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绘画历史进展探析

本文作者：张莉张英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

在众多元代山水画家中，画风最为简淡、高逸的莫过于倪瓒。倪瓒的山水画清韵逸气、平淡空寂，往往疏林坡石、一湖两岸，是元代山水画不食人间烟火的典型代表[2]83。再比如元代花鸟画。元代花鸟画与两宋相比发生了历史转折。两宋花鸟的姿彩各异风格至元代完全变成了墨梅、墨禽、墨花的花开淡墨痕的水墨花鸟。例如以墨兰花见长的郑思肖、以墨桃花著称的王渊，还有擅长墨竹、墨石的吴镇和柯九思，以及倪瓒、管道升、李衎等等都对以素为贵、以静为美的画风偏爱有加。

无论是山水画还是花鸟画，在童书业先生看来，元代的绘画不同于宋代绘画多出自专业画家之手，而是多出自非专业的文人之手，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就是说，元代绘画的发展历史基本依靠文人来推动，元代绘画也是文人画的天下，元代绘画发展史即是一部元代文人画的发展史。

具体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北宋苏轼、米芾等著名文人的绘画思想深刻影响了元代文人。苏轼在《历代诗话》中点评北宋诗歌文学时用“绚烂而平淡”进行总结，这样的评价也用在了他的一些画论中。绚烂之极，最终仍要归于平淡，这是元代文人在苏轼等人影响下的文人画思想精要。至于为何归于平淡，在苏轼和米芾看来，是因为绘画本应是种笔墨游戏，在自娱自乐中享受精神的自由。因此苏轼、米芾等人抱着这样的平淡态度，以绘画为手段之一追求自由的思想境界。其中米芾还以此绘画思想创立了米家山水画。米芾的长子米友仁在继承了父亲的绘画风格之后，将米家山水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米家山水画的思想精要在于：绘画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外现，是作者情感与外界实物交融的表达形式，它不是色彩缤纷、精致华美的装饰品，不随大众审美取向而改变，而是简单、平淡地以物照人、以物画心、以物写意。米家山水画的这种画风意境在宋代非专业画家中极为推崇，也被注入到了元代文人画作者们的精神世界中，得以在元代延续和发展。

从元代绘画选题上来说，两宋中国文化中心在南移的过程中仍偏重于北方文化，画家们仍然偏好以北方的大山大水为题材进行创作，而元代的中国文化中心已完成了南移，文人画家以南方居多，因此元代绘画题材以江南山水美景为主。例如湖州的赵孟顺、常熟的黄公望、镇江的郭界都是在当时享有名望的南方文人画家。还有一位少数民族画家高克恭，虽然他是北方人，但多年在江南地区做官，被江南山水深深吸引，也深受南方人文画的影响。高克恭以北方人的家庭出身，凭借令人称颂的江南山水画而成为元代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

最后再从创作方面来说，在战马上夺得中原统治大权的蒙古族政权对传统汉族文化既没兴趣也缺乏足够了解。与两宋时期宽松的、备受政策激励的文化氛围不同，元代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传统在少数民族文化面前略显压抑。例如在绘画方面，元代不仅取消了两宋时期的画院，而且绘画不能作为画家走上仕途的技能手段。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元代的文人画、非专业作画受政治风向和宫廷画的影响和束缚更小，元代绘画创作至少在思想层面更为自由。绘画爱好者在不受政治、经济利益的干扰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创作题材和方式。因此，元代绘画创作形式多样，涌现出董巨画风、李郭山水画风、米家山水画风等多个创作流派[3]2。

所谓遗民，即是忠于前朝而耻于为新王朝效力之人。元代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流淌着丰富中国传统文化血液的汉族人生活艰难。汉人被归于最卑贱的第三、第四类人。同时社会职业也被划分为十个等级。乞丐是属于最下等的第十级，在乞丐之前的就是儒家文人。因此汉人不仅在社会阶层中属于下等人，而且多以汉人为主的儒家文人在职业上还是与乞丐相提并论的下等人。汉代文人遭受如此歧视和境遇，只能依靠书画宣泄心中的苦命与压抑，有时甚至还是艰苦营生的手段。即便是遗民中的温和派偶尔参与到极少数汉族士大夫的施政机构，他们也难以施展拳脚、怀才不遇，只能寄情于书画、自命清高。那些极端的遗民，在两宋隐仕之风的长期熏陶下，坚决超脱和回避元代社会，拒绝接受元朝的统治。但他们作为文弱书生，不可能拿起兵器与元政府对抗，只能潜心艺术创作，用艺术来宣泄亡国之痛。遗民的画作充分展现了元代的时代特性，客观上繁荣了元代的绘画艺术。

尽管整个元代的社会和统治风气对民间汉人绘画创作没有丝毫鼓励，但元政府通过其他方式还是促进了元代绘画艺术的发展。例如忽必烈的曾孙女大长公主酷爱收藏书画。她收藏了许多两宋时期的书画珍品，如黄庭坚的《松风阁诗》、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展子虔《游春图》等等，这些作品得以流传至今，与大长公主的悉心珍藏不无关系。除了收藏保存珍贵画作，她还以开放的姿态邀请汉族大臣和文人进宫对藏品进行品鉴。汉族大臣文人品鉴完过去从未见过的名画真迹之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叙或传于他人，丰富了文人画家们的眼界和创作灵感。再比如元文宗帝，他自幼在江南一带接受汉化教育，饱读诗书、能书擅画，结交和网罗了一批江南书画才子投奔帐下。尽管元代没有专门的画院，但文宗帝组建奎章阁收藏和保管书画，其中流传至今的真迹有宋代赵佶的《芙蓉锦鸡图》、宋代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五代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等数十件。文宗帝还在奎章阁中常邀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文人品书赏画。文宗帝在书画艺术上较为开明的态度和政策使汉族书画史得以较好地存续。

至元代，中国绘画史已源远流长了数千年。它是炎黄子孙历代生活的艺术写照，表达传诉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和人生观。作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曲折与前进统一的客观规律作用下，中国绘画即便因朝代更迭、帝位易主等因素不时受到阻碍、打压，出现倒退或停滞，但中国绘画的艺术生命力仍然生生不息，元代统治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其阻断和扼杀。

总而言之，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既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又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以山水、花鸟为创作题材的文人画在元代民族政策的打压下艰难求存，又在诸多客观因素及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本质规律支配下焕发出夺目的光彩，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