深远的寄托,字里行间既富有理想色彩,也密切注视现实。王鼎钧是这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时代———一个动乱、和平又混淆的时代!”[5]146中西文化的对照让王鼎钧的文学作品充满艺术张力。王鼎钧的后半生在美国纽约居住。纽约是座看不透的城市,在这里,华人教育子女可能要翻个个儿,传统的儒学观点可能在这里成为迂腐的代名词。那个看手相的先生终究没有算出自己的钱为什么突然被一个算命者抢了去,那年冬天鼎公在劝说金素云小姐“婚姻原是有条件的。择偶的择字包含多少理智的考量,如果对方以为绿卡是一个条件,也是很正常的想法。一旦择定了,有了爱情,发展成婚姻,那就应该如你们在牧师面前所应许的,贫困忧患,不改初衷,那就是无条件了”[6]174。鼎公之劝,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王鼎钧没有失去文人的仁者形象,使得他所描述的事务具有感人的艺术张力。丰富的内容造就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奇光异彩。王鼎钧散文的丰富性在于他眼睛所看,耳朵所闻,身体所感,媒体所报,均可入其妙笔,题材之广泛,人物之繁多,情节之曲折,为他的散文之散提供了铺垫;他的语言成为故事的粘合剂、情节的推进器、说理的催化剂,加之他能很好地将散文之精湛、神韵提炼出来。文以载道,道融于文,使其散文别具大家风范。
2.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形式之美
文句的简约之美。王鼎钧的散文作品追求短句,即使书的装帧也为读者考虑。一般上班族上衣口袋装得下,二三百页的小书,假如你每天上班要乘一小时的地铁,用上两天上下班的时间就足足可以把一本书读完。作者有早年古典文学的根基,加之多年台湾广播编剧生活迅速切入听众的专业训练,再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鲜活体验,配之于散文这种不拘一格的描述方式,形成王鼎钧散文的简约、疏朗之美。读他的散文清爽如遇草地,开阔如到草原,快捷犹如快餐,利索犹如夏雨。文辞干净、短小,句子平易、和顺,即使是近年出的四部巨著,也是形式上厚重了,读起来却也是短语为主,短文为重,洒脱之貌随处可现。叙述的轻松之美,营造出与读者交心的平和之美。读王鼎钧的散文,有时你感觉是在和一位智者说话,有时又感觉在和一位邻居聊天。他或靠新鲜故事逗你,或用你想不到的妙句征服你,或用浅显的道理说服你。你会感觉到他的书很像冬天里的火炉,给你生活的温暖和力量;又像夏天里的冰块,赐予你凉爽和理性。王鼎钧散文的轻松是随着阅读稳步而前,如波浪一波又一波,属于不温不火的那种让人轻松愉悦的文字,如泡温泉般舒服,如沐春风般滋润。分析的包容之美。读《厚黑学》你感觉到人间的讹诈种种,读《丑陋的中国人》你感觉到自己也是全身龌龊。而读王鼎钧的《随缘破密》则是一个智者不伤人的话语。他提醒你,开导你,让你引起警惕。让你去做生活中的有心人,热心人,善良人。他劝坏人变好、好人更好,但绝对不把任何一个读者(哪怕这个读者品质很坏)当做一个敌人,他的书更像是一把伞,帮你遮蔽风雨;一缕阳光,让你感受到成长的快意;一双温暖的大手,让你感受到扶助的力量。宗教的神秘之美。美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美国的上帝却拥有中国上帝一样的慈善。对人类而言,上帝只有一个;对无数的信仰者而言,上帝却有千万。作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个布道者,因为作家需要创新;教徒一生最好只能信奉一个上帝,否则会引发神经错乱。王鼎钧先生信教60年,没有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传道书,却让他的散文富有神秘的宗教力量。这是上帝的造化,还是王鼎钧执着追求的结果?文化的对称之美。王鼎钧是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国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他经常借用古典中的名句翻为今用,更善于借古喻今,美国西方文化的后现代也为这位儒学大家注入一腔活力,老先生没有成为坚守的顽固派,而是有所挑拣地吸收,这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文化对称性:古今对比考其鲜,中西对比求其实。修辞的丰富之美。随便翻看王鼎钧先生的散文篇章,修辞手法,妙用活用,令人赞叹。无论是排比、顶真、拟人、比喻,还是倒装、虚拟、假托,语言智慧融于一炉,精彩妙章刻入一体。你读《一方阳光》,许多诗化语言,简直让你拍案叫绝。“时代像筛子,筛得每一个人流离失所,筛得少数人出类拔萃。”这样的句子当诗歌去读一点也不为过。写作的潇洒之美靠执着的文学追求来支撑。王鼎钧的写作坚持了50多年,如今他是一位87岁高龄的老人了。眼疾让他无法再从事更多的网上交流,但数年前这位老者经常在天涯上跟贴和发帖;还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与大陆文友传送书信,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位老者如此潇洒、坚持不懈地写作?正是文学的艺术之美,引导其走向文学之路;也是对文学之美的诸多探索,使得他游刃有余、潇洒成文。
3.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之美
王鼎钧善于为文章找到一种妥帖的表达形式。单篇考量王鼎钧的散文,看其内容的丰富性能感受到王鼎钧的阅历的丰富;就其形式的复杂性而言,能感觉到王鼎钧艺术表现手法的丰富多彩。每篇文章的匠心独运,与其说是作者的精心打磨,不如说是浑然天成之作。“50年代,王鼎钧到台北正式投入写作,他为报纸写评论文字,和别人先从抒情入手不同。不过他的叙事说理、语调柔和,有技术上的感性,读者编者和文评家,把他写的书评时论当作散文看。”[2]2旷日持久的锻炼,让他对散文的表达方式独树一帜、炉火纯青。每一种看似信马由缰的表达形式其实蕴含着王鼎钧先生的匠心独运。王鼎钧每一篇散文几乎入笔都很平和,没有惊人之语,但读之确有百般风情。台湾空中大学沈谦教授评论他的散文“由早期的干净利落,条理清晰,到中期的有情有趣,亲切有味,乃至晚期的意象丰盈,魅力感染———将20世纪中国散文艺术提升到如此的高境”[2]2。王鼎钧的散文作品就是追求自然中的奇绝,高蹈中的自然。看似平平之余,却藏万千宝贝。在精心打磨中,追求散文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王鼎钧的散文作品字斟句酌,堪称语言的盛宴。“王鼎钧关注现实,表现人生,将小说和寓言的创作方法引入到散文中来,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拓展散文的审美空间,庄谐杂出,雅俗共赏,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7]正是王鼎钧对各类文学体裁创作技巧的宏观驾驭能力和对现实内容洞幽烛微的观察功夫,让他的散文作品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有些篇章读完后,感觉多一字即为多余,少一字或换一字又觉不妥。在历史沉淀中,升华散文的意境和山水统一的自然境界。王鼎钧的散文作品往往以作者的某个时点为坐标,作者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让他所描摹的事物富有历史的厚重,让读者在这种时光隧道里感受自然境界与精神境界的统一。“睿智深刻的思想是王鼎钧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在。王鼎钧的思想虽然儒释道耶俱存,但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是其思想底色,儒文化对于王鼎钧的影响在入世—用世的精神取向、仁爱思想、民本思想、对文学的热爱等四个方面显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8]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蕴含,成就了王鼎钧精神世界与自然境界的天人合一。
4.王鼎钧散文作品的美人之美
王鼎钧的散文作品颇有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风,体现了一种包容他人的宽大胸怀和宗教思想。王鼎钧散文给人旷日持久的教化力量。王鼎钧的书有多层次的趣味性,正如他在《灵感》一书的原序中说:“每写一本书,我总希望这本书跟以前写过的书颇不相同。‘灵感’跟我的其他几本书比较,有什么特点呢?我曾经一再这样问自己。也许,我可以用现成的术语来表白我的心意:‘人生三书’是‘为人生而艺术’,‘碎琉璃’是‘为我自己而艺术’,而这本‘灵感’,只是‘为艺术而艺术’。”[9]6正是文章反映的不同侧面,赢得不同读者的共鸣。即使刁钻的读者也能从其著作中获益。王鼎钧的黑暗圣经是提醒世人注意社会阴暗面的钥匙。杨传珍教授的评论最为到位:“王鼎钧先生的《随缘破密》,打开的是另一种盒子,他让读者看到的恶魔典型,相当于从实验室里拿出来的‘灭活疫苗’,没有了伤害性,却能提高人群的免疫力。”“在《随缘破密》中,王鼎钧先生对大奸大恶的剖析,处处见出作者对整个世道人心高度负责的境界,他让人正视了世间的阴谋与罪恶之后,不畏惧,不绝望,不效法,不欣赏,让人敬畏自然而不游戏人生,顺应天道而不屈从命运。”[10]王鼎钧的文章篇篇皆有提醒之语,而在《随缘破密》这本书中,作者提供给读者识别礁石、躲避丑恶、保持人生警惕性的生存智慧。王鼎钧对世态的超然关注源于他对芸芸众生的刻骨关怀。先说一个生活细节,王鼎钧主编《人间》副刊时正是民国五十三、四年间,隐地先生回忆说:“正是我最热衷写小说的年代,投稿《人间》,不但很快登出,最难以让人相信的是,鼎公竟不时的请我吃饭,他向一个新人约稿,我已经受宠若惊,何况还请我吃饭。”“和鼎公吃饭,我从来没能付过一次款。”[11]生活中如此体贴别人的鼎公,才能理解一位在美国穷困潦倒的女诗人如何慷慨地帮助台湾的朋友。王鼎钧的散文写作是他日常品性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思考人生的结晶。美人之美的作品具有持久不衰的艺术穿透力。王鼎钧在发给“第二届王鼎钧文学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信《我能说的只有感谢》中这样讲到:“对我而言,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换个说法,动物的阶段,植物的阶段,矿物的阶段。我在全国各省跋涉六千七百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横跨新大陆,我是脚不点地,马不停蹄,那时候我是动物。然后我实在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我在纽约市五分之一的面积上摇摇摆摆,我只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时候,我是植物。将来最圆满的结果就是变成矿物,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生命,能够结晶,能够成为化石,能够让后人放在手上摩挲,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也许配一个底座,摆上去展示一番。这时候,也许有人为他辩护,说‘无用之用大矣哉!’有一种东西似乎没有用,但是少不了,那就是文学艺术;有一种东西很有用,但是你用不得!那就是原子弹。”[12]
结语
王鼎钧的散文作品的哲学蕴含在于:他以联系发展的眼光看世界,他以文化的系统性来分析世界,他以文学的普世价值来衡量世界。在他的文学天平上,宗教的砝码是真善美过滤后的砝码,是人性真实显现的力量体现。他尊重自然界的一切,把人类的发展命运同现实的所得、所恶紧密联系起来,告诫人们不去做那些违背人类自身发展的事情。他把人情的练达与乡愁的独到感受融入散文之河,行文舒畅而又不失大江东去的宽阔。富有哲理闪光的句子犹如时而跳出江面的鱼儿,显示着生活的鲜活与自然馈赠的伟大。哲理之思成就散文华章,让人读后陷入沉思。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审美意蕴在于他一直追求散文的形式美和内容美的统一,散文之美首先要求具备散而不乱的特点,散的文本学意义不仅仅在于内容排列的散插,更注重内容的极端丰富性,信息量的加大和描写对象内容的新颖性。散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王鼎钧的散文正是与时俱进的典范。散文内容的极端丰富性构成了王鼎钧散文舒缓有度、进退自如、有血有肉、贴近现实的美感效果;而其形式上的内在铺排、对比,语言修辞上的讲究、锤炼,风格上的不断变化,形成王鼎钧独特的散文形式。在此基础上,王鼎钧追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在美人之美的宽容境界中使自己的散文作品升华到美仑美奂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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