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教育有待于超越解构主义

本文作者：何雪莲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一、解构技巧：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1933年，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列维斯（FrankRaymondLeavis）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汤普生（DenysThompson）在他们合著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CultureandEnvironment:TheTrainingofcriticalawareness）中建议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学校课堂，并设计了一系列以新闻、广告和流行小说为题材的具有操作性的课堂练习；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文化研究发轫，在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等人推动下，文化研究方法被引入媒介素养教学；70年代，符号学方法被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刻意强调，符号学被用来解密媒介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80年代，英国电影学院的老师还强调学生参与，即自己动手体验媒介制作。[1]

上述方法探索决定了今天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面貌。比如老牌媒介素养教育国家英国，其媒介素养教育是从幼儿园大班到高中，一以贯之以如下追问：谁生产媒体文本？如何生产？文本形式如何？如何再现真实？谁是文本的目标群体？如何理解文本含义？[2]程式一旦找到，就同时圈定了思想和行为。虽然上述教学模式在各国有不同的版本，但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从媒介机构、媒介类型、媒介技术、媒介语言、媒介受众、媒介表达这六个方面入手展开一系列追问。

不过，媒介素养教育从诞生到发展，无论是文学批评、文化研究还是符号学，都在文学专业范畴内进行（马斯特曼的符号学就借鉴了法国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要把一系列脱胎于专业文学批评的追问纳入中小学课堂教学，就必须尽量简单明了、黑白分明、易操作，因此必然严重走样：本来旨在于分析的方法，不可避免简化为标准化思想体操；本来旨在于培育素养的教育，不可避免沦为技巧的训练。尽管媒介素养教育力图避免处方式的现成答案，但这些追问技巧本身就是现成答案，框定了学生的思维活动区域。尽管用心良苦的奠基人本意是想借此发展出理解能力和自主能力，但由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严重缺失，他们无法预见到，如此一系列追问势必流于避重就轻的花架子，它其实与卡耐基的书、成功学是一路货色。

此类简化训练一旦用得顺手用成习惯，学生将被拖向精神和智力的双重贫困：对着干、抬杠、恶意揣度事物，觉得什么都别有用心。这是一种可怕的解构主义范式。任何一种解构的效果都颇为可疑。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告知何为好何为不好，但未必能让人心甘情愿接受。知道某事需要理性，而接受某事需要心灵。一方面，人，即使是最庸俗和时下所说的最讲究实际的人也需要幻想，哪怕是片刻。音乐、文学、电影那么使大众喜爱，就因为它是现成的幻想。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轻易被广告所打动，也未必赞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但这些并没有阻止人们涌向商场的大门，没有阻止人们对奢侈品的渴望。更糟糕的是，解构是保安员和警察的眼睛，它往往会在朴实之中发现嫉羡，于宽容中看到堕落，毁掉人类尚存不多的诗意，甚至因此而失去爱的能力。这等于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解构之后，对高贵、卓越、精致和深刻的文化追求并没有自动产生，简陋心灵和低俗趣味并未因此真正被解构。没有依凭的个体最后只能诉诸有限的经验事实，或者不得不与所要解构的文化同流合污。在此意义上，媒介素养教育不会使世界更好，只会使一个不那么好的世界进一步坏下去。

二、一夜白头：新媒体时代之媒介素养教育

解构往往是容易的，因为人们总有理由对现实不满。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中，这样的解构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就像秋天到了叶子自然变黄。借助网络电子公告板（BBS）、网络日志（“博客”Blog）、社交网站（SNS）以及“微博”（MicroBlog），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拍砖”，也可以自立门户发表看法。恶搞这种特殊的解构方式也许不值得提倡，但它对于假大空和厚颜无耻的东西非常有效，它证明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优秀的导演、演员、制片人、记者、播音员。新媒体时代还自动诞生了一种最为冷漠的解构方式：视而不见；每个人都可以发声，所有声音都自动贬值，人们本能地对噪音捂上耳朵。

今天，媒介素养教育内容一般都包括两部分：一是解读媒介文本内容，二是解码媒介文本制作。以广告为例，老师会和学生一起探讨：此广告想传达的是什么？目的为何？谁是广告的目标对象？他们使用的游说技术是什么？此广告是否成功？必要的话，可以让学生本人制作一则广告，借此更加了解真实与影像背后的意义。这些惯用手法在今日新媒体时代多少显得过时，人们解读媒介文本内容能力大大提高，解码媒介文本制作技巧无师自通，媒介素养教育一夜白头。

就解读文本内容而言，解读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见多识广程度，人们之所以偏听偏信，就在于信息匮乏，无从知晓的世界也是不存在的世界。对于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其小说《一九八四》中刻画的可怜人们，最好的媒介素养教育莫过于呈现真实的历史和五彩的视野，让信息与信息之间相互较劲、抵消，一切谎言将不攻自破。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正是广播的发明使希特勒登上权力舞台，[3]可以想见，如果因特网那时就存在，希特勒的罪恶密谋就不能得逞———嘲笑奚落或许就阻止它见到天日。新媒体正在赋予我们知情权和参与权，信息以光速流动，一切皆在阳光下，这意味着摸象的盲人复明。

就解码文本制作来说，今天，人手一部手机，网络无处不在，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听众、观众或受众这类群体正在迅速消失，每个人都成为出版人。无需投入成本，无需专业技术，只需简单的注册申请，每个人就可以拥有一份自己的“网络报纸”（博客）“、网络广播”或“网络电视”（播客），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布文字、音乐、图片、视频。来自中国互联网监测研究权威机构DCCI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互联网由用户制作产生的内容流量，已超过网站专业制作的内容流量。[4]早在电子媒介时代，麦克卢汉就担心，在课堂讲授媒介可能会使学生瞧不起成年人，因为大多数成年人缺乏这方面知识，学生可能会用这种知识羞辱长者。[5]今天，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学生玩起电脑来，往往比老师更加得心应手。在全民参与时代，如果再把媒介制作纳入课堂教学，等于是对老师和学生时间的双重浪费。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新媒体本身起到了媒介素养教育的作用。这一切的形成，不过短短十五年，在新媒体日趋强盛的十五年，媒介素养教育几乎是一夜白头，迅速过时。媒介素养教育理念于20世纪30年代诞生，真正纳入学校建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存在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一个新生的小众教育品种，还来不及向全球扩展就迅速老去，其原因在于，光有解构技巧远远不够。知道不等于接受，解构无助于建构，技巧带不来素养，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本身不能自足。媒介素养教育曾经超越了保护主义，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教育有待于超越解构主义。

三、超越解构主义：从技巧到素养

从起因来看，媒介素养教育诞生于某种文化焦虑，确切地说是英国传统文化遭遇美国大众文化后的焦虑：强大的美国通俗文化和商业文化正在削弱英国传统文化并且使之庸俗肤浅化，而大众媒介正在助纣为虐。这是1933年利维斯提出媒介素养教育的原因，捍卫传统文化才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真正旨归。媒介素养教育尽管冠名为媒介，但实际指向的却是文化。隐藏在背后的逻辑是：尽管人们在政治和法律上人人平等，但在文化和精神方面的确有高下之分。

媒介问题本质上是个文化问题，媒介素养教育的发起人正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文化，关涉的是思想、价值观、信念和趣味，与某些思想、价值观、信念和趣味抗衡的，是另一些思想、价值观、信念和趣味。思想、价值观、信念和趣味，而不是技巧，才是素养的真正含义。有了素养，技巧显得多余；没有素养，技巧适得其反。应该让素养催生技巧，而不是相反，技巧这条小舟拉不动素养的大船。

显然，文化素养是比解构技巧艰巨得多的任务。技巧属于ABC的操作，而素养则是某种情操陶冶，它不存在显而易见、无可质疑的标准和范式可以操练，而必须老老实实一点一滴辛勤培育。与其进行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不如用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去生产孩子喜闻乐见的媒介文本，抢占儿童精神食粮市场；对于教育来说，最迫切需要做好的事情，莫过于用优秀文化去占领孩子们的思想高地。美国传播学学者波茨曼对于电视的解构最不留余地（见《娱乐至死》、《技术垄断》、《童年的消逝》等书），但一个基本事实依然是：电视制造垃圾和噪音，电视同样也反映伟大理想、朴素真理或者深刻的爱情，教导着我们基本的美德如忠诚、信任与责任；波茨曼的大量弹药如果能转化为建构美好，威力将大得多。

中国尚未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建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件幸事。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至少是单独成科目的媒介素养教育，多少有点大惊小怪，基本上是富裕国家的教育富裕病，穷国如果照搬，无非是多了一门矫情而有害的课程。在新媒体时代，中国如果一定要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建制，可以直接采纳美国模式。美国媒介素养教育幸运地逃脱了解构主义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意欲建制媒介素养教育，但80年代美国教育领域开展一场“回到基础”运动（“back-to-basics”movement），要求关注传统科目的教学。媒介素养教育受此冲击大约停滞了近十年，90年代初美国才重新恢复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兴趣。中国可以直接借鉴当前美国经验，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所有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之中。这一模式有助于媒介素养教育从解构走向文化建构。文化建构之所以比解构技巧来得高明，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媒介文本都是整个文化的全息图，我们需要整合全部人文社会文化。随着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深化，技巧消失，素养的翅膀张开；学生将成为对美好事物的饕餮之徒。

结语

媒介素养教育也许成功地超越了保护主义，但由于方法论上的致命缺陷，不可避免陷入解构主义；解构范式不可避免伤及无辜，并错失某种朴实、深沉而持久的精神满足“；丑”没有被解构掉“，美”却因此奄奄一息。这是真正的虚弱。没有好的文化垫底，媒介素养教育不是解药，而是疾病本身。从素养可以顺理成章得出技巧，而从技巧永远得不到素养，这个顺序具有不可逆性。媒介素养教育要焕发活力，需要从媒介解构转向文化建构，从技巧转向素养，培养爱和积极行动的能力。只有把重心放在文化建构上面，媒介素养教育才能名至实归，被新媒体世界拥抱而不是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