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福建对外贸易进展与繁荣

本文作者：王侠 单位：华厦职业学院

以泉州港为主体海外贸易的兴盛，是宋元福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分析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借鉴其有益经验，有助于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

1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绵延曲折的海岸线和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拥有“三湾十二支港”①的泉州，成为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强大支撑力量。

1.1宋元福建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福建海外交通始于南北朝时期，当时泉州已有大船通航南洋。五代年间开始，泉州地方主宰者凭借晚唐以降通商海外的传统，积极开拓海上贸易事业，为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宋代，随着宋王朝实施对外开放型政策，以及福建社会经济的快速崛起，泉州港海外贸易焕发出更大活力，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到北宋中前期，泉州港已是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②的繁华港口。此时的泉州港虽不及广州之盛，却居于杭、明(今宁波)二州之上，成为全国第二大海港。正是鉴于这样的发展势头，北宋政府于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正式增置福建市舶司，以“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③。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在福建对外贸易史上是一件大事，标志着泉州进入我国最重要的海外交通贸易大港行列，泉州港遂进入全面繁荣发展时期，其地位迅速上升，超越广州，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港口，“况今闽粤莫盛泉”④。

综观宋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形式多样化。不但有以朝贡形式出现的政府间贸易，还有垂涎于奇珍异宝和暴利的权贵官僚私牟贸易，更多的是以发财致富和谋求生计而兴贩海外的民间贸易。二是贸易地区相当广泛。据曾于嘉定至宝庆年间(1208—1227年)任福建市舶提举的赵汝适《诸蕃志》记载，这一时期同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不下60处，其范围包括今天的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以及非洲的广大地区。三是贸易商品种类繁多。输出货品大致可分为陶瓷器、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农副产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药材、文化艺术品、化妆品和桐油等，其中以瓷器和丝绸最多，故有“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之称。

至元代，泉州港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梯航万国的世界第一大港，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泉州港的极盛，吸引了中世纪欧洲四大游历家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即和德理)、马黎诺里和伊本•白图泰的莅临。在这里，马可•波罗看到的是“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积之多，几难信有其事”⑤;伊本•白图泰则评价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即大型海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⑥。国内文献也高度称赞说“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指忽必烈)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⑦。更有两次从泉州附舶东西洋的杰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以亲身经历写就的《岛夷志略》，记述了元代与泉州发生海道贸易的国家或地区(除澎湖外)达到98个，比《诸蕃志》记载的增加了30～40个之多。此外，由于元代便捷的海陆交通，泉州同国内其他市场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不少远地货物纷纷聚集于泉州港，远销海外，而数量浩瀚的进口商品，也被转贩于国内其他市场，形成国内最大的中外商品集散地。元代的泉州港城市繁华、蕃商云集、帆樯如林，真所谓“泉据南海津会”，“万货山积来诸蕃，晋江控扼实要关”①，一时辉煌空前。

1.2商品贸易繁荣发展的历史景象

宋元泉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还可从商品这一微观层面上来考察。香料药物是宋元时期我国重要的进口商品之一，是当时被广泛应用于生活和医药的热门货。在民众眼里，从事香料药物贸易“利源孔厚”，因此“趋者日众”②;而宋王朝统治者也认为“茶、盐、矾之外，惟香之利博”③，极力鼓励发展香药贸易。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香料药物成为宋代大宗进口商品，无论品种、数量都呈现迅速增多的态势。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政府公布的通行香药中，只有降真香、檀香、丁香、龙脑、木香、胡椒等三十七种，到了绍兴三年(1133年)增至二百余种，绍兴十一年(1141年)又扩展到三百多种。与此同时，香药进口数量更是突飞猛进，“建炎四年(1130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④;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今伊朗)蕃客蒲罗辛，造船一只，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值三十万缗”⑤。尽管以上所举只是香料药物在绍兴年间的几次进口数字，但从中可以窥见宋元泉州港持续活跃和不断发展的贸易景象。陶瓷也是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陶瓷产量的高低决定着出口贸易的盛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个体手工生产所有制为主的德化窑在元代出现了“窑体宽大，装烧量全国罕见”的鸡笼窑。这种容量超大的鸡笼窑体现了德化民间“个体制胚，合作烧窑”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满足了大规模海外陶瓷贸易的需求。事实上，无论是鸡笼窑还是龙窑，宋元德化窑的许多窑身长度都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这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作为泉州港海外陶瓷贸易产品的主要供应基地，德化宽大窑体的出现主要集中在南宋和元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泉州港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历史画面。

此外，大量海外考古发现也还原了宋元福建瓷器外销的历史盛况。在日本福冈市镰仓时代(1185—1391年)的博多遗址中，出土了包括“珠光青瓷”在内的许多碗、碟、洗等同安窑系青瓷器，以及闽北大口、茶洋、华家山、社长埂等窑的青白瓷器。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家的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当地出土的泉州宋窑军持、瓶、盘、盒等。印度出土过泉州宋代的贯耳瓶，斯里兰卡曾发现德化窑的莲瓣碗和墩子式碗。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一万多件中国瓷器中，也有泉州宋代青瓷器。肯尼亚发现有安溪窑的宋代瓷瓶。而埃及早在11、12世纪的法帖梅时代，就输入漂亮的德化瓷器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以南317千米的基尔岛出土的元代德化白瓷莲瓣碗，则是迄今发现的福建瓷器销路最远的一例。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海外出土的宋元福建瓷器从未在国内发现过，可见这些瓷器是专为外销而烧造的，这一点在德化窑和同安窑系表现的尤为突出。

2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

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和空前繁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更有福建人民的积极努力，是各种有利因素整体效应的体现。

2.1政府对福建海外贸易的政策利多

宋元时期，封建王朝基于经济利益和统治战略，出台了一系列倾斜政策，支持福建特别是泉州的对外贸易发展。宋王朝鉴于“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⑥的现实，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尤其是宋廷南迁后，偏安于一隅，赋源短绌，“经费困乏”，不能不“一切依倚海舶”⑦。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朕所以留意于此”⑧，故南宋比北宋更为重视海外贸易发展，推行了一系列鼓励政策。

一是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积极扩大海外贸易额。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户部核定起发赴行在(即杭州)蕃货名单开列香药九十五种及金银宝物、蕃布、杂货等;绍兴十一年(1141年)，户部又“重行裁定市舶香药名色”货单，香药以外，尚有布匹、杂货等日用品，数量接近四百种，采购范围和数量较前次加大⑨。而在落实朝廷采购计划方面，福建市舶司的力度最大，仅建炎四年(1130年)就抽买乳香达8.678万斤余瑏瑠，按南宋初乳香9.15万斤值120万缗计算，这一年仅乳香一项政府就投入了100万缗以上，为北宋时期的数倍。

二是采取种种措施来扶植、奖励发展民间贸易，甚至用“补官”、“转(升)官”来奖励成绩突出的舶商和司舶官员。如绍兴六年(1136年)，泉州纲首(即船长)蔡景芳，就因为贩进大量香药而补承信郎瑏瑡。又如“闽、广舶盐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瑏瑢。

三是驰禁舶货贸易。南宋王朝特许前来贸易的蕃舶，只要经过市舶司“抽解和买入官”后，其余物品可以在福建境内“从便货买”。为此，南宋王朝还特于绍兴三年颁布了“就地变卖”蕃货名单，其中开列香药九十三种及日用品一批瑏瑣。这样一来，不仅开阔了输入货物的销售市场，加快了进口商品的流通速度，密切了福建与国内其他市场的联系，而且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商舶前来贸易，福建俨然成为当时的进口货物“自由贸易特区”。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兵一入泉州境，立即在泉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成为蒙古政权恢复设立的第一个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承袭宋制，规定了有关市舶法则，并重用蒲寿庚等一批熟悉海外通商事务的人员，几无中断地将泉州海外贸易继续向前推进。至元十五年，元王朝通过蒲寿庚等，向海外各国商人宣布欢迎来华贸易的政策，申明“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①，泉州遂成为招徕外商、组织海外贸易的中心。至元二十一年，又颁布了所谓“官船官本商贩之法”，实行“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取其三”的政策②，这对扩大海外贸易主体，鼓励官民共同经营海外贸易事业起到了规范和促进作用。由于受到元朝统治者的特别重视，泉州港海外贸易事业在入元不久后即进入繁荣极盛时期。

2.2福建先民发展海外贸易的战略考量

集全省之智和全民之力，积极调整海外贸易发展战略，是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是规模化建设贸易基地。以出口贸易为着眼点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是宋元福建商品经济的一大特点，这一点在宋代泉州陶瓷业表现的尤为突出。经近几年的考古调查发现，有宋一代泉州计有窑址近百处，为宋以前泉州历代窑址总和的十倍多。这些以“大跃进”方式出现的窑址，多数是应对海外贸易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德化的屈斗、安溪的桂瑶、晋江的磁灶、泉州的东门、同安的汀溪等，都是专门烧造外销陶瓷的著名窑址，其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二是不断完善市场体系。作为地少人稠的沿海省份，福建先民历来有经商头脑和意识，并逐渐摸索出构建商品流通市场体系的道路，这一点在福州和泉州两大市场表现的格外明显。福州自五代以来就是“江海通津，帆樯荡漾”的经济和商业中心，至宋元更趋繁荣。13世纪末莅临福州的意大利游历家马可•波罗盛赞其“为工商辐辏之所”，“珍珠宝石之交易甚大”③。当时福州商业网还包括闽安、峡口、三沙、海口等商业镇和环绕这些镇的一批集市，构成一个以城市商业为中心，乡村墟市、庙市、山市、草市等为两翼的区域多层次商品流通网络。在泉州，大量的海外商品运抵泉州港后，则往往依托海商或“香行”、“香铺”等渠道，通过城、镇、草市三级市场，与福建广大城乡居民实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异邦蕃货的交换过程。元人林亨《螺江风物赋》描写兴化军仙游县枫亭市舶上物品交换情状说:“通道而南，城趋乎刺桐(即泉州)。胡椒、槟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异药千自宝物、香药、下至木帛、葛布，都在进入枫亭草市市场之列”，由此可以窥见舶上物品深入刺桐港腹地的细微程度和元代福建市场的发展水平。

三是大力发展经商阶层。商品经济离不开专业经商集团，经商集团的规模又决定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漫长的海岸线为福建人民发展海上商业提供了方便，因此早在北宋中期，闽商已被视为我国商人代表并与外国商人“海贾”相提并论，正所谓“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④。南宋以后，福建又先后出现了三个以泉州港为依托的大型海商集团:率先兴起的是两宋之交的土著海商集团，他们活跃于南宋前期。“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泉州海商一次运抵杭州的珠宝香药即值四十万缗⑤。此外，泉州人王元懋、泉州纲首朱纺等，都是经营海外贸易著名的土著海商集团成员。几乎与土著海商集团同时兴起的还有南外海商集团，他们是由进驻泉州的南外宗正司及其宗室贵族组成的。尽管宋廷屡加禁止，但“南内宗子商于泉者多横”⑥，他们挟持政治特权，积极从事海内外商业运营，因而成为泉州一支不可忽视的经商力量。最后崛起的是宋末元初的海外蕃舶海商集团，但在有元一代势力最为强大，其代表人物为蒲寿庚父子和那兀纳，该集团基本控制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据记载，这一集团的回族海商佛莲一人就拥有海船八十艘⑦，是名副其实的海运巨子。

四是加强知识产权和运输管理。宋元福建商品经济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实物贸易的兴盛，还表现在知识产权意识的萌发和货物运输的规范管理。1974年泉州考古发掘出一艘南宋古沉船，船舱中出土了一件写有“河西酱瓜”的木牌。据考证⑧，酱瓜在北宋时代就是泉州的大众食品，而“河西”很有可能是当地某一酱房的店号，“河西酱瓜”很可能是泉州最早的商标。商标的出现，说明宋元福建商品经济已初具现代市场经济特征，繁荣的商品经济孕育着新经济形态的萌发。此外，仔细辨析随船出土的全部96件木质牌、签上的文字，可以发现其中不仅有人名、地名、商号和货名，而且对身份各异的货主和地属不同的货物标识清晰，充分显示宋代泉州货物运输的高水平管理。正由于管理到位，即使远航大海舶“深阔各数十丈”，大中小商人仍可有序“分占储货”，且为有效使用船舶空间，常常出现中小商人依附大商人，大中小商人结为一甲，“以巨商为纲首”的多方共赢的合作贸易，从而极大促进了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

3结论

把对外贸易放诸整个海西发展战略，把宋元时期的泉州和当今福建的厦门进行多角度的类比研究，意义重大。鉴于笔者学识所限，力有不逮。现抛砖引玉，就教各位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