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李孝石创作理念比较

本文作者：曾思齐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韩语系

李孝石（1907—1942）是近代韩国文坛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从1925年发表处女作诗歌《春》和短篇《旅人》，至1942年离开人世，在短短的17年创作生涯里发表了小说60余篇，散文80多篇以及大量诗歌、喜剧、评论等。自1928年发表小说《都市的幽灵》正式在文坛崭露头角，表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同情和怜悯，控诉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社会现实的黑暗与穷困，一直被认为站在当时的“同伴者作家”行列。①然而，1933小说《豚》的发表，他的作品越发流露出浓烈的唯美主义色彩，一方面浓墨重彩描绘了自然世界的美好与纯真，殖民地统治下当代朝鲜知识分子浓郁的思乡情怀；另一方面也毫不避讳地描绘了“性”与“情爱”的世界。因此，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韩国文坛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例如，早在1930年文学评论家白铁就发表评论，认为李孝石的文章“过分沉迷的‘性行为描写’已经完全跌入色情的泥潭”，郑明焕则指出李孝石作品“自我满足的色彩”，在韩国文坛“不占有重要价值”。然而，从70年代末开始，文坛开始多方位、多角度地重新审视这位作家的创作生涯和作品价值，并开始从全球跨文化的角度，以东西比较文学的视角分析作家思想及作品内涵的审美趣味。例如，蔡熏、李相沃、朱钟演等人通过综合评价李孝石的作品，否认其“同伴者作家”的定义，阐述了作品“深受西方审美主义影响”的特点，以东西比较文学为出发点，站在“抒情作者的人生旅途———这一审美高度”，比较了《荞麦花开时分》和契科夫的《悲叹》，体现了两部作品“人间存在的根本的孤独极致”的主体意识。近些年，李孝石文学研究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不仅研究了其作品在不同年代的特点，更着眼于日本殖民统治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从文学文化的层面谈论，研究当时朝鲜社会知识人的“后殖民”的苦闷与抑郁。

两位作家的小说，都表现了独到的审美意识。“美”最为直观的表达是将女性形象的美和自然风景的美相融合，构筑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深层的意象则表现了在时局考验下，作家对自身的创作态度的洞察和反思，对社会的认识以及人性的赞美，传达了对人生的思考与追求。

本文以沈从文、李孝石1930年代创作的部分作品为研究对象，将“美”的表达分为表象和深层两个部分进行文本分析，试通过平行比较的方式分析作品中的美的形象，剖析其异同点，从而客观地把握作家创作的风格和态度。

韦勒克说：“审美经验是一种凝神观照的形式，是对审美对象的性质以及性质上的结构的一种喜爱的注意。”［1］通读沈从文和李孝石的小说，可以发现他们独特的审美眼光。从整个作品的框架上看，二者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向了女性的世界，刻画的女性人物极富美感，而女性的美与自然相结合，成为自然的一份子，也赋予了自然生命的活力。总的来说，沈从文笔下的女性或淳朴或秀气，沉静而富有气质，例如萧萧“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圆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萧萧》）；如蕤“不能说是十分美丽，但眉眼却秀气不俗，气派又大方又尊贵。”（《如蕤》）。而李孝石在突出女性的外观的描写上，侧重用色彩和比喻进行润色，让读者更加直观地看到女性的美。例如幼拉“嘴唇失去了血色，变得青紫，就像鲜红的花瓣放在药水中被漂白了一样”（《心中的意匠》）；娜奥美“散乱的黑发和侧脸的轮廓，柔美的双腿，拿着沙果的手仿佛一尊灿烂的石像”，仿佛“全身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辉”，姿态“宛然拿着苹果的夏娃圣洁而神秘”（《猎户与林檎》）。

玉太太“这个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于林下风度，纯碱白色细麻布旧时大袖衣服，拿把宫扇，朴素不花的在菜园外小溪边站立纳凉”，“两人常常沉默半天不说话，听柳上晚蝉拖长了声音飞去，或者听溪水声音。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看玩就无用处。（中略）风动时，晚风中混有素馨兰花香和茉莉花香，菜园中原有不少花木的。在微风中掠鬓，向天空柳枝空处数点初现的星。”———沈从文《菜园》“惨白的月光和旷野尽头的大海那深邃的波涛一同在夜色中渐行远去，轮廓鲜明的草木的影子，就像某种动物一样竖立在黑漆漆的苹果地里，而苹果树则散发着和花叶一样青绿色的光芒。（中略）这是一种月光和夜光混合的微妙的色彩，自然便在这种现实的色彩之上呼之欲出。除了色彩，周围还环绕着某种香气，一种莫名的深奥的夜之香，它让整个月夜更添一份美感”，金玉从“草丛对面的苹果树里钻了出来，可以看见她修长的身材闪耀着苹果花的光芒，黑发在月光的晕染下闪闪发亮，脸也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她像要避开明亮的月光似地，用手背半挡着脸，慢慢地走了过来。”———李孝石《弱龄记》

这两段描写充分将女性的美和自然的美相融合，文章中通过直白的叙述勾勒了玉太太“有教养，有风度”的美，将这种沉静的美与菜园小桥流水的安宁遥相呼应，作者寥寥数笔，为读者展现了一种远离了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和政治斗争的静谧与和谐，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也暗示对平和、超脱世界的追求。而李孝石则通过“惨白、黑漆漆、青绿”等色彩，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月夜的神秘。另外，明亮的月光和黑暗的夜景，自然的静态与金玉的动态，两厢对比不仅凸显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也客观地将自然的美景呈现于读者的眼前。两位作家创作形式，就像爱默生所说“田野和树林给予的最大快乐是人和植物间玄妙关系的暗示。我并非独自一人，也不是没人认识我。它们向我点头，我向它们点头”［2］一样，人和自然作为审美的对象，在作家的笔下发挥到极致，成为审美的体验和艺术品。而欣赏的过程，不是将人物凌驾在自然之上，而是合理地镶嵌在自然之中，自然是烘托人物的背景，人物也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表现出画中有人，人中有画的意境。

然而，两位作家的审美意识并不满足于停留在人与自然构筑的美，更在作品中蕴含了深刻的哲理，表现了在现实环境下对人生的思考和憧憬，也间接地反映了自我面对现实的隔离和疏远。特别是在1930年代创作的作品中，他们充分地将内心的理想投入作品，体现了“人”---作为造物主赋予世界最宝贵的礼物，所呈现出的复杂思想和情感。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多种多样，有农民、商人、妓女、学生等，他们不仅刻画了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更隐含了对自我、社会、人生的思索。例如花狗用山歌把萧萧的“心窍子唱开，变成个妇人”，而萧萧在生产之后继续重复自己的经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萧萧》）；商人一路见闻颇多，而这些画面如同“黄昏景致更加美丽悦目，晚晴正如人病后新愈，柔和而十分脆弱，仿佛在微笑，仿佛有种忧愁，沉默无言”。（《黔小景》）；桂顺的父母为了糊口，竟将“唯一的女儿卖掉”，几经辗转沦落到哈尔滨的贫民窟，卖身的桂顺最后在遗书中提到“我不恨任何人，只是这个社会让人心痛”（《奇遇》）；乙孙为了挣学费而逃学又受到了处分，最后看着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地悲鸣，联想到自己在贫困中挣扎的窘迫，“自己的无能，对福女来说毫无意义。”（《公鸡》）。“白脸人又说三三长得很好，很聪明，做母亲的真福气。说了一阵话，把这老妇人说快乐了，在心中展开了一个幻景，（中略）三三这时是站在月门外表，从门罅里像里面窥看，之间那白脸人站起身来又坐下去，正象梦里那种样子。（中略）这想象中的都市，像一个故事一样动人，保留在母女两人心上，却永远不使两人痛苦。他们在自己习惯生活中得到幸福，却又从幻想中得到快乐。”———沈从文《三三》长工崇实来到山上，“这种感觉就像把身体埋进去，土壤中便长出一棵大树。两只脚是树根，两只手是树枝，血肉便是树流淌的绿汁”，他想起“在舍廊房辗转反侧睡不着的60岁金老爷的窘态，想起自己含冤被他赶走的往事”，想起龙女，“以后龙女在家做家务我就种地，生的孩子像牛一样健壮地成长”，最后夜深了，“天上的星星低得像要掉下来，一颗，两颗，三颗……他数着数着，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化作了一颗星。”———李孝石《山》

节选的文章都用“呓语”的方式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梦境般的世界。在《三三》中，管事、白脸少爷、白帽子女人、乡下女人、母亲等，围绕着不谙世事的三三钩织了一个又一个白日梦，但在作者一句“这难道是真的吗？”让梦回到了现实。三三“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她失去了对婚姻的期盼，对城市生活不着边际的幻想，也反应了沈从文内心世界的挣扎----满怀改造社会的热忱，却不断为现实社会的残酷而失败。他说，“从现实以外看看理想，也可以说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从五四运动开始掀起的波澜，“文学思想运动已显明在起作用，扩大了年轻学生对社会重造的幻想与信心”。但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即使怀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和热情，面对工人罢工斗争不断，各地军阀混战，民族工商业陷入危机，农村经济遭受破坏，以及政治腐败，战事节节败退等问题，面对进步与落后，文明与封闭，革命与保守等阶级和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的十字路口，作家只能将“寄托转机希望于未来”，却“不能明白提出什么是未来”。［3］

在《山》中，叙事在崇实的喃喃自语中展开。表面因为被金老爷赶出家门，来到山中散心，实则是厌倦了世俗世界，幻想过上与世无争的生活。躺在山上，崇实觉得“自己仿佛同山融为一体”，这种似梦非梦的意境，在李孝石的笔下通过三重对立的描写---山的清静和人类的纷争；山的健康和人类的病态；山和人类分别象征着自然与人间呈现。可以说，“山”是人与自然融合的最高境界，是崇实脱离尘世的终点，也是李孝石个人的期盼。他在《夏日三题》中写道，如果能想着画中的人物，幻视（幻想）作品中的生活，创造心中的世界就满足了。可见，作家将梦想寄托在作品中，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个人回归自然的喜悦和满足。但现实是，韩国在1930年代已经完全进入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黑暗期”，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殖民地宗主国和当局政府的镇压、改造和监督。因此，被动的近代化,实际意味着被掠夺和现实的贫穷。知识分子面对殖民地宗主国，作为社会的“他者”，早已丧失了话语权，只能用笔表达内心的不满。因此，李孝石和沈从文在社会的大环境下，都不得不选择逃避现实，只能全身心地投入文学的创作，在文学的世界里构筑理想的人生。

沈从文和李孝石的审美意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蕴含了深层的哲理。既表现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知识分子远离尘世纷争，向往宁静淡泊，也暗示了对社会局势的无奈和沮丧。那么，造成这种审美的原因何在？首先，“美”是两位作家创作的精神基础。这和中、韩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不无联系。东方人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与其融汇一体，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也要达到精神超脱。这和西方唯美主义者强调“美”是“灵与肉的结合”，对生活彻底的绝望和精神上的虚无有着极大的差别。如果说西方唯美主义者对美的认识局限在个人的感官范围，艺术的目的和作用是为了满足稍纵即逝的美感与肉欲，那么，沈从文和李孝石对“美”的认识则是通过对自然的感悟，生活的灵感和精神的顿悟表现出其存在和价值。

沈从文认为“美”存在于世界的任何角落。作者乐于看到美好的一切，大千世界有着四季的变化和绚烂的色彩，“唯窗前尚有小小红花在印象中鲜艳夺目，如焚如烧”。同时，美又是超出一切的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物质，“心之所注，亦如在虚幻中因雨而绿，且开花似碎锦，一片芬芳，温静美好，不可用言语形容”。这种美，不仅超越了客观的物质，更作为作者追求内心世界宁静与美好的幻想，升华到了精神的次元。另外，如果能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美”，那就是人类的创造。人类是这种对美的感知，如同流星的闪电即逝，让人沉静在飘渺虚无的圣境，这也为他“人性之美”的探索埋下了伏笔。而李孝石认为，“美”代表了自然界的一切属性。“虽然世上美好的东西太多，但抛开自然，能让人眼前一亮便屈指可数。”蓝天碧海，春天的花朵，消夏的凉果，秋日的落叶，冬季的温泉在他笔下延绵不绝，散发着油画一般的光泽。同时，“美”存在于生活，作为人类永远追求的对象，是“听歌，读书的乐趣”；是“温暖的人情让心融化的经验”；是“作为人类的一切”；更是一种“博爱，是能让心灵直率地感动的大智慧”，成为作品创作的重要条件。然而，“美的极致”是女人，她有着高度的知性美，也身怀极端的克制。可见“美”不仅是作家对自然的赞歌和艺术的象征，更反映了个人独到的审美取向。

沈从文和李孝石对美的感悟和在作品中表达的唯美意境，也是逃避现实的手段和方式。这种逃避，不仅是作家个人政治观点的选择，也象征着在黑暗中点亮一盏明灯，为整个走向衰亡的民族和人民带来安慰的决心。沈从文真实的政治观点，在他作品中只是模糊地从反面构画出来。这代表了对地方自我调节的社会机制的一种模糊的无政府主义的向往，这种向往与中央政治专制，强行税收和祸国殃民的官僚资本主义形成对比。［4］在他19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对怎样重造人、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正如前文提到，他畅想的未来世界的光明，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想’，一个从文学上建筑其基础的‘天国的梦想’”。［5］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转换期，军阀割据，士大夫醉心政治，让他“且对之发生拒斥，嫌恶和游离”，而故乡原始淳朴的生活被现代文明逐渐侵蚀，使他又为其落后退化而忧愁痛苦，此时的希望和真正的现实，已相距甚远，“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将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6］因此，即使当时中国正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的战争时期，面对社会的流血和牺牲，他却反其道，在作品中体现了更多人情温暖和人性之善。虽然《丈夫》、《萧萧》、《黔小景》等作品，从某一程度上呈现出当地落后的童养媳制度，或把妻子作为商品进行性交易的畸形模式，但都反映了作家“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微笑”的乐观精神。可见，沈从文将悲哀隐藏在无限的美好之中，用抒情的叙事，柔美的话语和梦幻的语调勾勒了一幅幅人物肖像，用唯美的表达来启迪读者认识笔下的人物，让读者在感受美的同时，去探索蕴涵在深处的审美，从而感知他的良苦用心。

被誉为拥有“浪漫的抒情和洗练的技巧”的李孝石，也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复杂的情感。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浪漫，耽美和梦幻的色彩，完全脱落了朝鲜社会贫穷，落后的现实，但这种与世无争，泰然的处世哲学却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联。随着日本殖民统治不断强化思想控制，朝鲜知识分子“不管是谁，作品中总编织着一个梦”，［7］而1935年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KAPF）被当局强制解散，则彻底剥夺了文人的话语权，使他们被迫从思想和创作上转型。这一时期，作为“同伴者作家”一员的李孝石也选择脱离“左”的道路，开始投入到讴歌自然和纯粹的人性世界中。他在《我的学业时代》中提到，文学在由从诗歌到散文转变的过程中不断衍生，梦想与现实便在这种混合下构成了艺术。虽然（创作）的终极目标是现实（的表达），但总能在不知不觉中饱含梦想前行。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艺术的本质。因为“纵使人类（社会）再卑贱再复杂，文学也有将它点缀一新的魔力”。［8］李孝石用华丽的词藻和丰富的想象力将充满贫困、饥饿、黑暗现实进行填充和美化，为读者构筑了《山》、《田野》、《荞麦花开时节》、《粉女》等梦境般宁静和平的世界，这不仅反映了作家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幻想美好、光明的未来世界，编织个人美好梦境的特点，也暗示了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朝鲜人，以“失乡”的“异邦人”身份，表达了对故乡和祖国的怀念，以及失去话语权和主权的无奈。

由于个人成长境遇的不同，沈从文和李孝石的审美风格也有一些差异。首先，两位作家对“美”有不同的认识。沈从文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李孝石在浪漫主义的基调上更朝唯美主义靠拢。在沈从文开始创作的1920年代中后期，正是左翼文学风起云涌并迅速成为文坛主力军的时候，国人除了意识到社会使命感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外，社会解放的政治性任务成为人们的主要奋斗目标，大部分作家便在个性解放的艰难路途中开始了转向。［9］因此，当时西方文艺思潮中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并没有对他的创作造成直接影响。而朝鲜半岛则截然不同，1920年代初期的朝鲜文坛已经具备耽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文风的氛围，当李孝石在文坛崭露头角的1930年代初，唯美主义已经广泛地影响了整个社会。［10］另外，他早年熟读契科夫、托马斯曼等西方作家的文艺作品，大学期间又主修英美文学，极力推崇与模仿王尔德等唯美主义作家等客观因素，都为日后创作偏向唯美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特别是在30年代初期脱离“同伴者”作家的队伍后，文风日趋唯美，极大地表现出对异国风情的审美喜好。另外，沈从文的审美情趣是围绕“人性”，始终追求着“看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他看来，人性神庙的构筑是文学理想的出发点，因此“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11］所以，即使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地方统治阶层的横征暴敛造成了乡村的封闭、落后和愚昧，让作家对此屡屡忧愁痛苦，不无悲哀地向读者传达了世代的悲哀，却始终包含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可见，沈从文追求美好，淳朴的人性，在奔放中寻找健全的人性，将希望寄托于未来，通过发掘生命的美好，让个体的自由和自然、精神与自然达到完美的契合和统一。另外，他通过批判灯红酒绿的大都会，讽刺上流社会“人性”丑陋与虚伪的一面。“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12］可见，沈从文构筑的“人性”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是乡村呈现的健康理想和城市堕落的对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人性”的对照中贯穿于所有的作品。

相比之下，李孝石的侧重点不在“人性”，而是强调人性“原始的欲望”。他一方面朝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创作靠拢，另一方面又极度表现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渴望与模仿。有学者认为，当时在殖民地朝鲜表现出对西方物欲和肉欲的追求，同等于失去了灵魂和堕落，也可以被解读为部分作家对外表华丽事物轻率造作的模仿。［13］这一点可在李孝石赤裸裸的情欲描写中找到依据。他认为“美”不仅是美好的象征，也是在幻灭中拯救人类的办法。因此在创作中凸显黑暗、颓废、享乐等元素，渴望在充满情欲、死亡、病态、沉沦等色彩中寻找灵感，从而发觉人性潜在的意识。虽然唯美主义创作的初衷和最终目的都是用艺术的形式来反抗现实的丑陋，强调现实世界是丑恶的，只有美才最有永恒的价值，但李孝石毫不隐晦地表露自我欲望的扩张，展现人性的原罪、堕落，幻想用沉沦、颓废、死亡等唯美的创作方式，表达对黑暗贫穷的社会的反抗和挑战，最后只能变成辞藻华丽，脱离现实的作品。总而言之，作家的创作理念以及对现实社会现实的理性认识，而创作风格的差异和对审美角度的差异。

沈从文和李孝石的作品不约而同地表现了自己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这种美象征着质朴，美好的心灵，是作家对“美意识”共同追求下形成的审美的独特思考和对人生积极地追求。在他们的笔下，审美的情趣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而且也蕴含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思考和憧憬，表达了他们希望远离尘世纷争，追求宁静淡泊的理想，也暗示了对社会局势的无奈和沮丧。但由于中韩两国的国情不同，作家成长的境遇和创作理念的区别，使得中韩两位作家对审美的态度又有一定的差异。虽然在历史的长河里沈从文和李孝石彼此没有交流，但他们创作的小说却有共同的主题和类似的叙事风格，都表达了作家的审美风格和创作理念。因此，他们的作品和创作理念，特别值得中韩文学比较研究者的重视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