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与古代教育的关系

本文作者：吴龙、余珊 单位：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南昌教育学院

人类在30多万年以前，就开始了进化的历程。在农业产生以前，人类依靠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果实、根茎等生存，过着饿则捕食、采食，饱则弃之的生活。由于野生动、植物的季节和地域等方面限制，人类的生活是没有保证的。人类的生存欲望和创造欲望使人类在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农业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国家之一。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通过研究提出，“地中海、西南亚、印度、中国北部与中部山区、东非山区、墨西哥、秘鲁等是几个基本的、独立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由这些中心形成了全世界的农业。”[1]1954年，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炭化栗和菜籽，经测定为7000年以前的遗物。1976年，河北武安磁山出土有炭化栗粒和猪骨，88个灰坑贮存着粮食，有的窖底腐朽粮食厚达2米，经测定，这些都是8000年前的遗物。近年来，我国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了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址。这些都充分证明，中国是最早出现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不仅为中华民族的进化繁衍、发展强大提供了物质生活条件，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的古代教育就一直受着中国农业文明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当代也依然存在。

一、中国农业社会孕育了中国古代教育的萌芽

中国古代教育活动是从农业教育开始的。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朝代，人类通过耕作、畜牧进入原始农业状态。农业一旦开始，人类就需要将耕作、畜牧的方式方法进行传播推广。这就开始了原始的教育活动。原始人群“为了供劳动更有成效，必须制造劳动工具。他们的劳动工具虽然简单粗糙，经验虽极有限，但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年青的成员，使他们知道群体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2]古籍中可以找到原始教育活动的记载，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写到“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叙，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原始人类传播农耕技术的教育活动。

原始教育活动是不可能与生产劳动互相分离而独自存在的，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了聚集性的教育活动，因此有了教育场所。古籍中记载的可能是最早用于教育活动的原始场所有两种。一是“成均”。“成均”被考证为平坦、宽阔的场地，用来堆积捕获物与农耕作物和聚会的地方，被认为是五帝时代的教育场所。二是“庠”，被认为是虞舜时代的学校，“庠”也是储存谷物之处。《礼记•明堂位》中这样阐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可见，不管是我们前面所述的非集中的教育活动还是“成均”、“庠”等集中性的教育活动，都是和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许多考古发现都说明中国古代教育是源起于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

二、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农思想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政治稳定。人们依靠农业维持生存，统治者依靠农业维护稳定，农业在古代最具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国家之本，中国古代教育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重农恪印。在许多史籍中，都有重农思想的描述。法家李悝、商鞅等人最早明确提出“农本”观念，李悝在魏国采取的政策是“尽地力之教”“禁技巧”，即发展农耕，约束手工业。墨子在他的论述中强调农业生产，“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聊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否则“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为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思想家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论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这些重农言论的传播是古代思想家们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言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民众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拿唐代来说，唐代实行“均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允许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同时在役期上规定农民的最高役期，让农民有更多的耕作时间。唐朝到745年有人口九百零六万，比唐初增加数倍，开垦的土地面积大为增加、粮食充盈，这些都是唐朝统治者推行重农政策和农民接受重农思想说教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活动的成果。

中国农业文明也使得中国古代教育把是否知农、会农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在《论语•微子》中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记录，说的是孔子带众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一天，子路迷路，遇一老农，问其看到老师没有。老农说，既不劳动，又不知道劳动知识，哪里配得上称为老师。可见“四体”勤，“五谷”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才标准存在的。1811年出生的晚清大儒、两江总督曾国藩8岁时能读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早年的读书经历及亲身感受使他非常重视对子女、亲眷的劳动教育。他教育两个儿子每天都要劳作，“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并且以同样的要求对所有女眷包括自己的老婆。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织布，什么时候种地。以至于曾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自己家织做的。曾国藩教育自己的子侄们:“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中国历代史籍的许多记载都反映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人才评判标准的影响。

三、中国农业社会蕴育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天人合一特点

农业生产是人们通过劳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繁殖与生产，以此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古代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吕氏春秋》“审时篇”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任地篇”提到: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把天时地利的自然变化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3]古代人们敬畏自然、顺从自然、寄希望于自然。中国农业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点导致了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涵，使中国古代教育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重要的教育目标。我们说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人”不是天和人的实体存在，天是说指自然及其客观运动，人着重强调的是情感、欲望，即人的主观世界。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常有“天人合一“的论述，《尚书》有“惟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以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的阐述。《老子•二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亦云，“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田子方》)。“大地与我并生，而大地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典籍中又常有人与物相融的意境描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摆焉……岁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大自然的变化影响人的情感变化，人与自然相生相感，这是与西方文明对自然的理性剖析所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古代教育。古代教育家们如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等，他们都在教育活动中，著书立说，演讲说辩，传播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赋予了“天人合一”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调了人性与万物的融合思想，也强调了认识自我与认识自然的统一。总之，中国古代教育的天人合一教育内容是丰富精深的，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古代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民族生产生活的范围极小。正如钱穆指出的，农耕民族“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4]由于农业生产的空间局限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限制，以及农耕发展民族企望家族繁衍、代代相传的心理特征，使中国古代教育家把家庭作为社会实施各种教育活动的最初起点和最基层的单位，使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要求，使家庭教育成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教育家们认为“天下之本在家”，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齐家”。“在封建社会，父兄在家庭中是家长，他们负责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是家庭的准则。宋王弘官至尚书并进位太保，他知道自己应是人们的表率，因此注意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法，以致写书信均有一定格式，这是他的家庭准则。后人都仿效他，称为王太保家法。齐中书令王延之家教很严，见子弟要先规定时间。他的儿子伦之也用这个方法。里面包含了封建因素，但家长作为榜样注意严肃是有一定道理的。陈左仆射，侍中王旸，敦敦教诲诸弟，兄弟三十余人因受到规训，所以家庭和睦。”[5]古代的许多名人大家在家庭教育中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写下了大量的“家训”、“家教”类著作，以教育子孙，警戒后代。现存最早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流传最广，被称为家教之祖。明末清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劝人治家勤俭、安分守己，是影响最大的家教典籍之一。古代教育家的家教观对中国的家庭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曾国藩就深受儒家家教思想影响，他自己的家书又对中国近代、现代乃至当代都产生着更大的影响。钱穆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认为是影响了他一生的重要经典，他称曾国藩为“一大教育家”。李鸿章常以曾国藩“敬恕”二字诫其弟子。冯天祥也以曾国藩的“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名言自勉及教育部下。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抄录过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以其中的精神教育学生。毛泽东还在延安时期建议党员干部们都要读读曾国藩家书。

中国历代家教典籍以及其它历史文献的家庭教育观念虽然有不少带有封建社会的糟粕内容，但它们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重视营建良好的家庭环境，重视家庭结构的稳固，其中有许多思想、方法在今天都是可取的。象古人对慈、善、孝、贞、悌等家庭伦理要求，对现代家庭道德教育就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观察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在价值目标上存在着急功近利，在教育方法上存在着简单粗暴等方面的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继承古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优秀文化遗产，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家庭教育观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并发扬光大，以促进个人成长、家庭和睦、社会发展。

中国农业社会与中国古代教育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以上仅仅是笔者的一些粗浅认识，我们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农业社会与中国古代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关系，以启示我们对中国现代教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