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论文：大学生参与政治阻碍思索

本文作者：刘裕、黄容 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有学者则指出我国当前的民主体制还不够完善，无法提供满足公民包括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尚未形成能吸纳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4]。这些研究虽在现状、问题、成因及对策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却未深入分析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因此，本研究将探寻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彼此间的内在联系。采用问卷的方式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学进行调查，运用SPSS因子分析方法，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并借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为提高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和政治参与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动机作为行为的动力，直接推动个体活动的动力，具有激发、指引功能，并与行为特别是行为倾向具有一致性。因此，本研究将选举动机作为选举行为倾向的重要变量，并假设（H1）选举动机越强烈，对选举行为倾向影响越大。但是，任何动机和行为都是以认知作为前提和基础，其认知水平的高低也必然会影响动机，因此假设（H2）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动机越强烈，假设（H3）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行为倾向越大。此外，动机理论还认为人的需要、兴趣、爱好、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生动力作用。

态度作为价值观之一，也必将对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假设（H4）选举态度与选举动机呈正相关，即选举态度越正向，越积极，选举动机越强烈。美国学者Fishbein提出了理性行为理论(TheoryofReasonedAction，简称TRA)，该理论认为，个人表现出特定行为是受个人的行为意向影响，而行为意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个人对此行为的态度与主观规范所决定。但是由于理性行为理论是基于理性人假设，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Ajzen加入了认知行为控制这一变量，并将其理论发展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edBehavior，简称TPB)，主要用来预测和了解人类的行为，后来被广泛用于社会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营销和消费等领域。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越正向，越积极，其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越小[6-8]，且Katz和Stotland，Rosenberg和Hovland也曾在研究中发现，人的态度是行为反映的基础[9]，因此，本研究将选举态度作为影响选举行为倾向的变量之一，假设（H5）选举态度与选举行为倾向是正相关，即选举态度越正向，越积极，其选举行为倾向就越大，反之越小。此外，许多心理学家认为态度由情感、认知、意向三部分组成，学者洛开奇（M•Rokeach）甚至认为态度作为一种具有结构的复杂认知体系，是个人对于同一对象的数个相关联的信念组织[10]。由此可看出，认知作为人们心理活动产生的最初来源，对态度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假设（H6）选举认知水平对态度有正相关关系。

研究方法

（一）变量界定与问卷编制

选举认知水平是指个体对人大代表选举的了解和认识程度、理解和评价能力，在本研究中，认知水平则是对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人大代表选举的意义的认知和了解程度的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从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较了解到非常了解，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态度指参与选举的主体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评价和看法，表现为认可与否定程度，赞成与反对程度的状态。如是否能选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人大代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透明度等，分为“完全不认同、少部分认同、一般、大部分认同、完全认同”5个程度，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动机是指选举主体受外界刺激和内在需求综合作用产生的内在动力。本研究采用参加选举是否有自豪感和荣誉感以及参加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选举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或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是例行公事等。从完全不符合、少部分符合、一般、大部分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行为倾向是人们对人大代表选举所预备采取的先前反应和意向，具有预备性质，它是选举行为的直接驱动力，但不等于外显行为[11]。其量表内容包含“如果条件允许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是否会主动参加”以及“是否会选择代表自己意愿的人”，答案“是”“否”分别赋值“1”和“0”。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方法

为了保证问卷的质量，首先在电子科技大学进行小样本试测（N=60），并运用SPSS20.0对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根据调查学生的反馈情况进行反复调整与修正，得到了最终问卷，共28题。最终问卷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考虑到作为“211工程”大学的学生，综合素质总体更高，因而更加具代表性。我们共发放问卷750份，每所大学150份，收回701份，剔除大量未填写和真实性不足的问卷，同时采用序列均值对少量题目未填写的问卷进行缺失值处理，最终有效问卷共649份，有效率87%。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简称SEM模型），具有同时考虑和处理多个因变量、将无法直接测量的属性纳入分析以及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等优点，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采用AMOS20.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检验假设和分析，并用SPSS20.0进行辅助分析。

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在进行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之前，首先对问卷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Cronbacha来检验问卷各项的内部一致性，当Cronbacha值≥0.70时，属于高信度，0.35≤Cronbacha值＜0.70是，属于尚可[12]。本问卷的信度为0.830，各项目的Cronbacha值也在0.600以上，因此问卷的可信度较高。效度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进行检验，KMO为0.793，且各因子的值也在0.6以上，同时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50，且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特征值，四个因子均大于1，说明问卷测量的项目比较准确的反映了选举认知水平、选举态度、选举动机和选举行为倾向这4个因子的特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二）模型检验与修正

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AMOS20.0对假设模型进行了检验。模型拟合度采用公认指标[13-14]来衡量。一般认为，X2/df的值应小于3，RMR和RMSEA的值应小于0.05，GFI、AGFI、IFI和CFI的值应大于0.9，且越接近1越好，PGFI和PNFI的值应大于0.05。模型拟合结果如表3（初始模型）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要求，模型拟合度良好。但在模型假设检验中，我们发现H3、H5、H6并未通过假设检验（见表4），说明选举认知水平和选举态度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也不显著。根据简约拟合度原则，我们去掉了H3、H5、H6三条路径，得到如图2所示的修正模型。经检验，修正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了标准，且简约拟合度有所上升（见表3）。修正模型拟合标准化解如图2所示。

（三）讨论与分析

H1通过了检验假设，并且我们发现，选举动机越强烈，选举行为倾向越大，这与动机理论是相吻合的，一切需要和心理活动都要转化为动机才能真正促进人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会因确信其投票不会对投票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而不愿意参加投票，但一般而言，行使公民权利所带来的满足和利益，以及不参加投票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足以促使大多数的人们参加投票活动[15]。行为科学认为，只有当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再加上客观条件即诱因的刺激时，两者共同作用才能最终形成人的行为，这对选举动机与选举行为倾向的关系也具有很好的解释性。

H2通过了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动机越强烈。虽然我们所调查的都是大学生，但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认知却是有差别的，它会受专业、家庭背景、政治面貌等因素的影响。虽然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动机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较选举态度对选举动机的影响要弱。

H3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行为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认知水平与选举行为倾向虽有重要联系，但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决定性的。认知要变成行为，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变量和可变变量，而选举动机在本研究中即是这个重要变量。

H4通过了假设检验，即选举态度对选举动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的理论依据“人的需要、兴趣、爱好、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生动力作用”相匹配。

H5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态度对选举行为倾向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原因与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行为倾向的影响有相似之处，选举态度也需要作用于动机才能对选举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受到外界环境和大学生个性特征等因素影响。这是因为相比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大学生更加理想主义，更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影响，当他们认为选举公正、公开、民主，能选出真正让他们满意的代表时，就会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选举动机更加强烈；反之，如果外部政治环境较差，认为选举不公正或者被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时，就会相当消极，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H6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调查对象均来自“211工程”大学，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与他们的综合素质并不成正比，选举认知水平普遍偏低，对选举以及人大代表制度的了解程度的均值都低于3分（总分5分）。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很容易产生从众心理，人云亦云，不认真分析也不顾是非曲直而盲目从众；同时还会受到许多固定观念的影响，导致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不显著。

此外，我们在进行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还发现，在性别、年级、专业、政治面貌、是否为学生干部和家人是否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群体里，各假设路径虽有微小变化，但并无显著性差别，因此，模型对于解释大学生参与选举影响因素的解释具有普遍意义。

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动机理论对大学生参与选举的影响因素有较好的解释性，并对我们提高大学生人大代表选举参与度具有较好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研究中，我们发现选举认知水平和选举态度都需要作用于动机，才能对选举行为倾向产生影响，从而选举动机成为影响选举行为倾向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提高大学生人大代表选举参与度，除了要提高大学生的选举认知水平和选举态度，更要进一步激励他们的内在动机，营造一种良好的政治环境，让他们参与选举的意愿更强烈，更好地行使他们的权利。但是，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在649名大学生中，仅有150人（23.1%）参加了本次人大代表选举，499人（76.9%）都未参加，其未能参加选举的因素前三位包括户籍（26.8%）、对选举人不了解或了解甚少（26.4%）和对选举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不知晓（23.0%）。可见，除了户籍限制的客观原因，影响最大的则是对选举人不了解或了解甚少以及对选举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不知晓。研究假设H6未能通过检验，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点。因此，要提高大学生人大代表选举热情和积极性，应首先重视大学生群体，把他们当作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大学生更有主人翁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一方面要创造更多条件，让他们参与到选举中来，另一方面也要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投票，促进有序政治参与。其次，要提高对选举人和选举的时间地点等信息的发布和宣传力度，并且消除大学生对选举以及人大代表制度的刻板印象，提高对选举的认识。此外，人大代表选举特别是县乡基层选举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待改进，应该走向更加民主、透明、公正的道路。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加强，各种制度的不断完善，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也必然会逐步提高。当然，研究中发现的不少结论，还有待进一步地探讨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