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自然文学文本对比

本文作者：孙英馨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对美的高度敏感和深切体悟使沈从文文本中的自然披上一层神性的色彩，附着着梦幻的氤氲，渗透出诗与画的意境。他描绘的湘西山峦积翠叠蓝，碧溪澄明见底；烟霞、游鱼、桃花、彩褂仿佛随手可拾，雾霭、竹簧、野莺、橘茶亦漫山遍野。湘西变得既如室外桃园般惹人惊异，又似彼岸圣境令人神往。自然界里光色与形线的变换经作家之手无不予人以无限美感。由此可见，迷醉于自然的沈从文捕捉到的不是大自然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审美价值。美也不仅仅止步于形象呈现。大自然将美倾注于人眼目的同时，也同化着人的灵魂。所以，离开边城的青山秀水也不会有翠翠纯净灵动的性情。

“美”是自然界带给人类的感官享受，还是生命使人眷恋的重要因素。沈从文相信生命因勃勃生机而美丽。自然世界中的一草一芥、一虫一豸都能让他感受到生命那静默却不容置疑的神圣律动：“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3]。

作家由对自然界瞬间看似静态的物的感知，体察出其动态下生命的始终。在草木的枯荣之间，他品味着生命的不屈精神。沈从文说：“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4]可见，在沈从文的世界中，生命因其不屈不挠而神圣，因神圣而美丽。自然也罢，生命也罢，离开了美与神，一切都将褪去光彩、失去生机。在此理念的引领下，“美”“神”“生命”“自然”这四个词在沈从文的文本中被赋予近乎相同的内涵。“美”是作家衡量世间万物的一把尺，凡合意的，他都要好好收藏。所以，在湘西世界———他愿意用梦想重构的故乡，哪怕最卑微的生命也会绽放出美的光芒。

沈从文爱生命，重人欲，他标榜自己无从领会道德伦理，其实意在言明天伦、人欲的合理性。他并不认为性是低级而不洁的，因此他的文本中那些充满自然欲望的男男女女俯伏皆是。沈从文认为性爱如若发乎真心，又不损及他人就不应当受到责备。所以读者会看到野地里受春风撩拨一时兴起的夫妇，吊脚楼里干柴烈火的水手和妓女、山村小镇里平淡中却也缠绵着的阿黑和五明以及《月下小景》中一对痴心殉情的恋人等等。作家总是带着一颗人性的心用温暖的目光观察众生世相，以浪漫的情怀妆点常常是悲剧的人生。于是，人欲便成为自然与天理中最合法的存在。

如果说尚美、敬神、重人欲是沈从文面对自然与生命的价值取向，那么崇真、倡简、轻人欲则是梭罗热爱自然、强调精神修炼的意识出发点。梭罗崇真，厌恶欺骗与诡诈，他认为在简单的自然中才能参悟生活的本质。他主张远离物质社会的“非人”生活，推崇自然之美，对自然怀着宗教般的感情。在他看来，自然界是精神的现象世界，是超灵显现的表征，是造物主的意志最直接的体现。大自然生机勃勃，真实而确切，具有涤荡和提升人类灵魂的功能。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4]在梭罗看来，“自然，在永恒中是有着真理和崇高的。”[4]他于1845年7月4日独自一人搬入爱默生在瓦尔登湖附近购置的林地。没有任何现代器械，他只以最简单的工具在森林中建起一座简陋的房子。风从木板的缝隙间穿过，露水渗进房屋。这样的生活环境，仿佛退回到千百年前，人类的始祖没有如此多的物质欲望的年代。梭罗生活在其中，但他并不以为辛苦。他享受着沐浴在大自然中的美好感觉：“这是一所空气好的、不涂灰泥的房屋，适宜于旅行的神仙在途中居住，那里还适宜于仙女走动，曳裙而过。吹过我的屋脊的风，正如那扫荡山脊而过的风，唱出断断续续的调子来，也许是天上人间的音乐片段。晨风永远在吹，创世纪的诗篇至今还没有中断”[4]。

梭罗深居山水草木之间，早出晚归，记录着四季寒暑中动植物的变化，熟知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爱默生曾因此批评梭罗游手好闲，浪费了自己的天赋，梭罗却自认为在与自然的贴身接触中感受到生命的真实，体会到存在的终极意义。梭罗热爱的正是这份直接面对天地、生命与自我的真实。梭罗倡简，他坚信简朴的生活方可使人获得灵魂的提升。他说“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世界再富不过。”[4]梭罗追求的简朴非常极致。常人为衣食住行而奔波，可是在他看来衣服好比人体最表面的角质，不必很多，更不必常新，甚至有漏洞或补丁都没有关系，只要够暖，可以蔽体，足矣。过分追求只能徒生烦恼。至于食物，梭罗的观点是“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顿也就够了，不要百道菜，五道够多了。”[4]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见证了他倡简的主张。他在大自然中看到的是最经济而简单的生命法则，他认为这才是造物主要传达给世人的生活真谛；可是现代人却宁可将自己包裹在奢侈品中，结果是“倒不及野蛮人有着一千种安逸”。这是真正的本末倒置。梭罗呼吁“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4]梭罗倡简胜过爱美。假使让梭罗在美与简中做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梭罗说“世人是在向着所谓富有而优雅的生活跳跃”，然而“我一点也不欣赏那些点缀生活的美术品。”[4]为了简单、省时、省力，梭罗以为“可以把我们房屋里和我们生活有联系的部分搞得美一点……但千万不能搞得过分的美。”[4]梭罗的物质生活可以简化到无可再简，但是，他因而拥有了大量省察生命、体验美好的时光，他的精神世界无比丰富。

与沈从文重人欲不同，梭罗不齿饮食男女之事。他说：“一切的淫欲虽然有许多形态，却只是一个东西；纯洁的一切也只是一个东西。一个人大吃大喝，男女同居，或淫荡地睡觉，只是一回事……天性难于克制，但必须克制。”[4]他还自勉道：“放纵了生殖的精力将使我们荒淫而不洁；克制了它则使我们精力洋溢而得到鼓舞。贞洁是人的花朵；创造力、英雄主义、神圣等等只不过是它的各种果实……自知身体之内的兽性在一天天地消失，而神性一天天地生长的人是有福的，当人和劣等的兽性结合时，便只有羞辱。”[4]梭罗崇真、倡简、轻人欲的思想受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瓦尔登湖》中频繁地引用儒家道家的经典言论证明中国哲学在梭罗的认知心理上找到了合适的生长土壤。但是，倡简的孔孟哲学之所以能在梭罗的精神世界里生长，是因为他所信奉的清教主义早已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养料。换言之，孔孟哲学的倡简思想与清教主义有恰当的契合点。盛行于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美国的清教主义主张勤劳、简朴、克制与虔诚，提倡内省与禁欲。它重视人德性的修养，希望信徒通过此生之辛苦劳作取得成就以彰显上帝的荣耀。梭罗苦行僧般的自我克制表明清教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他的意识之中。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演讲中也证实了梭罗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虽然梭罗对清教所宣扬的现世成就有不同的理解。

沈从文自幼生长其中的文化环境与克己观念完全无关。楚文化纵情恣肆、厚巫、好祀。汉代王逸《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邑，其俗信巫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5]楚地集神、巫、歌、舞于一体的民俗，造就了浪漫主义民风，更养成了楚人尚美、爱幻想的性情。他们尊重人欲，青年男女以歌声寻找爱人的自由恋爱方式是湘西的古老传统。爱就爱得炽烈，恨也恨得决绝。它与清教主义的精神内核是完全不同的。沈从文曾感叹：“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4]可见其审美意识是非常自觉的。楚文化泛神、敬神，在一切人事风物中体验神性的思想在作家内心世界里已如磐石，长期影响着他的生活和他的文本创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决定论虽过于绝对，但是民族文化对生长于其间的个体产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沈从文与梭罗虽然同样选择了将目光投向自然，让自然启迪对生命的认知，但是他们的视角和价值观念迥然不同。于是，文化与个性的复杂交合生成的不同结果在他们二者的文本中便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