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女性原型解析

本文作者：黄书宇、张然 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对于爱，湘西少女是虔诚坦率、心口相应、言行一致的，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欺骗的行为，没有假情的土壤，她们用年轻美丽的生命，演绎出一段段缠绵悱恻又低徊跌宕的爱。她们对爱情不带有任何铜臭异味的忠贞品格，传达出那种矢志不渝、历经磨难而不湮灭的精神内核，即使爱情最终以悲剧结束，她们的爱也不会就此枯萎。湘西少女中还有萧萧这样一类形象，她们同样是年轻而美丽，却因为命运，作了童养媳。萧萧仍然很真诚，同时她内在的生命蕴蓄着一种力量，促动着她的心跳，增加着她的羞涩，使她仍期待着某种激情，或许还因为山风山雨的呼唤和内心潜藏的蛮劲，让她大胆越轨，在渴望和遐思的鼓动下，大胆初尝了禁果，结束了少女期，但她仍不失天真真纯，她的性情仍然是素朴的。前面我们说到，爱与美的合一又分离，其实也是作家主体意识的体现。因此，即便是美丽如神的湘西少女，她们的美也不免让人忧愁，因为“美丽总是愁人的”。她们的爱也难免走上悲剧的道路，“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这一方面可解释为不能自主的命运，其本质上也暗含了作家主体对爱与美的人性追求及追求不得的怅惘。正如他自己的感叹:“凡美丽的都不容易长存，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总体说来，湘西少女是“爱与美”之神———高唐神女原型在沈从文小说世界中最突出的代表，她们美丽如神，同时的爱又那么纯粹真挚，超越了一切现，现实利益和社会压力。这种神性光辉代表了沈从文理想中的人性形式，因为理想的人性是神性与魔性的统一，而爱与美正是神性的核心。

妓女形象

沈从文曾动情地说:“我觉得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长得体面的人不懂得爱情，一个娼妓，一个船上的摇船娘，也是一样的能够为男子牺牲，为情欲奋斗。比起所谓大家闺秀一样可爱的，倘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向善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沈从文对于女性的“爱与美”的推崇。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极端憎恨封建礼教对女性天性的戕害，非常肯定女性自身健康的情欲，把它看作人性美的体现，就算那些一直被传统道德所指责的妓女，他也竭力表现出她们那种勇敢的、充满活力的性爱方式是为了彰显人性的自由和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而超然于物质利益和世俗计较之外，这在不经意间也符合了高唐神女原型那种自由勇敢的爱情和性爱方式。作为湘西河流特有的生活景象，吊脚楼面对河街，背靠河水，终年在船上卖苦力的船夫和漂泊寄食的妇女，便过着一种吊脚楼的夜生活。妓女是水边的特殊人物，生活依赖水手救济，与水手之间有着太多的纠缠和感情。她们既有女性的温柔，又能勇敢地生活，勇敢地爱，她们的温柔和爱又能给船夫水手以生命的强力，因此是她们滋润着那些船夫，而船夫又通过水维持着湘西人的生计，船夫和妓女便犹如水与花木，彼此不能分离又相依为命。沈从文认为“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他不以娼或非娼来论女子的优劣，而是对人性作深层次发掘，将她们也看作作为他精神乐土的湘西世界的一部分，推崇她们身上的神性和爱，由此也流露出较多对风情女子人性美的低吟浅唱。

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大都是只出卖肉体不出卖灵魂，她们有着和寻常人一样的爱的情怀，这份爱使得她们在卑贱的生活里仍然保持了一种人性的矜持和庄严，在屈辱的日子里守着情感的纯粹和痴迷。“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柏子》中那位不知姓名与水手柏子相好又做娼妇的女人，是一个让“水手做着那顶切实的顶勇敢的好梦”并且“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女人，柏子一个月的辛苦只有在这女人身上才显得“合算”，而这女子对柏子的粗野言行中闪现的潜隐真情，足以让柏子“把下行日子的快乐预交”了。这个片段勾勒了湘西乡野处在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劳动者之间的一夕欢愉，与其说是金钱与肉体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纯洁灵魂的结合，一种不受道德羁绊、法律约束的爱的实现。作家真正注视和赞美的，是他们之向相互从对方的需要和满足中所获得的人生享受和心灵慰藉。然而，由于残酷的现实，这类女性中的大多数，仍然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不仅如此，她们中的一些也对这种现实慢慢从精神上培养起了适应性。现实已经侵蚀了一些女性的人性，而她们都是浑然不觉的，这一方面也是高唐神女原型被男性作家塑造，本身无法言说的代表，而她作为中国的“爱与美”之神，其本身也存在爱与美合一又不可避免产生分离的内在命运。

情妇与寡妇形象

沈从文在其小说中还塑造了两类特殊的女性形象:情妇和寡妇。封建道德对她们的爱情，总是有太多的约束，然而她们仍然怀着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大胆地守护着心中那神圣的爱。《连长》中那位情妇，用“炭火”和“烧酒”将连长的心牢牢绑住。她是那样的温柔缠绵，对情人她不奉上甜言蜜语，只有默默筛酒，深情注视，目光中透露出多少恩爱和满足，当连长坚持回营地，她意识到他可能会永远离开自己，悲痛和惆怅油然而生，她无力挣脱命运的捉弄，只有借酒消愁，号啕大哭。这悲痛显得那么纯洁和神圣，感情也那么真挚朴实。

寡妇形象也是沈从文小说中一类特殊的形象。精神的压抑和肉体的需要把她们撕裂成一块一块碎片，可她们对爱情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旅店》的主人公黑猫是沈从文作品中一位独立自主、居于现代文明的，完全为自己生命本真的诉求而活的女性。她是一个年轻美丽、身体健壮的寡妇，不仅有苗族女人的热情大方，还兼有乌婆族女人的风流娇俏和白耳族女人的精明强悍。美貌，歌声，富贵，金钱，暴力都完全克服不了黑猫的心。守寡3年，也与男女事无关，与爱情无分，人的本能终于使她在八月的一天，有“一种突起的不端方的欲望在心上长大”。当她明白自己“要的是一种力，一种圆满健全的、而带有顽固的攻击，一种蠢的变动，一种暴风暴雨后的休息”时，她没有压抑自己的内在要求和本能欲望，也不惧世俗的压力，大胆地抓定自己心仪的长鼻子男人，在他身边作一阵那顶撒野的行为，来完成自己的心愿。应该说，像黑猫这样具有神女原型的“爱与美”特征的寡妇毕竟是少数，其他的寡妇，要不就是守着凄然孤独的人生，要不就是大胆违背礼教道德而遭到悲惨的结果。

在这群寡妇中，大多数追求自我个性、敢于突破族规和礼教的寡妇们，无一不有《巧秀与冬生》中巧秀母亲一样的悲修命运。巧秀母亲23岁守寡，为了追求生命的自在和真挚的爱情，她挣脱了道德的枷锁，冲破了礼教的牢笼，与邻寨一打虎匠相好，事为族人发觉。族人想图谋寡妇名下一片薄田，将二人带到祠堂公审。族人原想以次此凌辱一下小寡妇，使自己得到一种离奇的满足，再勒索一笔钱财作罢。没曾想，老族长因为小寡妇曾经不愿做他的跛足儿子的媳妇，后来自己调戏她又遭到痛骂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妒忌在心中燃烧，道德感益发强，虐待感益发盛，为了换回面子，决定将小寡妇按“族规”予以沉潭。

沈从文说在湘西，“本地认为最丑的事无过于不贞，男子听说妇女有外遇。妇女若无家庭任何约束，自愿解放，毫无关系的旁人亦可把女子捉来光身游街，表示与众共弃”。而严重一点的，还会像巧秀母亲那样，被族人按古老习俗“沉潭”。小说的最后，巧秀的母亲被剥光所有衣服，缚上石墨沉潭，在恐怖中流露出一种动人的凄美和神圣的庄严:生命可以被剥夺，但是爱情绝不能被束缚。这也正如王德威所说的:“沈从文怨要袭达的，与其说是男性中心伦理社会对女人的虐待折磨，更不如说是即便社会和伦常的压迫如何沉重，爱欲激情仍然生生不息。”

结语

纵观沈从文在湘两小说中所塑造的这儿类女性形缘，她们或者具有如神如仙的美，或者怀有如山如水的爱，或者是“爱与美”完美结合的形象，她们共同代表了沈从文所追求的理想人性，共同代表了他所追求的理想的生命形式。爱与美是沈从文毕身所追求的，他认为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而女性正是他理想中爱与美的代表。这种理想的追求，虽然已时隔了这么多年，然而在商品化和文学边缘化的今天，在社会道德日益滑坡的精神家园逐渐荒芜的今天，沈从文和他的理想追求，对于我们仍然有他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