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对和歌的作用

本文作者：成瑞 单位：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751年，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编撰完成。到了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汉诗更是迎来了第一个创作高潮，主要著作有：第53代天皇嵯峨天皇敕命编撰的《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第53代天皇淳和天皇敕命编撰的《经国集》：空海和尚（弘法大师）的《性灵集》：第60代天皇醍醐天皇敕命编撰的《菅家文草》。

其中，《菅家文草》由大学者、大诗人菅原道真一人完成创作，收录了自其少年时代至被任命开始编撰之日为止的汉诗约600余首。他的诗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白居易的《白氏文集》的影响，将各种中国汉诗的创作手法巧妙地运用到他的汉诗创作中，《菅家文草》被后世誉为日本汉诗文学的范本，也可以说是菅原道真集大成之作。菅原道真早年受天皇重用，官至右大臣，其后受藤原一族排挤迫害。《菅家文草》中一首七绝这样记录着他当时的心情：“秋来六日未全秋，白露如珠月似钩。一感流年心最苦，不因诗酒不消愁。”前两句仅就情景加以渲染勾勒，没有直接说出主题，第三句以“一感”二字转捩承接，道出内心的愁绪。以多事之“秋”比喻流年之苦，借“白露”与“月钩”表达内心的凄凉，情景交融。第四句中的“诗”与“酒”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有代表性的两张名片，诗人更是运用自如。短短四句，足以见到这位中古时代日本贵族的汉诗造诣，也足见中国“酒狂”白居易对菅原道真的影响。

平安时代中期以后,藤原家族掌握政权,形成摄关政治。从此，诗才不再是选拔官僚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门阀出身。同时，伴随着遣唐使的废止以及假名文字的普及，日本贵族对于汉诗的热情已大不如前一时期。平安后期，在文学史上留下影响力的仅有《本朝文粹》一书。尽管如此，汉诗的地位仍然很重要。特别是作为官方语言，在正式场合，汉诗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至于在私人宴会上，在上层贵族中也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那就是较之于和歌，汉诗创作的才能更值得人们尊重。成书于12世纪初期平安时代后期的历史物语《大镜》中记载着这样一篇名为“三舟之才”的真实故事。当时，关白藤原道长在大井川游船时,准备了三艘船,分别命名为“汉诗之舟”、“音乐之舟”、“和歌之舟”,让同行的众人根据自己的特长，各自选择登船。这时，大纳言藤原公任来了，藤原道长上前问他打算乘坐那艘船。藤原公任选择了“和歌之舟”。在“和歌之舟”上，他吟诵了一首和歌，受到众人啧啧称赞。可是，当事后藤原公任说起当时的情形时，他却非常遗憾地说，要是选“汉诗之舟”就好了，这样自己所作的诗就能够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名气。由此可见，汉诗对于平安时代的日本上层贵族来说，虽然已经不是政治资本，却仍然是展示个人修养，赢得他人尊重的重要手段。

汉诗在平安时代已经成为日本宫廷内的官方文学，伴随着汉字在上层社会的推广和使用，日本人开始借用汉字的音和训来记录自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和歌，《万叶集》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样在平安时代，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了假名文字。从此，假名被用来作为和歌的表记形式。日本的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名为《古今和歌集》，成书于公元905-914年间，由醍醐天皇下令编撰。由此可见，894年遣唐使废止后，和歌更多地受到关注。但是，如果把《古今和歌集》中所记载的和歌与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中的和歌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的和风和韵中有着汉诗的影子。可以说，《古今和歌集》的和歌在写作内容、修辞手法、审美等多方面都影响着当时的和歌创作。

这首和歌是平安时代著名的“六歌仙”之一僧正遍昭所作。他在赏莲花的时候，看到了荷叶结成的露珠，感叹荷叶出淤泥而不染，却为何拿露珠当珍珠来蒙骗人。这首和歌里的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形象显然来自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爱莲说》，只不过僧正遍昭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众人都说荷花好，我偏说它并不完美。作者的心思可能是意图显示自己有自己的主张，要与汉诗划清界限。更大的可能性应当是通过汉诗意象与和歌创作相结合，想以此显示出自己的文学修养，赢得名声。

东北师范大学孟庆枢教授在其名为《简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经过平安朝，‘日本汉文学’表面上看去衰退了。但是，在某重消化、融合之后，又孕育着新的繁荣。”汉诗在平安时代经历辉煌之后，又经历了江户时代的创作高潮，到了近代又受到如夏目漱石之列的文豪的推崇备至，汉诗的影响力至今存在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