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歌曲与传统戏曲

本文作者：王磊、徐琨、张小军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

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传统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典型文化形式之一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戏曲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流派，而且还产生了众多的经典剧目及曲目，成为大众的文化享受。时至今日，虽然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大众的审美兴趣等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传统戏曲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依然闪耀着艺术的光辉，依然受到大众的喜欢，因此，在当代歌曲创作需要不断创新以满足大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借鉴传统戏曲元素以拓展当代歌曲创作的空间似乎就成为一种必然和时尚，以致出现了大量的戏歌交融、戏歌合一的作品，使得当代歌曲创作出现了新的艺术亮点和新的审美品位，并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面对当代歌曲创作出现的这种现象，本文尝试从音乐美学和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其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使人能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去触摸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所具有的音乐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进而促进当代歌曲创作领域的思考，使其发展更加多元化，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具有新的审美内涵的作品，而这种理论阐释的目的就是：“现代人对古典艺术家提供一种诚恳的理解，一种严格的取舍，一种小心翼翼的艰难判断，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判断，结果使古典艺术有可能真正楔入现代，也使现代有可能不再晃荡，而是从那些经得住时间冲刷的远年风姿中，领悟自身的渊源和未来。”[1]以下就是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的美学意义的几个方面。

1.形成一种新的歌曲流派

其实，运用戏曲的元素来创作歌曲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了，比如说用苏州评弹的唱腔创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用河北梆子的唱腔创作的《清平乐•六盘山》等，但是这种借鉴无论在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在戏曲元素的运用上都很少，无法形成一种流派，而现在向传统戏曲的借鉴却是全方位的，几乎涉及到全部的戏曲元素，并且产生了大量的戏歌合一的作品，以致形成一种潮流性的音乐——戏歌。比如陈红的《深夜走过长安街》、彭丽媛的《我的中华》、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我非英雄》、吴静的《卜算子•咏梅》等，它们借鉴的是京剧旦角的行腔，使得这些作品充满了京剧旦角娇、媚、脆、水，宛如行云流水的韵味。纪敏佳的《说唱脸谱》借鉴的是京剧净角的行腔，具有花脸粗犷豪放、刚强率直的韵味。彭丽媛的《天女散花》，借鉴的是黄梅戏的行腔，其柔和甜润的音色充满了黄梅戏调式色彩的明朗、表情达意的质朴、旋律线贴近口语语调的艺术特征。赵志刚翻唱的《涛声依旧》及与吴熙演唱的《峨眉山月歌》借鉴是的是越剧行腔，其中弥漫着曲调婉转细腻、柔和妩媚的越剧行腔的特点。此外，借鉴晋剧行腔的《青城赞歌》、借鉴豫剧行腔的《沁园春•雪》等都属于这类的作品。类似这类作品的还有体现京剧韵味的李谷一演唱的《故乡是北京》，刘欢的《情怨》、赵传的《粉墨登场》，张也演唱的《粉墨情缘》、《平安大道》，陈升的《北京一夜》等，体现昆曲韵味的于文华演唱的《茉莉留香》、李涵演唱的《忆江南》等。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作品中，戏曲的行腔、道白、配器、服饰、经典唱段、表演方式、行当的名称等都被不同程度地被借鉴与运用，散发出浓烈的戏曲色彩，有着以往歌曲所没有的音乐个性、音乐品位以及审美情趣，形成了歌即是戏、戏即是歌、戏歌交融的艺术风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审美享受。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将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融合的当代歌曲的创作，已经告别了简单肤浅的摸索阶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对传统戏曲的借鉴与运用已达到灵活自如、丰富多变的境地，不断地有更新颖的作品出现，并受到大众的喜爱乃至成为人们传唱的经典。一种音乐流派的形成，不仅需要有新的较为成熟的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并产生大量新的风格相同或相近的作品，而且还需要获得受众的较大面积的认可或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以及产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而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所产生的作品这几点都具备，因此说它形成一种新的歌曲流派的确是名至实归。从艺术流派形成的最为本质的特征来看，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流派形成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艺术创造永远需要向人们已经习惯的审美感知系统挑战，而不应仅仅在同一系统之内作数量上的添加”，[2]而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而产生的作品，就是在向人们已经习惯的审美感知系统挑战，而不仅仅是在同一系统之内作数量上的添加，使得当代歌曲创作出现了新的艺术亮点和新的审美品位，正因如此，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而产生的作品具备了艺术流派形成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因此说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已造就了一种新的歌曲流派也就顺理成章。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的借鉴的确形成了新的歌曲流派，它不仅给我们带来新的歌曲形式和新的审美体验，而且还为中国的歌坛带来新的色彩和新的魅力，并注定在中国歌曲创作史乃至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留下极富启示意义的一笔。

2.拓展了当代歌曲创作的艺术空间

“真正自由的艺术，并不会消极地适应周际，它总会一再地突破老的适应关系，由自己来建立新的适应，创造新的适应。”[2]歌曲创作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需要标新立异，需要独树一帜以获取更大的艺术空间，否则就不会有艺术的活力和张力，让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审美疲劳。而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正是在歌曲创作领域突破了老的适应关系，创造和建立新的适应关系，打破了歌曲与戏曲的界限，充分和灵活地利用多种戏曲元素，改变了纯粹的歌曲创作的单一性，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歌曲创作的艺术空间。比如李玉刚的《花满楼》、薛之谦的《红尘女子》、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纪敏佳的《说唱脸谱》等，大量地借鉴了青衣的道白；王力宏的《在梅边》《盖世英雄》，子曰乐队的《酒道》，张伯宏的《北京土著》，李玉刚的《梦青衣》、成龙的《男儿自当强》以及前面提到的戏歌，把戏曲乐队乐器（京胡、二胡、高胡、大鼓、檀板、铙、钹、笛子、古筝、三弦等）及伴奏方法运用到这类歌曲的伴奏中；从这类歌曲的曲名上看，很多是直接源自戏曲的，如：欧阳青的《桃花扇》、李雨儿的《牡丹亭》、周治平的《苏三起解》等借用的是戏曲的曲目名称来作为歌曲的名称；李玟的《刀马旦》、马天宇的《青衣》等借用的是戏曲行当的名称来作为歌曲的名称；李玉刚的《女儿情》、《春江花月夜》、《新贵妃醉酒》等作品，借用了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与服装扮相；陶喆的《苏三说》、吴琼的《对花》借用了戏曲的经典唱句；零点乐队用流行唱法整段翻唱越剧名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豫剧名段《谁说女子不如男》等。正是这种对传统戏曲的大面积的借用与嫁接，使得当代歌曲的创作变得丰富多彩，不断有新的作品出现，而不再囿于传统意义上的歌曲创作的局限，让人们在领略歌曲美的同时也能领略到戏曲美，感受到一种新的艺术冲击，进入到一种新的艺术境界与空间，实现了艺术的再生与更新，表达了艺术需要不断创新的自由精神。可以说，当代歌坛之所以不再单调而显得多彩多姿，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当代歌曲创作在向传统戏曲借鉴的过程中，不断地拓展创作的艺术空间，进而产生了大量具有新的艺术风格的作品而成就的。换个角度说，承接先人的智慧，借先人迸发的艺术之光来照亮我们的艺术创作道路，用深厚的中华传统戏曲艺术的内力来推动当代的歌曲创作，激发当代艺术家的灵感，添加当代歌曲创作的文化含量，用传统戏曲的手法和手段来丰富今人的情感表达，将当代歌曲美和传统戏曲美融合在一起，将古典美和时尚美融合在一起，这就使当代歌曲创作进入了更广阔、更自由的艺术空间，使得当代歌曲创作更为多元、更为多样。在拥有古老艺术传统和气象万千的今日中国，出现任何一种新的歌曲形式都是可能的。“戏歌化”或“歌戏化”的歌曲创作演出形式的出现，正说明了“艺术创造是一个动态活体，它不能长久地与许多非明确的因素相伴随。永远明晰，永远预定，永远在已知的轨迹上打圈，就构不成深刻意义上的世界和人生。”[3]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正是没有在它已知的轨迹上打圈，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创造的动态活体不断突破原有的艺术分界和框架，产生了大量的更具民族性、更具新的审美品质和审美情趣的的作品，这不仅为当代歌曲创作开辟了更为宽阔的艺术通道，而且还再次印证了音乐创作的多样性和无限性——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随着大众审美需求和审美情趣的变化，随着音乐创作理念和音乐审美理念的变化，会有更多超乎我们想象的音乐作品产生。音乐在时间的延续上是延绵不断的，在创作的空间上是无穷无尽的。

3.传统戏曲是当代歌曲创作的营养基

戏曲艺术不仅丰富多样，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且还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性，因此，当代“戏歌化”（或“歌戏化”）的歌曲创作正是在向传统戏曲的借鉴中，获得了使自身充满艺术活力的营养基础和创造力，才得到了大众的审美肯定和音乐市场的肯定的（大量的歌戏融合、歌戏合一的作品接踵而出）。这些作品多方位地借鉴了传统戏曲中的唱腔、道白、唱段、服饰、表演形式等各种技术手段及戏曲元素，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歌曲创作及演唱的流派，给人们带来了新鲜的视听享受。由此可以证明，传统戏曲是当代歌曲创作的一种灵感之源、素材和题材的宝库，是推陈出新的母体和保持活力的酵母，它为当代歌曲创作的多元发展提供了高质量、多成分的营养基，使得当代歌曲创作更有突破性和新颖性。比如《故乡是北京》、《情怨》等是因为其有浓烈的京剧韵味而备受青睐的，《茉莉留香》、《忆江南》等是因为其吸取了昆曲的行腔而独树歌坛的，而李玉刚则因为他演唱的许多作品、表演的形式及服饰都带有传统戏曲的元素而走红的。这些作品或借鉴戏曲的行腔，或借鉴戏曲的道白，或借鉴戏曲的配器，或在同一作品中借鉴多种戏曲元素，总之都是传统戏曲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使其在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点，给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感动。可以说，是传统戏曲给予了当代歌曲创作丰富的营养，它既为当代歌曲创作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与想象，又为当代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多样的手法，成为当代歌曲创作保持活力、多样发展的营养基。正因为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的借鉴，使得当代歌曲的创作的文化基础和艺术底蕴有了显著的提升，呈现出多样与新颖的艺术张力。这正如一些学者深刻而又精妙的论述，“我们强调传统的真正的落脚点是在‘未来’这一维，恰恰不是扔掉‘过去’，相反，倒不如说正是强调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过去’之中，亦即不断地开发‘过去’这巨大的可能性源泉，‘过去’的本质正寓于‘未来’之中。”[4]当代歌曲创作正是吸收了传统戏曲的营养，将传统融入当代（并向未来延伸）。当代的创作歌曲才充满了民族神韵。

4.展现了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

不可否认，传统戏曲在流行音乐及其他文化娱乐形式的冲击下，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冷落，尤其是受到当代年轻人的冷落，而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的借鉴，不仅为歌曲创作开辟了新的创作通道，而且还能使人们在歌曲艺术中感受到传统戏曲艺术的特有魅力，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展示传统戏曲艺术魅力的作用。当然，这种展示不是系统的、完整的，但是它毕竟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体现了戏曲艺术的元素，使戏曲艺术在歌曲艺术中体现出新的审美价值，使人们从不同的侧面领略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进而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戏曲有新的审美体验、审美认识和新的审美评价，触摸到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所在，并对传统戏曲产生审美兴趣。比如在《深夜走过长安街》等作品中，可以让人领略到京剧旦角娇、媚、脆、水，宛如行云流水的行腔，在《说唱脸谱》等作品中让人领略到的是粗犷豪放、刚强率直的京剧净角的行腔，在用越剧翻唱的《涛声依旧》等作品中，让人领略到的是婉转细腻、柔和妩媚的越剧行腔。如此这般，传统戏曲的艺术精华和艺术特点便有声有色地展现在大众的视听中，使人们对戏曲这一“国粹”有了一个新的审美角度，对传统戏曲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有了一个重新的判断和认识。换句话说，传统戏曲在被当代歌曲创作借鉴后，它就必然在流行音乐或流行歌曲中闪现着独有的艺术光芒，彰显着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魅力。而这其中所显现的美学思想是：“‘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的落脚点恰是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这也就是说，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性或说‘可能世界’。”[5]正是基于这一点，当代歌曲的创作才更加多元化、民族化，而且还在社会不断地现代化、商业化、时尚化的背景下，在年轻人对传统戏曲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审美疲劳的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

5.传播与弘扬了传统文化

对于传统文化余秋雨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传统不是已逝的梦影，不是风干的遗产。传统是一种有能力向前流淌，而且正在流淌、将要继续流淌的跨时间的文化流程。”[6]其实，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的借鉴就是这个文化流程中的产物。我们从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而产生的作品来看，无论是在唱法上还是在配器上，无论是在表演上还是在服饰上，无论是在歌词上还是在歌名上都能看到传统戏曲文化流淌于其中，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与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比如于文华的《茉莉留香》、李涵演唱的《忆江南》，不仅体现了昆曲古朴婉约、柔曼悠远的行腔特点，而且还有悠扬婉转的丝竹管弦伴奏，使人们从一个侧面领略了作为“百戏始祖”的古老的昆曲的艺术魅力，而这正是传统文化在向前流淌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弘扬与传播。因此，传统戏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歌曲创作向它的借鉴，其实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也正因如此，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的借鉴，既是中国民族音乐的一种扩张与延伸，也是中国民族音乐的一种发展与创新，既是传统文化向前流淌的文化流程，又是传统文化向前流淌的文化流程的结果，其所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精神、情感，其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个性、音乐创造及审美理念。从这个层面看，向传统戏曲借鉴的当代歌曲创作，更具中华民族的音乐特质，更具中华民族的文化神韵，更具中华民族精神的气质，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当代和未来传播得更为广泛、更为深入。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弘扬不是通过某种外力实现的，而是将其融入人们喜爱的、更接近当代生活与当代审美情趣的艺术形式中实现的，即通过审美的形式或审美的通道来实现的，这就使得传统文化的弘扬更为自然流畅，更为具象生动，更为被人接受，更为深入人心，因而也就更为有效。

6.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它“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7]对于当代歌曲向传统戏曲借鉴而言，它不仅符合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观点的理论指向，而且还对这种理论指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而这种探索与实践不仅为歌曲创作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为大众提供了众多具有新的审美内涵的精品力作，而且还为其他艺术门类在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的交融与更新中如何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启示，使它们在这种启示中找到更多的突破点，创作出更多的有品位、有质感、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品，以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推进社会和谐发展与文化强国的进程，进而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和文明更大面积地走向世界，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就是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的美学意义所在。当然，在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的过程中，难免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有些作品在运用戏曲元素时略显生硬突兀，有些作品则是追求表面上的戏歌形式而缺少内在的审美品质，但是从整体上看，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的借鉴还是成功的，大的方向还是正确的，因此在以后的当代歌曲创作向传统戏曲借鉴的过程中，在音乐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商品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前提下，“从现代意义上重新大规模地寻找、选择、破解古典，挖掘出埋藏在那里的某个人曾经有过的美学尊严，而这种美学尊严又恰恰可以塑造未来”，[8]避免追风以陷入赶时髦的误区，避免急功近利以失去艺术的精雕细刻，避免华而不实以失去音乐深层的质感，追求“一种艺术范型的真正价值，主要不是看它在今天有多少表面留存，而应该看它对后代的艺术，产生了多少素质性的渗透”的艺术美学境界，[9]唯此，当代歌曲创作在向传统戏曲借鉴的道路上才会越走越宽阔，越走越亮丽，不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新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