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龋病状况与作用因素探究

本文作者：姜全春、刘怡杰、王萌、王颖、赵秀兰、荣文笙 单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口腔科、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乳牙因龋缺失牙(mt)的记录参照WHO调查标准:9岁以下儿童丧失了不该脱落的牙齿，如乳尖牙和乳磨牙，记为因龋丧失;9岁以上儿童不区分失牙原因，均按未萌牙记录［7］。调查问卷参考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中的问卷来设计，根据以往研究证实的龋病相关因素以及大连开发区社会经济状况来确定问卷内容［1－5］，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基本信息，口腔卫生习惯，饮食习惯，近期出现的口腔症状，口腔卫生知识，口腔卫生态度和社会经济因素。问卷调查在学校进行，由工作人员统一说明，学生和家长填写后回收。基本信息包括学生的出生日期、性别、户口类别等。

口腔卫生习惯包括刷牙习惯，家长是否帮助过孩子刷牙及检查刷牙效果，是否使用含氟牙膏等。通过调查点心、糖果巧克力、碳酸饮料和含糖饮料三类甜食的饮食频率来评估饮食习惯，频率分3个等级:少于1次/d、1次/d、2次/d或以上，分别记0、1、2分。将三类甜食得分相加，得分范围为0～6分，得分越高表明吃甜食越频繁。口腔卫生知识调查了对龋病和刷牙出血的认识情况，选项有“正确、不知道、不正确”3种，分别记1、0、－1分;口腔卫生态度调查了对口腔健康的重视情况，选项为“很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分别记2、1、0、－1、－2分。将各题得分相加，总分越高表明口腔卫生知识(态度)越值得肯定。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家庭月收入和儿童生活地。父、母学历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3种(低、中、高)，分别计1、2、3分。家庭月收入分为5000元及以下，5001～10000元，10000元以上3类。儿童生活地按户口所在地分为大连本地和外地2类。本次调查共有检查者和记录者各2名，均为口腔医学院毕业、临床工作经验2年以上的医生。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和检查者之间标准一致性检验，Kappa值均大于0．8。调查过程中每天从受检者中随机抽取5%儿童进行复查，检查者自身标准一致性检验Kappa值均大于0．8。调查数据由专人核查录入。

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分别计算乳、恒牙的龋病患病率和龋均(龋、失、补牙数之和)。龋病患病率之间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龋均之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全牙列龋均作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索各因素对龋病患病程度的影响。显著性水平设为0．05。2结果2．1人口统计学资料本次抽样调查入选的3所小学二、三年级所有学生都完成了口腔检查和问卷调查，样本量为1160人，其中男生占53．7%，女生46．3%，城市户口48．9%，农村户口51．1%，男女、城乡构成比与总体相似(表1)。

调查人群乳牙龋病患病率84．9%。不同年龄组之间患龋率不同，9岁组最高(χ2=6．923，P＜0．05)，7、8岁年龄组患龋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69，P＞0．05)。城乡之间、不同性别之间的患龋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调查人群平均乳牙数10．5颗，龋均4．44。不同年龄组、城乡、性别间龋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2)。调查人群平均恒牙数13．5颗，患龋率19．7%，龋均0．33。不同年龄组、城乡、性别间患龋率、龋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3)。龋补充填比为充填无龋牙数(ft)占患龋牙数(dt)与充填无龋牙数(ft)之和的比例ft/(dt+ft)。城、乡乳牙龋补充填比分别为9．4%、2．6%，城市高于农村(χ2=103．643，P＜0．05)。城、乡恒牙龋补充填比分别为28．1%，3．3%，城市高于农村(χ2=155．496，P＜0．05)(表4)。

饮食习惯的应答率为91．7%，38．8%的人饮食得分为0，即吃甜食频率少于1次/d。3分以上者占7．5%，不同饮食习惯的儿童龋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578，P＞0．05)。刷牙习惯和是否使用含氟牙膏的应答率均为100%，14．0%的儿童不是每天都刷牙，不同刷牙习惯的儿童龋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443，P＞0．05)。37%的儿童使用含氟牙膏，与不使用含氟牙膏的儿童相比，龋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879，P＞0．05)(表5)。

口腔卫生知识包含6个问题，有16．9%的人全部回答正确，平均得分为3．5。正确率最低的是含氟牙膏的作用，只有37．5%的人认为使用含氟牙膏有好处。其余问题的正确率均在65%以上，88．2%的人认为吃糖可以导致龋齿，正确率最高。不同知识水平的儿童龋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口腔卫生态度包含4个问题，正确率均在90%左右，平均得分为5．3。口腔卫生态度得分不同的儿童龋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5～6)。有32．8%的学生曾在吃饭或刷牙时有过牙龈出血。45．1%的学生在最近1年内有过牙痛症状。低收入家庭(月收入＜5000元)占74．4%，儿童龋均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降低(F=5．717，P＜0．05)。大连本地儿童龋均高于外地儿童(F=5．717，P＜0．05)。父亲学历高的儿童龋均高于另外2组(F=7．226，P＜0．05)，母亲学历不同的儿童龋均无显著差异(F=2．518，P＞0．05)(表5)。

对全牙列龋均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年龄、性别、城乡、饮食习惯、刷牙习惯、是否使用含氟牙膏、儿童生活地、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家庭月收入10个因变量放入方程，显著性水平设为0．05。最终有3个变量进入方程，户口所在地(P＜0．05)，家庭月收入(P＜0．05)和父亲学历水平(P＜0．05)。各因素对龋均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儿童生活地，家庭月收入，父亲学历水平。结果显示，大连本地、家庭月收入低、父亲学历水平高的儿童比外地的、家庭收入高、父亲学历水平低的儿童龋病患病程度更为严重(表7)。

1995年第二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辽宁省5岁儿童乳牙患龋率89．5%，龋均6．7，居全国最高［8］。2005年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该省乳牙患龋率73．9%，龋均4．4，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目前国内关于7～9岁年龄组患龋状况的文献较少，计艳等［10］2009年对南京市7～12岁儿童进行口腔健康调查，其中7～9岁学生873人，乳牙患龋率7岁组56．1%，8岁组73．8%，9岁组72．6%，龋均分别为2．46，2．95，2．33;恒牙患龋率7岁组4．4%，8岁组11．8%，9岁组13．4%。龋均分别为0．08，0．20，0．22;乳、恒牙患龋率和龋均都低于本次调查的同年龄组人群。石四箴等［11］1981年调查了上海市1～14岁儿童乳牙龋病患病状况，7～9岁组样本量3260人，患龋率和龋均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患龋率分别为7岁组86．6%，8岁组84．2%，9岁组83．7%，龋均分别为4．84，4．36，3．76。大连开发区7、8岁儿童的患龋率和龋均与石四箴等的调查结果相似，但9岁儿童的患龋率和龋均高于后者。束陈斌等［12］1996年也对上海市1～14岁儿童乳牙患龋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样本量较少，7～9岁儿童共186人，患龋率分别为7岁组83．3%，8岁组78．7%，9岁组72．3%，龋均分别为3．78、3．10、2．33;患龋率和龋均都低于大连开发区同年龄组儿童。可见大连开发区学龄儿童龋病患病状况较严重，应予以重视。7～9岁儿童恒牙刚萌出不久，主要为切牙和第一恒磨牙。调查人群恒牙龋病患病率和龋均较低。第一恒磨牙龋均构成比为97．5%，可能原因如下:第一恒磨牙最早萌出，在口腔中存留时间长;窝沟点隙多，位置靠后，不利于清洁;邻牙为患龋率高的第二乳磨牙，易形成局部菌斑堆积。因此早期保护第一恒磨牙是降低恒牙患龋率的关键。乳、恒牙龋充填率城市好于农村，但均处在较低水平，尤其是乳牙，仅为6．4%。表明大连开发区儿童的龋齿充填情况差，一方面应提高家长对龋病，尤其是乳牙龋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需加强口腔健康宣教，平衡医疗资源，加强农村地区的口腔卫生服务。

多元线性回归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均显示社会经济因素(家庭月收入、儿童生活地、父亲学历)与龋病患病程度相关。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不同地区人们健康状况的不同，不能仅仅归因于医疗、遗传、个人行为等危险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也起着很大作用，并认为在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的健康状况最好［13］。Cleaton-Jones等［14］在南非的调查中发现白种人的龋均与社会地位，职业，家庭收入相关。Marcos等［15］在巴西的调查中也发现在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儿童龋病的患病率更高，患病程度也更严重。大连是著名旅游城市，开发区流动人口多，居民学历水平、收入差距较大，给龋病预防工作带来了挑战，开展口腔公共卫生项目，使儿童享有平等的口腔保健机会，是减少社会经济因素所造成差距的可行方法。很多研究都证实母亲学历水平与儿童患龋状况之间存在相关关系［16－17］，对父亲学历水平的调查较少。本次调查发现，儿童龋均随着母亲学历水平的增高而增大，但是差异并无显著性，可能与样本量较小有关，而父亲学历水平与儿童患龋状况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国内很多学者也进行了龋病相关因素的研究，黄薇等［18］在分析6～7岁儿童患龋状况时发现含糖食品消费多的儿童患龋率高，使用含氟牙膏的儿童患龋率低，魏利敏等［4］发现3～6岁儿童的龋均与每天刷牙次数、吃甜食次数有关。张颖等［3］发现辽宁省城市5岁儿童患龋率低于农村，相对于后者，城市儿童进食甜食的频率低，口腔卫生习惯好，定期检查和采取预防措施的人数多。本研究结果未发现饮食习惯、刷牙习惯、是否使用含氟牙膏等因素与龋病的相关性，原因可能是本次研究的儿童进食甜食的频率普遍较低，每天刷牙2次和使用含氟牙膏的人数比例也较低，而龋病的患病程度较重;本研究针对这些因素的问题设计不完善难以区分各组儿童间的差异。应加强口腔健康宣教，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横断面的研究仅能说明在某一时间点上龋病患病程度与各相关因素的关系。若要明确各因素对龋病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纵向观察。

总之，大连开发区7～9岁儿童龋病率高，患病程度重，且龋齿充填率低，应加强口腔卫生宣教，平衡医疗资源，积极开展口腔公共卫生项目，改善学龄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龋病患病程度与社会经济因素显著相关，因此，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可能影响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