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跨越论文：深究贝内特文学批评的跨越

本文作者：徐小霞

解决分析通俗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贝内特提出“阅读形构/互—文性”观点的出发点和逻辑前提。要理解“阅读形构\互—文性”，必须先阐明贝内特对通俗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认识和分析思路。贝内特首先站在解构主义立场审视通俗文学与“文学”的关系。他批驳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依照资产阶级文学标准划分“文学”与“通俗文学”等级序列，如此做法，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审美价值过于牵挂，一方面把“文学”看作与意识形态有别的自治领域，另一方面无视通俗文学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多变性，将通俗文学简化为主导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沦为大众工业生产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容器。其结果不但使马克思主义批评沦为一种扭曲的唯物主义，而且阻碍了通俗文学介入霸权斗争领域行使政治运筹的可能性。为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将通俗文学等同于主导意识形态的简化作法，贝内特认为对通俗文学及其意识形态的认识，不能采取以往文本形而上的观点，要从文本间性即从阅读接受的互文性关系联结中透视文本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效果。因为文本在文本间性系统的关系联结中产生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关系联结仍然是构成文本得以发挥作用的惟一可能的政治‘场所’”。［1］文本间性就是不断变化的文本－意识形态关系，这种互文关系效果(政治、意识形态)铭刻在文本接受阅读过程中，影响文本的接受状况。这就意味着文本在多元的接受语境下，成为一个漂浮的能指，被编入不同的文化、权力、社会制度等符码。所以，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不是从文本的意指内容中直接体现，而是在多元动态的阅读接受过程中呈现意识形态效果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为此，考察通俗文学的意识形态效果，便需从文本的阅读接受入手。其次，在分析文本阅读接受问题上，贝内特借鉴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质询机制，将文本意识形态与具体、差异的阅读个体连接起来，认为文本产生效果的依据不是赤裸裸的的主体性，而是“受到各种不同甚至有时矛盾的意识形态构成中对某一特定主体立场质询的个体，”［2］主体立场随差异性社会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动态的主体立场再插到变化的文本间性关系联结中，阅读个体便在一系列意识形态坐标轴上移动而形成多元身份，文本则成为或斗争、或反抗、或妥协的多元意识形态场域。可以说，文本不但由于阅读接受敞开了文本的历史，且因接受阅读而成为多元矛盾的意识形态效果场域。通俗文学文本与读者究竟如何发生作用，阅读接受中文本间性的动态意识形态效果场域的变化机制如何运作，阅读接受的条件又是怎样的?贝内特用“互－文性/阅读形构”解决这些问题，令人信服地阐明了阅读和文本受到铭刻于其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一系列互文调停而形成以文本为中心的动态场域，并揭示出阅读个体在建构多元主体身份过程中的积极能动性。这也是贝内特从文学阅读角度试图调停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存在着的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间的矛盾的理论尝试。

“阅读形构/互—文性”(阅读形构只在阅读引起的互—文联接中得以体现，故将两者置于一起。)的内涵极为丰富，它以读者接受和文学互文性等理论为基础，挪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说，福柯的话语形构，拉克劳、墨菲的话语联接，葛兰西霸权概念等，勾勒出铭刻在阅读接受中的多重社会历史力量及其与文本、读者间的复杂关系，体现了贝内特鲜明的政治旨归和文化唯物主义立场。“阅读形构”指“一套话语和互文力量，它们组构和激活阅读实践，将文本和读者联接为特定的关系:读者是具体的阅读主体，文本是以具体方式阅读的文本。”［3］这种界定显得十分抽象模糊，通过贝内特在不同著作多次对“阅读形构”的特点、功用、性质等描述，可发现阅读形构实则是一种熔铸于文本和读者间的阐释框架或阅读框架，类似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阐释学的“前有”“前结构”。阅读形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非阐释学的作为通达“在世之在”的“前见”的本体论范畴。相比阐释学和接受理论的前理解对个体心理经验性的强调，贝内特更重视阅读形构这一阅读框架的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历史规定性，他用佩奇尤克斯的话语形构类比自己的阅读形构这方面的特征。佩奇尤克斯指出话语构形根植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个人的言语行为不是个人主观运用的语言产品，而是被受制于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话语构形的制约，语言在实践、操作、建构各层面受到不同的话语形构相斗争的对抗，即使相同的词语也趋向不同的意义，意义是能指之间不停运动关系的结果，而非仅仅是所指，词语、语句、命题从它们所属的话语形构中得到它们的意义。这意味着阅读形构和话语构型一样，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压力下生产意义和效果。阅读形构/互—文性源自文学互文性理论和阅读接受理论，但又比后者意蕴丰富，它更突出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将文学疆域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众所周知，“互文性”最早由克里斯蒂娃提出，指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即每一个文本中都包含了其他文本涉及的因素，每一个文本都不可能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封闭的语言体系，而是与其他文本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互文性强调各文本之间的复杂联系，文本意义的交互性、流动性和差异性。克里斯特娃的互文性仅限于单个文本内部中其他文本的指涉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狭义的互文观念。随后，罗兰•巴特在克里斯蒂娃文本互文性基础上，提出在阅读角度认识互文性，并给予理论阐发。他继承修正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从克里斯蒂娃在作者立场划分文本转向读者立场，表现了互文理论研究从文本生产理论向接受阅读的转换。巴特将文本划分为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强调读者参与文本生产的积极性、能动性，读者在可写文本中通过发现文本意义新的组合方式，重写、再生产、再创造文本，使意义在无限差异中被扩散。巴特反复强调阅读个体在(重)写文本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文本的阐释取决于个体汇集各种互文本并将它们同给定文本相联系的能力。巴特从阅读接受的积极能动性角度分析文本互文性生成的机制，无疑具有开创意义，但他并未涉及主体和互文本如何联系的问题，更未考虑阅读互文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贝内特和巴特一样，将读者受众作为文本相互联系的节点，强调阅读主体的积极能动性，认为文本正是通过阅读才得以关联形成互文关系。他将这种因阅读而相互关联的文本现象称之为“互—文性”。通过与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的比较，贝内特说明自己的互—文性概念，“使用连字符是为了避免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相混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指:可在一个特定的单独文本内在构成中辨认出来的、其他文本的指涉体系。而我们的互—文性概念指在特定阅读条件中，文本之间的社会组构关系。”“互文性指一系列意指关系，它们共同体现在一个文本中，是文本所展现的变化的产物。而互—文性则是文本被社会性地组构于阅读形构客观性方面中的关系方式。互文性是社会性组构的互—文性的特定产物，后者在为阅读实践上提供了客观力量的同时，也为互文指涉的生产和运作提供了框架。”

贝内特的互—文性更强调互文本间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广义的互文观，它以阅读为联结机制，形成文学文本之间、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文本与主体、文学领域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间的动态场域。相比巴特阅读接受角度的互文性概念，贝内特用“阅读形构”弥补巴特忽视的阅读主体与互文文本如何联系的机制，突出铭刻于其间的多元意识形态效果和意义生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主体与文本间性等特征。“阅读形构”具有极丰富的内涵和政治意味。具体有以下几点:(1)阅读形构是熔铸于文本与读者间的阅读理解框架，类似于“前理解”“前见”，它是接受主体与当前文本产生对话的前提。它凝聚着主体积累的互文知识、经验、审美情趣、心理动因等因素，并和内化于主体经验中的时代、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融合一体，也即主体在阅读接受活动中已先行被话语所塑并将之带入接受活动中。这一过程体现了主体阅读接受的积极能动性，主体依据自己具体的、境遇性的阐释框架阅读文本，赋予其意义，用贝内特的话说“文本是为读者的文本。文本总是被组构好的文本。”(2)“阅读形构是一套交叉的话语。”这套话语铭刻着各种物质、社会、意识形态等历史力量，或者说它是多元话语场域。这就意味着在这套互文话语中充满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缝隙，它们在相互角逐、争斗、协商中被联接(articulation)、增补。这套互文话语是意义斗争的场所和意识形态角逐的领地。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个特定阅读关系中，马克思主义阅读形构使文本被生产性地被激活，文本依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呈现相应的意义，在与其他阅读形构话语竞争中，建构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干预的空间和权威。(3)在阅读形构中“主体是为文本的主体。”在这套意识形态角逐的互文话语中，暂时决胜而出的主控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将个体质询于主体的位置上，使其成为“这个人”。鉴于不存在抽象的意识形态，只存在具体的个体在具体境遇被质询为具体的主体，故贝内特说“读者是具体的主体。”主体在阅读中身份不断被瓦解、重构，成为某一具体意识形态质询下的具体社会主体，并修正原有的阅读形构。(4)阅读形构类似于福柯的话语形构，暗中为知识、权力和意识形态所编码，更确切的说，它是个体阅读实践所遵循的一套制度话语。文本的真正意义和效果不是文本所指内容，而是文本作为能指依据不同阅读形构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符码而体现不同的意义和效果，“阅读效果不是预先存在于阅读形构中，因为它是在阅读形构中产生的．．．．．意义通过文本在不同的阅读形构中被生产性地激活方式”出现。［5］如邦德小说随阅读接受中变化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压力而不断重组，最终构成一个集电影、广告、杂志、玩具、评论、演员等各种文本为一体的网络场域。作为通俗文学的邦德小说因其变化衍生的各种互文本，成为英国日益突显的大众文化现象。邦德文本之所以流行和经久不衰，就在于它能依据不同阅读形构中意识形态符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为此，通俗文学(文化)的意识形态复杂性、矛盾性不在文本本身，而在通过阅读形构\互—文性体现出的变化的意识形态上。(5)阅读形构的物质载体是意识形态实践制度化的各种机构，它们形塑阅读形构，建构社会主体身份。阅读形构在其历史过程中，总是内在地、不断地重新书写进多重物质的、权力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符码，并内化在主体阅读过程中，质询和重构相应的社会主体身份，再生产一定的社会关系，维系或颠覆象征秩序。为此“文本总是已经被文化激活的对象，读者总是被文化激活的主体。”所以要想充分理解并评价阅读形构这套交叉的话语所隐含的权力，“不仅要考虑话语的明确意义或目的，还应更多地考虑话语的系统构成，因为它们形成的模式由它们与非话语实践的关系决定，如与制度、习惯、或日常实际生活的关系等”。［6］(6)由于阅读形构是一套争斗和协商的话语联接场域，它可被各种权力和意识形态编码和介入并生产相应政治效果和意义。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可积极地介入阅读形构，为霸权斗争生产相应的知识话语并建构相应的政治主体。这点表明阅读形构概念具有鲜明的文学政治效果，体现了贝内特本人的政治立场。贝内特以“阅读形构”为中介，将系列文本、阅读主体、意识形态等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以文本阅读为核心的文本之间、文本与社会，文本与主体间多元动态的意识形态效果动态场域。同时，阅读形构在各种变化着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压力下，将个体质询为多重变化的社会主体系列，因为主体认同机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7］。就此而言，阅读形构是意识形态在文学阅读接受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更重要的是，阅读形构/互—文性的意识形态压力并非以抽象观念的形式运作，它有一系列物质的、制度的支持，如学校、教育体制、文学批评和理论话语、文学教育等文化实践形塑阅读形构，为意识形态合法化发挥关键作用，维系或再生产一定的社会关系。总之，文本通过微观层面的个体阅读形构，受到宏观互文系列的文化意识形态之调停和介入。

贝内特以通俗文学和意识形态关系这一问题意识为起点，通过阅读意指实践反驳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将通俗文学简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做法，就此而言，他承袭了英国文化研究重视受众思路。但贝内特又和霍尔、莫利等人经验式受众研究的思路不同，他更强调文学接受过程中的社会文化等历史规定性，突出铭刻于文本和读者中的意识形态、文化指涉和权力关系，在变化的文本效果场域看待通俗文学(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间的复杂关系，形成“阅读形构\互—文性”这一文学批评理论成果。这种思路启发了英国第三代受众研究，他们不再以个体经验接受为主，而位移于微观(文本－语境)和宏观(社会结构)层面的结合，从文本中见出社会文化结构、话语和文本本身的生产过程等。如对机构\学术写作与受众的关系问题研究即为突出一例。［8］就文学批评理论而言，贝内特将媒介社会学的文本效果说引入通俗文学的接受研究上，通过文本接受彰显出文本随社会历史语境变化而变化的多元意识形态效果，突出了文学尤其通俗文学意识形态的复杂性、矛盾性。贝内特在方法论上，强调从互文性角度理解阅读，并为前理解注入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弥补了以往文学阅读接受研究和互文性理论对阅读实践的社会历史规定性重视不够的缺憾。用贝内特自己的话来说“注重效果的传统很少受媒体社会学好评，但它确实对观众问题给予了认真思考，近年来输入的关于＇解码＇过程的符号学观点已对影视研究产生影响，比文学批评界更重视形式所能产生的效果。简言之，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读者研究(从效果角度思考文本接受。)”［9］综上所述，贝内特的“阅读形构\互—文性”文学批评理论，是对文化受众研究和文学读者接受研究的双向融合和超越。他的分析思路、理论观点对当代中国文化诗学分析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