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审美论文：屈赋中物感的审美意识研究

本文作者：王惠丹、张桂琴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外语系、大连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

春秋时期，“比德”式伦理教化理念的兴起，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心灵与大千世界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进一步将“物”与“感”之间的联系加以强化，为“物”、“感”之间的完美交融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对“物感”说的成型奠定了理论的依据。战国时期，生活于江淮流域的楚国，受到自古传承下来的地方习俗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方式，认为气味馨香馥郁的花草可以使人的思想、道德、品格、情操变得美丽高尚。这样的心理思维基础，是原始社会“交感律”的无意识潜沉。在原始的思维理念中，物体一经接触，就会对一个人施加影响，所以楚地“自古以来，采香草以赠美人，悬香花以避邪逆，储异卉以净身心，形成了丰富的楚地风俗”［１］４０。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呈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屈原，这个土生土长的楚国诗人，自小濡染楚国地方风习，“巫术思维”已经固化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自然而然地会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同时，屈原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曾数次出使中原。战国时期，中原文学中流露出的“物”与“感”之间似有若无的投射关系，更加固化了屈原的“巫术思维”模式，使得这种思维模式更为具象、更为清晰、更为强化，从而将“物”与“感”之间建立了更为确切的联系。俄罗斯汉学家费德林先生在分析屈原理性世界中的自然观时指出：“屈原的文学创作表明，他的世界观和他对环境的认识中突出的是他非凡的实质，表露在他作品中的，充满诗意。”［２］１４８楚地山川隽秀、神秘莫测，大自然的绚烂缤纷远远超越了淳朴的楚人的想象，启迪了屈原将自身的情感投注其中。这样的情感形成文字，在描述与表现这些自然景象的过程中，作者将对大自然所怀有的充满崇拜的感情色彩与投射在自然物状中的精神寄托相交融，便形成了屈赋作品中时时可以使人感受到的虔诚的类似宗教情感般的精神意蕴。

德国学者顾彬认为《楚辞》“是从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感情世界出发观察自然的”［３］４６，同时诗人又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投射于自然外物，将情与景相交融，形成了借景抒情的艺术境界，将“物感”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楚辞是先秦文学对自然的初觉。楚辞中的自然物色和抒情主人公的情思已经有了较为自觉联接的趋向。这样的“自觉联接”的艺术思维逻辑，是巫风浓郁的楚地自然的思维方式。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这是远古“交感律”的典型留存。这样的联觉，在屈赋中可谓遍地开花，俯拾皆是。如《离骚》中描述的抒情主人公将“江离”、“辟芷”、“木兰”这样的香草批佩在身上，就是希望借其香气，能够增加修为，增强内美，增进才能。显然，这些芬芳的花草，在抒情主人公的眼中，都是具有美好特质的代表，自然外物品质的美好与个人感情的高洁相联觉、相比拟，从而相互影响、相互彰显。《山鬼》描绘了一位身披薜荔、腰束女萝的少女，驾着插有辛夷花、饰着石兰和杜衡、挂着桂枝旗的赤豹车，等待心上人的到来。文中诗人提到的散发着芬芳气息的各色花草，都是为了凸显少女山鬼清丽的容颜、纯净的心灵、娴雅的意态、真挚的情感。这些花花草草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特性，与山鬼少女的形象紧密相连，不可拆分。在屈赋中，“善鸟香草以配忠贞”、“虬龙鸾凤以托君子”，表现抒情主人公高尚的人格和完美的情操；“恶禽臭物以比谄佞”、“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指斥他们的惑乱君王、馋邪误国。“菉”、“葹”都是气味难闻的恶草，隐喻为当道宵小。“艹资”是“堆积”的意思。抒情主人公将散发出难闻气味的恶草爬满居室与充斥着朝廷的奸佞的小人相关联，借对毒草遍布的厌恶抒发对谄佞之徒的痛恨。客观外物的自然本质在屈原的思想观念中已经有了较为模式化的定型，当自然外物的客观品质与抒情主人公内在的主观情感相呼应、相吻合，尤其是当“物”与抒情主人公的政治理想、“美政”追求、家国情感以及强烈的宗国血缘意识和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怨愤之“情”相关联时，“物”与“感”之间的内在比附就远远超越了《诗经》中那些随手拈来的情物关系的诗作，表明“物感”在屈原的作品中已经初步地成熟。屈赋中自然之物作为表达抒情主人公情志的象征之物呈现出来，情思的细密和自然物态的关联已经不仅仅是“比附”关系，而是逐渐地在融为一体，渐次推进了“物”与“感”深层级的交融，体现出融情于景、借景生情、景为情生、情为景移、情景交融无间的“物”“感”特色。如《湘夫人》中自然景象所烘托出来的意境完美地表现出了普泛的情感世界：袅袅秋风起、渺渺洞庭波、萧萧落叶下的秋景中，主人公浓郁的情思不言自明。客观外“物”触动了主观内“感”：想起意中人不能陪伴在自己身边，不禁悲从中来。深秋的凉意，孤寂的情感，湖光山色中勾勒出一幅情调悲凉的“清秋候人图”，开启了“秋思”主题的先河，将自然外物与内在情感的关联度提升到了重要地位。这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有的艺术笔法，但在屈赋中运用得已经较为圆融了。又如《招魂》中抒情主人公心中对于故国乡土风物浓厚的爱恋和对于落叶无法归根的无限怅惘，都与所描绘的景物完美地融合，忧国忧民的情感显得更加沉痛而哀伤，内心深沉之“感”透过眼前所见之“物”折射出真切的情思，超越了战国文学之前“比附”的抒情方式，达到了“物”与“情”较为完满的交融境界。“物感”的发展是个绵延的过程，作品的不断提升，理论的不断累积，“物感”也从最初的偶然间的暗合走向情与景的自然融合，这是文学发展进步的必然过程。而在“物感”发展的进程中，屈原的文学作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楚辞》中大量的对于自然外物的描写，总是和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变化纠结在一起，客观自然自觉地纳入了写作的视野，主观情感自然地投射于外在景物，将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物”“感”境界推向了一个新天地。

“物感”说在屈原的作品中趋于成熟，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时发表展的必然。《诗经》中混融的无意识的“物感”萌芽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君子“比德”观，文人借助外物抒发个人情感已经逐渐显现出星火之势。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屈原典型地代表了战国时期文人以历史性、社会性的人文精神为出发点，以担负社会责任自许，以实行真理为己任，寻求中国的大一统，抱有高度的责任感，满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然而楚国国内，朝廷之上楚怀王昏庸腐朽、刚愎自用；靳尚、郑袖等群小奸佞当道、欺上瞒下。朝廷之外，贵族保守势力苟且偷安、骄奢逸乐、互相倾轧、尔虞我诈。执著于“美政”思想的屈原，致力于变法图强、振兴楚国，却不幸“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被放逐。在十余年的放逐生活中，屈原对楚国国事衰颓、政治丑恶、时事昏暗的丑恶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困苦有了更为深入的切身了解。但是自小深受儒家“忠君”思想教导的屈原无法指斥君王，非议朝政，只能在其文学作品中婉曲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之情。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题元遗山全集》）。屈原报国无门的悲愤情愫，在《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一系列伟大作品中，借物抒怀，深沉蕴藉地传达了抒情主人公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对楚怀王任用奸小、疏远贤臣的不满，将自己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之痛的情感与“香草美人”、“恶禽臭物”等自然外物相触动、相交融，形成具有精神性质活动的“物”与“感”之间的互动。屈原作品中的“感”沟通了抒情主人公内心的“情”与自然界外在的“物”间的特殊的内涵关联，呈现出鲜明的蕴藉象征特色，通过自然之“物”痛心疾首地表白自己对楚国的风雨飘摇的绝望之“感”。曲回的流水、杳冥的深林、高峻的山峰、幽暗的日光、霏霏的霰雪，透露着抒情主人公凄苦悲怆、孤寂迷茫、忧愁而又矛盾的内在情感，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渲染与描写，屈原控诉了黑暗腐朽势力对象自己这般忠贞之士的迫害与排挤，表达了自己即使不能为人所理解，也要坚持理想、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文中抒情主人公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情感，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将心灵世界与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完成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转化、融合。“要想真正了解人生，必须‘深入无人之境’。所谓‘无人之境’，是很可以耐人寻味的境界，其含义之一，应是自然。”［４］１２８一语道出文学创作中自然外“物”与内在情“感”之间的微妙意蕴。在屈原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主观情志与所描绘的自然外物基本达到了完美地融合。屈赋中的“物”不再是《诗经》中为了起兴而顺手拈来的物象，也不是春秋时期用于“比德”的附会，而是带有抒情主人公浓郁的思想情感的物景。在屈原的作品中，自然外物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外物，而是抒情主人公自觉的选择，带有鲜明的主动性，这标志着“物感”说在屈赋中的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