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的启蒙现代性解析

本文作者：林小叶 单位：郑州大学

小说塑造了具有美好品德的主人公，他们生活在远离城市尘嚣的菜园，甚至使人觉得打破了他们的这种安然、恬静的生活，就是一种暴殄天物的罪过。然而在小说发展到给人感觉最美好温馨的时候(玉家少主人与新媳妇在整理菊苗，而玉太太在做着抱孙的美梦)，这一对年青人被“请”去了，“从此一去，便不再回家了”［3］215。原来玉家的儿子媳妇是共产党，因此被害了。做母亲的，听到噩耗后晕过去很多次，还是坚持着办理后事，漠然地生活了三年，在儿子生日那天，自缢。小说的结尾，笔调依然淡淡的，叙述者仿佛是一位饱经世故的老者，用平淡的口吻讲述着他人的喜怒哀乐。故事的结局是凄美、清冷的，玉家菜园最终变成了玉家花园，菜园的主人在三年的时间里相继消逝了，只剩下满地的菊花以及一群附庸风雅的俗人。小说在大量铺陈后，情节陡转，描写了玉家主人的消殒，点出了美的幻灭。

《菜园》曾被批评为不像小说，因为小说用大量的篇幅铺陈了玉家人的那种优美生活，作者着力刻画的是玉家人的美好品德，而在小说情节发展中，玉家少主人及其新媳妇参加共产党，最后被害等才是整篇小说情节的高潮，作者对此则是一笔带过，这大大弱化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其实这样的情节安排是作者创作功力以及文学理想的体现，作者集中笔力抒写美好的善良的人性，让美到极致的人物走向死亡，美被摧残被毁灭。这种由乐写悲的叙述模式其实更能震撼读者的心灵。也许小说中的悲剧结局读者是始料不及的，这更能引起大家的怜悯与思考。

于温婉中写悲剧的张力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曾提出悲剧的三种类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者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悲剧，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4］

《菜园》中的悲剧是属于第三种，小说中并无出现穷凶极恶之人，也无所谓命运之说，小说所描绘的是具有美好德行的人，正是由于这些人物处于各种利害关系中，才促使了悲剧的发生。玉家少主人少琛，尽管他遗世独立地生活在菜园中，尽管他花在园中劳作的时间比读书的时间长，但是本质上说，他是一位紧跟着时代脉搏的读书人，知识人的追求促使他走出菜园走向社会。具备知识分子良知的他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大都市中，必然会投入革命的大队伍中。也许正是因为参加革命，他才与美丽的媳妇相识相知，一对年青人热情地参加共产党，在混乱的时代里一起走向被毁灭的不归路。玉太太在菜园里种菜，并不与外界有太大接触，然而她很清楚地知道，世界是风云变化的，外面的世界并不太平。虽然她并不同意儿子去北京读书，但是太爱儿子了，这使她“不妨碍”儿子。母亲的支持促使少琛走出菜园。可以说，儿子是母亲存在的精神支柱，儿子媳妇牺牲了，母亲也不会长久独活于世，于是三年之后，儿子生日这天，母亲觉得“这样活下去的日子已够了，春天同秋天都不用再来了”，［3］216便自缢了。儿子的死造成了母亲的死，所有的美都不存在了，悲剧的意味进一步加深。

沈从文对作品的处理有其独特之处，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淡然的口吻，来讴歌美好的人性，只在行文中不留痕迹地做一些伏笔，比如文中母亲对于时代的认识，还有母子品酒是对园中白菜坟堆的冷色调的比喻等。作者用“温馨的笔调来写悲剧，而这种悲剧性也被作家用温情和诗情包裹，等到最后才让读者看到那一点惨烈，而这样的结局与全篇的格调形成强烈的对比”［5］。《菜园》是一悲剧，作者将玉家的大起大落的悲惨遭遇轻描淡写，平静的文字背后隐喻着深沉的悲哀。正如沈从文自己曾说的那样，“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6］沈从文一直微笑着写血和泪的故事，这种平静温婉的笔法与悲剧的内容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更能震撼读者。

自由知识分子对时代的观照

“悲剧是把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7］换句话说，深沉的悲剧在于把人生最美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沈从文的《菜园》就是这样。尽管在表现形式上和张扬启蒙的鲁迅等作家有很大的不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实《药》和《菜园》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从批判国民性出发，用血和泪直接来控诉。《药》中描写的是辛亥革命时的青年革命者夏瑜被害的遭遇，作者极力描写一批麻木愚昧的群众，他们无知而又自私，甚至为了治病，用革命者的鲜血做药引子。这里，革命者的崇高被无知的举动消解了。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用戏谑的笔触勾勒了“铁屋子”里面的蛮风陋俗，他解剖着生活在古老乡土上愚昧民众的精神病苦，意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蒙的意义在于此。

《菜园》的主人公之一少琛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最后被害了。作者一以贯之地用抒情的笔调建造文学上的“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着人性。然而，大多数具有美好的人性的人，最后都被毁灭了。中国人的民族品格里的坚忍性，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对生的追求上，因此有一句古话说“好死不如赖活”。那么是否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美好人性的描写就是为了和城市现代工业文明作对比，突出现代文明的罪恶，体现着一种“反现代性”呢?其实造成菜园里的玉家母子悲剧的原因正是时代的动荡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追求，这是作者对时代的观照。小说中玉家的遭遇其实就是辛亥革命后的旗人家族的发展轨迹，而对少琛求学这期间的相关描写更是对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的反映。“地方一切新的变故甚多，随同革命，北伐……于是许多青壮年死到野外。在这过程中也成长了一些志士英烈，也出现过一批新官旧官……”［3］212等内容就是对当时一些历史史实的直接书写。尽管一直主张文学要疏离于政治，要遵从于文学自身发展的追求，然而，在特定时代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社会现实，弃广大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对于沈从文来说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在讴歌美好人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时代的关注，启蒙现代性一直以淡隐的方式存在着。

淡隐的启蒙现代性

沈从文有着对文学功利性的追求，他曾回复读者来信时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8］也就是说，沈从文除了构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他的作品是另有所指的，他希望“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沈从文在谱写一曲曲田园牧歌的时候，“其最终目的，是要保存、延续、发扬民族品德中优美、健康、自然、充满人性的一面，重建民族的品格和灵魂，使这个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获得新生，在极贫弱中获得自强”［9］。从最终意义上说，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重塑民族性格”，以完美的人性促进民族的自强与进步。

有论者指出:在追求人的现代性层面，理想人性的呼唤与国民性批判如影随形，不可分割。除了《菜园》，沈从文的乡土系列小说里面，有很多包含着美丽的忧愁以及美的幻灭，既体现了对湘西小城中原始生命力的颂扬，也包含着对一些古老民风中陋俗摧残人性的批判。《月下小景》里面，寨主之子傩佑与纯洁美丽的女子相恋，在月下二人情不自禁偷吃了禁果，然而“本族人的习气，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用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到地窟窿里”。［10］这两个年轻人十分痛苦，最后自杀了。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相爱的媚金在山洞里等待恋人的到来，然而也是因为古老的习俗，豹子为了寻找纯洁的小羊耽误了时间，媚金误会自杀了，而迟到的豹子也殉情了。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类似的描述有很多。

从中可以看到，作者一面极力书写善良的富有生命力的人与生活，一面又把这些人推向死亡，美的事物最终都不长久，这种悲剧更能引人深省。这其实是作者精神上的矛盾所在，知识分子与时代的交缠中———想要追求疏于政治的纯文学，社会的变迁与动荡又无时不刺激着他的身心，这种两难的选择几乎贯穿着作者的创作生涯。“作者在提笔时，一方面很激动，一方面又很痛苦。他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用秀丽的文字，表现了一个民族发自内底深处的沉忧隐痛。长歌当哭，而愈显其悲，这正是他深刻之处。”［11］

沈从文作品中关于美的幻灭的抒写，是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相互纠缠的结果，尽管作者极力用抒情的笔调进行创作，努力诠释现代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但是文学的启蒙现代性仍以一种淡隐的方式存在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化的追求，最主要是对人的价值的认可，对追求个人自由的讴歌，体现在对底层人的关注和同情，对愚昧民众的批判与启蒙，沈从文的作品的现代化也是基于此的。沈从文幼年就离开故乡去了都市，他笔下的故乡似乎还停留在童年时代的印象，是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来看的，儿童的视角是超越世俗观念的，固然故乡的那山那水那人都是美好的。但是对于深陷都市文明与堕落泥潭中的已经成人的作者来说，儿童时代回不去了，故乡也回不去了。这种挽歌情调说明作者对现在的故乡的鄙陋也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对存在很多陋俗陋习的宗法制农村有潜在的批判，对农村的生活有深深的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