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的赋形结构

2021-05-25 455 京派文学论文

本文作者:陈啸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京派散文是自然生长而成的少匠气、重天然的整体存在形态,是一种超越常规形式之上之无型的有型、有型之无型的结构,它所遵循的是内在的结构以及各种赋形结构的内在原理。京派散文的结构有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开放自由美。

无型之有型

京派散文追求结构的开放和境界的潇洒大美,充溢着一股流动性的活泼新姿。但这并不等于说京派散文散漫无章,放荡无羁。京派文人在写人寄思、叙事言情、借景抒情等的具体表现过程中,在遵循散文开放自由的审美约束中,同样追求着无型的有型,追求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潇洒中的形式常态。主要表现为:

京派文人为文,非常重视自己的情绪和心态。沈从文曾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3](P74)“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失。”[4](P295)何其芳也说:“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5](P1)“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有些作者常常略去那些从意象到意象的锁链,有如他越过了河流并不指点给我们一座桥,假如我们没有心灵的翅膀,便无从追踪。”[5](P60)其实散文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的文体。如此,京派文人在散文创作时,常常将强烈的情绪投射到外在的人事景物上,让感情回旋、跳跃,呈现一种散点透视、凌乱无序的扇面结构。如萧乾的《雁荡山》,以情感的逻辑贯穿其中,并运用联想和想象进行描绘,因而收到神韵融合、天然入妙的功效。整篇散文采用连缀式及散点透视。文本先写临雁荡山的惊险、美艳、刺激、山的伟大;由山路的艰险钦佩那坚毅勇敢始终警醒着的司机以及当日筑路的民夫等等,置身于那幽奇浑庞的境界,古怪,怕人!“平时见了山,你还忘不了民生大计。……到这里,山却成了你的主人了。”接着以“永远滚动着”、“灵峰道上”、“银白色的狂巅”、“那只纤细而刚硬的大手”等几个小标题分别写到了于险峻、雅丽无数怪状的峰峦之背景中永远滚动着生命浩荡的小龙湫瀑布以及那也同样永远滚动着的以“二十块钱,卖一条活命”代代相沿的山民的缒绳表演;灵峰道上的怪峰森峭,清流激湍的惊险、神秘、刺激、怪异;乍乘山轿所引起的良心上的伤感性的鞭笞以及罗带瀑以一个震怒的绝代美人的气派所显现出的万斛晶莹、一道银白色的狂巅等等。而贯穿其中的情感逻辑也是一波三折,散而归一:即随着外在景物之不同而感叹生命的浩荡、悲悯山民的生计、惊叹自然的奇观……这一切都让作者感到一种胸中的闷压、人间的悲戚。文本就在这情感的起伏涨落中散珠成串。情绪结构的基本特征即为重情绪,重生命体验的知性化,在“我”与“物”,感性和理性之间融贯着饱满的情感和体验。情绪结构在外在表现形态上,常常表现为围绕着某种或几种情绪,组合与升华外在生活的细节或意象,情绪与外物之间有一种说明与被说明、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同时这种解释和说明是主体内在的、直觉的、浑圆的。情绪是散发、感知、体验、生成的原点,外在的人事景物是情绪回旋、跳荡的场地,整体格局上呈现发散型的扇面结构。

京派散文的意象结构是指以凝聚着作者生命体验的某一意象为结构核心,文本由此意象做层层意义生发,或以这一意象为中心衍生出多种意义。如何其芳的《秋海棠》(1934年),文本的显层主要写静静庭院,寂寞思妇。作者以比喻、象征、通感、幻觉等多种艺术手法极写夜的静谧,幽暗,阴湿,思妇的孤独、凄凉、彷徨和哀愁,而文本的末尾才归结到对秋海棠的描写:“就在这铺满了绿苔,不见砌痕的阶下,秋海棠茁长起来了。两瓣圆圆的鼓着如玫瑰颊间的酒涡,两瓣长长的伸张着如羡慕昆虫们飞游的翅,叶面是绿色的,叶背是红的,附生着茸茸的浅毛,朱色茎斜斜的从石阑干的础下擎出,如同擎出一个古代的甜美的故事。”显然,秋海棠的意象是一种潜在象征意象,它象征着一种哀怨、忧愁,而文本中显在描写的思妇所包孕的主体情思与秋海棠在内涵上是等一的。秋海棠所代表的哀怨、忧愁、怨怼等内涵即为文本构思的潜在基点。总体上看,京派散文意象结构之表现形态常常是围绕某个中心意象展开思绪,或生发或引申或联想,思维呈发散辐射式特征,使文本诗情浓郁。另外,京派散文意象结构中所用之意象多是个人化和多层性的象征意象,象征符号自身的能指与所指意义具有着不固定的随意性、模糊性、多层面的陌生意味,使京派散文充满了现代性的蕴涵。

情节结构的散文侧重探讨生活事件和人物活动与结构的关系。由于京派文人很多就是小说家,小说手法有意无意地都影响了其散文的结构形式,而在此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京派散文吸收了小说有中心人物,以人物行动为主,使其散文具有了小说描写的客观性。所不同的是,京派散文对人物的描写当然不可能像小说那样做全面的描写,而以散文特有的抽象的言论统贯其中,以主观的态度统摄全篇。在此方面,李广田为最,以他的《柳叶桃》(1936年1月)为例。文本写了一个女戏子的故事,主观色彩浓郁。文本开篇即说,“提起笔,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觉。既高兴又烦忧。高兴者,是自己解答了多年前未能解答且已忘怀了的一个问题。烦忧者,是因为事情本身令人不快。”接着叙述了十几年前的往事,“我们”其时为一些五颜六色的梦所吸引,过着浪漫的日子,在“我们”租赁的院子对面,住着一衰落富户,富户中一美丽女人,即女戏子。想儿子想疯,常把“我们”所租赁院子里哥儿当成自己的儿子,十几年后打开了这葫芦。原来,女子幼贫学戏,二十岁左右小有名气,故得以与秦姓少年相好,并接回家中。在秦家是三姨太的身份,受着二姨太压制,过着奴隶不如的日子,于是希望为秦家养出一个继香火的小人儿,后来希望破灭,被迫回家,艰难度日。接着作者跳出来说道:“说到这里,几乎忘记是在对你说话,先检些重要的题外话在这先说,免得回头忘掉。假如你想把这件事编成小说,尚须设法把许多空白填补起来,我所写的仅是个报告。”后来,种种原因的凑合,秦家又接女戏子回去,去后更是虐待的厉害,女戏子更想着孩子的梦,终至发疯,以至死去。“我”烦扰着,仿佛这件事和“我”发生了关系,“我”不禁向你问一句:“我们当年那些五颜六色的奇梦,现在究竟变到了什么颜色?”显然,文本主要是讲故事,在故事的回忆中,包蕴和充斥着作者本人的理解、愤懑、惆怅、惋惜……情节结构的散文有人物有故事,有时还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的手法,具有了小说的客观性,但也更有着散文的主观色彩。

京派散文的象征结构是指用具体物象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进行寓示和概括。象征结构的散文常采用象征手法,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明与之相近的某一抽象概念、思想、感情。如萧乾的《破车上》,作者开篇即用了象征意味的笔法点出题目的意旨:凡是残旧了的时髦物件都曾有过昔日的光辉,“像红过一阵的老艺人,银白的鬓发,疲惫的眼睛下面,隐隐地却在诉说着一个煊赫的往日。”接着便叙述了“我们”钻进一辆破汽车,去看一位垂暮的老人。路途中,极写了路的艰难,车的嘶喘和屡次断气,并借用途中人物对话的形式写出破车的象征意味:中国就是辆破车,但车破,可也走得动艰难的路,“出了毛病,等会就修好。反正得走,它不瘫倒,这才是中国。”显然,表面写的是破车,其实写的是中国,破车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是公共化的中国象征形象,也是文本结构的凝聚点和发散点。李广田的《老渡船》,题目为老渡船,但文本显然写的不是船,而是用渡船的坚实,稳固,最能适应水面上的一切颠颠簸簸,风风雨雨的显在象征意义来写一个老渡船式的人。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中所说的窗子,显然不是现实中实在的窗子,而是一种潜在象征符号,代表着一种“隔”,一种自我世界与外面世界的隔离。京派散文的象征结构,具有着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分子,包蕴着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神韵,呈示出含蓄蕴藉、欲绽还休的幽幽风姿。

有型之无型

京派散文的有型其实质又体现着自由的无型之美,它比诗歌、小说等文体更自由、更灵活、更多变、更开放,有一种自洽生长的无规范的自在之态。也就是说,京派散文在上述所列的种种型式中,又表现出一种流动的和不安分的自由,表现出有型的无型:

其一,结构的宏阔性和开放性;前文所论的情绪结构、意象结构、象征结构、情节结构等,尽管也表现着结构中的常态,比如文本中的情绪、意象、情节等是文本结构的内在凝聚点、发散中心及结构核心,但在文本具体展开的发散形态上,又表现出无定局、无定法、甚至无定体的特征,追求行文的潇洒自由。情绪结构的散文一任感情的回旋、跳跃;意象结构的散文又常常表现出意象的发散性、思维的辐射性;情节结构的散文则表现出断片性、主观性;象征结构的散文表现出个人化、潜在化、浪漫化的神韵……这些特性都散发着自由潇洒的因子,也规约了文体的自由、宏阔、开放。诚然,概观整个京派散文,我们大可感觉出,它们尽管写的都很精美,但并没有模式化、定型化、程式化等的倾向,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大美。

其二,流动性。不拘泥于成法,随物赋形,依如苏轼在《自评文》中所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京派散文于整体的结构风格上有如上文所论的情绪结构、意象结构、象征结构、情节结构等不同的多元流动的表现形态,即便具体到各种具体结构形态的内部,也同样表现出复杂多样流动性的风格特性。比如同样写情绪,沈从文的《桃源与沅州》,何其芳的《独语》写得较为空灵、变幻、虚玄,因为它写的是内在心灵的思辩和孤独。而萧乾的《雁荡山》则写得繁复、附实,因为它所写得则为现实的引发、观感、思考,是随着现实的踪迹而依次凸显自我的情绪;同样写意象,何其芳《秋海棠》中的秋海棠潜在象征着一种哀怨、忧愁、怨怼,内涵和神韵丰富、深沉、朦胧,而李广田《井》中的意象,梁遇春《坟》中“坟”的意象,等则为心造的幻影,是一种心理意象,是作者自己的那种难明、晦涩、朦胧之幻想、想象的诗意表达。

其三,适然的思维支撑。思维是无形的,它既是逻辑的、理性的因素,又有非逻辑、非理性的因素。其中,非理性的因素对于思维的创造力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直觉就是思维中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它看似无明显根据,实则乃以思维主体长期之经验积淀为基础的。直觉的本质是领悟,指主体不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直接洞悉事物的本质。从心理学角度看,直觉是一个熟悉的过程,是个体在先前知识经验基础上再认识某事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概念逻辑被悬置,个体感觉、经验被突出。京派散文的上述结构其内在的支撑力量是各种适然的思维,是在各种思维引导下的思维结构。思维的无形决定了散文结构的理性与非逻辑,即常态中的自由形态。比如:情绪结构的散文,受制于意识流思维,作者通过心理意识的自由联想延伸、生发成文,是一种个人的冥想。冥想中,作者打破现实与想象、现实与梦境的界限,自由表达其对生命的质询与追问。表现出强烈的内倾性、自在性、自为性。

另外,所有上述京派散文的结构形态还都往往多遵循着中国传统的和最重要的顺应自然思维形式。中国古代的儒、释、道都强调顺应自然但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补充,使此一思维更为深刻。儒家讲顺应自然,强调合乎时宜,顺应人心。如《易•革•彖》:“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强调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如《易•贲卦•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于文学批评,则是主张诗文符合时代和政治道德的需要,强调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讲顺应自然,强调“道法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佛教哲学特别是禅宗哲学,歌颂如同“青萝夤缘,直上寒松之顶;白云淡演,出没太虚之中”(慧中语录)的心灵自由自在的自然状态,歌颂顺其自然,便会有心灵澄澈之福的境界。三者的合流,便成了向内宇宙和外宇宙掘进的时空意识。这种开阔深邃的时空意识又是辨证的。它以“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为其特征,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思想为指导,是既包含着量变,也包含着质变的辨证的时空意识。京派散文吸取了传统中国顺应自然思维的内在哲学神韵,于散文的结构形态上追求自我与自然的融合,“真我”心灵的自由自在,叙述抒情的自适、自然等,追求文本结构的顺势行文、自然天成。质言之,京派散文的结构是“赋形”的结构,生长的结构,京派散文不是写成的,是生成的。

赋形结构的内在原理

李广田说:“我以为诗与小说来和散文相比,也许更容易见出散文的特点。假如各用一个字来说明,那就是:诗必须圆,小说必须严,而散文则必散。若用比喻来说,那就是:诗必须像一颗珍珠那么圆满,那么完整……小说就像一座建筑,无论大小,它必须结构严密,配合紧凑……至于散文,我以为它很像一条河流,它顺了沟壑,避了丘陵,凡是可以注处它都流到,而流来流去却还是归入大海,就像一个人随意散步一样,散步完了,于是回到家里去。这就是散文和诗与小说在体制上的不同之点,也就是以见出散文之为‘散’的特点来了。”[6](P97)诚然,京派散文之“散”就表现在它的生成性,即随着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或物的需要,赋予其恰当的结构形态。深究之,京派散文赋形结构的内在原理本质表现为围绕一个基本生长点,合宜地运用渲染与反衬,并通过各种因果与相似立意思维及分析与综合的径路思维以达成文本的复制生长和最终形态。所谓渲染,即一种信息的重复思维操作,所谓反衬,即是一种功能性重复的思维操作。是对所指(意思、主题、立意、情调、色彩)的复制,也是对能指(形式、形象、载体)的创新。主题的自我复制过程就似“滚雪球”,即自相似的分形生长过程。而在文本最终生成的过程中,立意思维和径路思维特别是径路思维起着重要的作用。径路思维是写作行为的(实体)结构性思维,其基本原理就是因果(逻辑)、共时(空间)、历时(时间)、程度等不同形式不同形态的分析与综合,最终达成功能性赋形的完成和定型。

当然,不同类型的散文其赋形生长的结果又各具其美学形态。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京派文人叙事的散文,常常表现出因果式的线脉美与递进式的层次美。不管是先因后果,先果后因,或是果中有因,因中有果,都讲究脉络的清晰呈现。以李广田的《柳叶桃》(1936年1月)为例。文本叙述一个女戏子的故事。开篇即说自己解答了一个既高兴又烦忧的问题。成为文本的引子。接着叙述十几年前的往事,叙事的过程与文本的引子形成了整体上的因果(逻辑)分析与综合,解答既高兴又烦忧的原因。具体叙述的过程中,先果后因,我们当年遇一富户美丽女人,想儿子想疯了,常把我们所租赁院子里的哥儿当成自己的儿子,这是果,接着叙述十几年后打开了这葫芦,并运用了原因分析与综合。女子幼贫学戏,二十岁左右小有名气,所以得以与秦姓少年相好,并接回家中。在秦家是三姨太的身份,受着二姨太压制,过着奴隶不如的日子,这是背景分析。于是希望为秦家养出一个继香火的小人儿,这既是因受压制而借以自慰的果,也是秦家买她过来的因。后来希望破灭,被迫回家,艰难度日。这又是因中有果。后来,种种原因的凑合,秦家又接女戏子回去,也是因中有果。去后更是虐待的厉害,女戏子更想着孩子的梦,这是她坚强承受虐待的原因和心理支撑,也是导致她后来想孩子想的发疯的原因。叙述的过程,表现出因果式的线脉美与递进式的层次美。文本至此,还没有交代清楚为何取名“柳叶桃”的原因。于是接着叙述:柳叶开花之际,秦家满院桃花,女戏子爱花,并于花下叹息、哭笑、自语:“柳叶桃,开得一身好花儿,为什么却永不结一个果子呢?……”整日疯状,终至死去。死时满面脂粉,一头柳叶桃的红花。文本的解题运用了人与物的异类相似思维的分析与综合。桃花的美丽与不果恰与女戏子的美丽不生子相似,都有美丽而让人忧愁的他相似品性,这也正是文本生长的基点。文本正是通过因果(逻辑)思维、相似(形象)思维进行立意,并在女戏子的不同和反复的遭际的渲染性和反衬性的信息重复中,运用一系列的原因分析与综合,以剥笋式分析法,层层递进,脉络清晰,生成文本。

第二,京派文人写人的散文,常常呈现辐射式的广度。以李广田的《老渡船》为例。文本以渡船坚实,稳固,最适应水面颠簸的象征意义来写一个老渡船式的人。题目与正文运用了人与物的他相似思维进行立意。而在文本的生成过程中,则运用了多角度分析法的思维操作。文本的前段先总说“他”麻木地安于遇到的一切,整天背负别人的重载,耐劳,耐苦,耐一切屈辱,并无一点怨尤的永被命运渡来渡去。接着,分别通过“职业”、儿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妻子“朋友”的对手等不同方面展开对“老渡船”的描写。于职业,一个铁匠的打“下锤”的伙伴,但更多地又在田里,然二亩薄田,难以维家;儿子“高傲”,看不起他且任意吩咐他;妻子的“朋友”是个强悍,狡黠跑大河的水手,他不胜对手。……他的家庭似一个不断有闲人来陪那水手和女人闲谈的“闲人馆”,经常由妻子任意驱使,他永远忙着,终日劳碌,……如今人老,仍像一只老渡船,负了一身的重载艰难的度日。整个文本的叙述与题目形成了整体上的物与人的异类相似思维的分析与综合,而文本的内部,为了说明“老渡船”的渡船性,作者以渲染性的信息重复思维操作分别从“职业”、儿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妻子“朋友”的对手等方面辐射展开论证,此又为事与事的他相似同类相似思维的分析与综合。这样,文本基本循着他相似思维立意与他相似思维的分析与综合,围绕着“渡船性”,多方面多角度地生成文本。

第三,京派文人托物抒怀的散文,具有着情化式的辅助美:所借之物之描写,只是起着辅助性、背景性的前提作用,同时多有着象征性的结构形态。如萧乾的《破车上》,开头作者即用了象征意味的笔法点出题目的意旨:凡是残旧了的时髦物件都曾有过昔日的光辉。显然,文本的立意运用了他相似思维立意,是一种隐喻、象征的思维。接着便叙述了“我们”钻进一辆破汽车,去看一位垂暮的老人,路途中,极写了路的艰难,车的嘶喘,且屡次断气,并借用途中人物对话的形式写出破车的象征意味:中国就是辆破车,但车破,可也走得动艰难的路,“出了毛病,等会就修好。反正得走,它不瘫倒,这才是中国。”显然,表面写的是破车,其实写的是中国,破车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作者借“破车”来抒发对中国的感情。这显然又是运用了联想性的异类相似思维的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操作,把中国与破车联系起来,而文本的生成过程即是通过围绕破车的“破”和路的“难”不断地进行渲染性和反衬性的信息重复。

第四,京派文人纯抒情性的散文,常常表现为缘情布线,在描绘喜、怒、哀、乐、悲、恐、惊等情感的走向时,如何先铺设若干情感层次,尔后推出一个情感高潮的顶点层次,便形成起伏式或递进式的结构形态。如何明显运用抑扬、褒贬、直曲、疑解等方法,便形成“交互式”或“并列式”的结构体式。如何其芳的《街》,记录自己一次凄凉回乡的孤独感受:回到故土,由家乡县城的冷淡陌生,回忆幼年的阴暗与荒凉;艰难地从由读着经史到县城初中,学生年龄差异大,自己年小的孤独;初次看到学生攻击校长以及自己黑夜被禁,被吓,被一旅长训诫等等,第一次学校生活留下的记忆,产生沉默、孤独、对成人的不信任感;接着,见昨日学校已拆,怀念老校,而眼前的人也尽是垂头丧气,失去希望,担着劳苦的人。至此,作者孤独的情绪并列式的形成了若干层次,由不同方面把孤独的情绪递次强化,这是孤独产生的原因,整体上运用了原因分析与综合思维操作,而在这若干层次的内部,则运用了同类相似思维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操作,多角度的阐述。接着,作者笔锋一转:自己已不再责备昔日同学的发泄,而要重新发现他们的美德。…与其责备他们,毋宁责备那些病菌似的寄生在县的小教育家们(即校长们)”,“与其责备他们(校长们),毋宁责备社会。“这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实在是一个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地域。”“当我是个孩子时,已习惯了此阴暗,冷酷,卑微。于是,在书籍里寻找理想、爱、品德与幸福,”“我生活在书的故事里。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梦里。我沉醉,留连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对人,爱更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的极易失败的学习。”至此,情感进一步提升,形成了高潮,运用的仍是与前文并列式的同类相似思维操作。文本整体上运用了因果思维立意,而在行文的操作中又运用了同类相似思维,并列式的、层进式的完成对“荒凉与孤独”主题的渲染生成。

总之,京派散文的赋形结构,所内在遵循的是自洽的凝聚。它常常将一种情绪或一种理念作为赋形的凝聚点,将情感的流动作为散文的中心轴线,去纵横交错地吸附和粘连一切使情感得以产生和表现的自然之物,整体呈现出开放自由美和有序凝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