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编剧在电视剧中的运用

本文作者：徐韵雯 单位：集美大学文学院

现代电视剧本来是以现代意识、现代技术和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为支撑而发展的，然而却并不排斥传统戏曲编剧手法的运用。在近期热播的一系列电视剧中，编剧与导演就充分运用了传统戏曲的诸多惯用手法，在观众的争议声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观赏高潮。许多剧目本身并没有太多可称道的艺术价值，而其间所运用的传统戏曲的编剧手法则值得我们去探索。

一、以极端化的性格碰撞构成戏剧冲突

戏曲常以不同的性格碰撞来构成戏剧冲突，营造戏剧情境。因此，强调戏剧冲突，就是要选取深刻的戏剧事件和戏剧动作，有力地体现着由不同性格的对峙所造成的戏剧冲突。

古代戏曲舞台上，人物的性格特征与道德特征往往比较单一，或尽可能的完美，或尽可能的卑劣，剧作家们以极端对立化的性格碰撞来构成戏剧冲突，强化戏剧矛盾。如“三国戏”中由诸葛亮的大贤、关羽的大忠、曹操的大奸所激发出的戏剧性火花。又如纪君祥《赵氏孤儿》中屠岸贾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不惜下令斩杀城中所有婴儿，甚至将在公孙杵臼处搜得的假婴儿砍作三段，作者将其性格中的极端残忍与为救孤儿，自杀的韩厥、撞阶而死的公孙杵臼，以子替死的程婴形成强烈的对比。高明在《琵琶记》中塑造了一个全忠全孝的人物形象“赵五娘”，并以此助推情节发展，继而有了“糟糠自餍”“祝发买葬”“乞丐寻夫”等一个个由极端化的性格而引发的戏剧性高潮。而众多的公案戏中更是塑造了一大批权豪势要形象，他们是恶的代表，穷凶极恶，鱼肉百姓，草菅人命。同时，剧作家们也设置了一批清官的形象，他们明察秋毫、替民伸冤，是“善”的化身，在善恶的交锋与碰撞中，就必然带来一出出令人叫绝的好戏。我们由此可以发现，古代剧作家们深谙戏剧冲突之道，或将戏曲中人物性格因素中的“极善”与“极恶”对立起来，或将人物个性中的“善”与“恶”张扬到极致，在舞台上形成观剧热点，直逼人物性格的深处，以激烈而尖锐的性格碰撞，展开戏剧矛盾，推动情节进展，也使得观众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中，体会剧作家的布局匠心。

谭霈生先生在《论戏剧性》中指出戏剧冲突正是在不同人物之间的斗争、对立中建立起来的。在近期热播的一系列电视剧中，同样也借用了这一戏曲常见的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构成戏剧冲突，以此来推动剧情发展，碰撞出戏剧的火花。《夏家三千金》中夏友善、孙晓菁费尽心机、用尽手段，几乎是纯粹的坏人形象；夏天美的单纯、杨真真的善良，集真、善、美于一身，几近完美到不真实。编剧通过营造剧中人物性格的极大反差，使得剧中的两对爱人历尽挫折与辛苦，由极端化的性格制造了一轮轮情节上的巧合与矛盾，使得剧情更加有“戏”，也正是有了这些“戏”，又强化了剧中人物各自的不同性格，使“善”与“恶”更加凸显。在《回家的诱惑》中，艾莉为了所谓的爱情，为了拆散品如和世贤的婚姻，设局陷害、污蔑品如，看见品如在海里挣扎却不施救，做尽了坏事。编剧对剧中人物人性之扭曲、人心之险恶极尽所能的描绘，使正反人物在个性上形成鲜明对比，也促使观众更加关注主人公林品如的处境与命运，心生怜悯，同时也使剧作具有“与人心风教俱有激劝感移之功”［1］。《杜拉拉升职记》中的黛西则是由爱生恨，联合李鸿明、约翰常展开报复行动，使得拉拉与王伟在工作和感情上都步步受阻。剧作家正是通过激烈而尖锐的性格碰撞，推动情节进展，也使得观众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与紧张的戏剧氛围中，迅速进入戏剧情境，与剧中人物同喜同悲。正是因为这些单极的人物设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符合主流观众的价值取向，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也使得人物个性更加分明，剧情更加透彻、清晰，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形成一轮轮的观剧热潮。

二、以连续的情节漏洞形成特殊吸引力

情节漏洞常用来指戏曲中情节、内容不够严密、不合情理之处，这在古代戏曲理论中曾被多次论及。李渔、祁彪佳、臧懋循等人也对此予以关注，他们都看到了关目漏洞对剧本完整性的损伤与思想性的破坏，并对此进行了批评。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2］祁彪佳在《曲品》中评《雷峰塔》条：“相传雷峰塔之建，镇白娘子妖也。以为小剧，则可；若全本，则呼应全无，何以使观者着意？”［3］他指出了关目应前后呼应的问题。臧懋循在《元曲选》中则提出了“关目紧凑”的概念。他们都看到了关目漏洞对剧本完整性的损伤与思想性的破坏，并对此进行了批评。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剧作家虽力求针线之密，但有时也会由于戏曲前后照应的需要，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不合逻辑的疏漏之处。例如李渔曾明确指出《琵琶记》中的“剪发”这一重要关目的不合情理之处，而董每戡先生则指出，“李笠翁是以旁观者的态度看赵五娘，并没有从赵五娘这个人物的性格出发而论”［4］252，他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略显疏漏的情节设置，使得赵五娘与张大公“这两个正面人物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就在这事件中更突出了”［4］253，读者与观众才获得了特殊的审美观感。再如《墙头马上》一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七年隐藏在后花园生儿育女的生活居然未被撞破，这“私定终身后花园”的浪漫情节虽不符合生活逻辑，却使得此情节具有了特殊的趣味性，也更加凸显了李千金追求爱情的主动与大胆。

而现代电视剧的制作，在很大程度上，编剧更多的是借由连续的情节漏洞，夸大化的刻画人物性格，传奇性叙述故事情节，给观众留有更大的想象余地与思考空间，从而使剧作具有更加特殊的吸引力。《夏家三千金》以80集的篇幅，中间穿插爱情、亲情、商战等多种因素，汇杂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情节的曲折、结构的复杂，使得剧中出现许多漏洞，如夏友善开车撞杨真真导致其失明、与杨柳争执发生碰撞导致其死亡，但直至剧终他都未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取得了大家的谅解。孙晓菁欺瞒身世、婚姻，严格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谅解，于情于理似乎并不妥当。天美在几度被晓菁伤害之后，在知晓晓菁的谎言之后，仍能劝解严格接受晓菁，也不符合世俗常理。剧作家正是以夸张化的刻画手法与非逻辑化的情节设置，虽然造成了一定的情节漏洞，但也使剧情更加曲折传奇，使人物表现出更加符合作品力图呈现的性格特征。《回家的诱惑》中，品如摇身一变，以高珊珊的身份重新回到前夫与好友身边，以实施复仇，同样的一个人，只是形象稍作改变，但是却使得众人好像从未见过她一样，于情于理都略嫌牵强。电视剧《风语》中萨根身份暴露后，竟然无任何特工监控，任由萨根逍遥自在，继续刺探情报。陆从骏带领陈家鹄一干人等潜入日本间谍萨根住处寻找密码表，陈家鹄干脆将密码表———两本英文书拿走，丝毫不担心被敌人察觉。在观剧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情节上的疏漏与不合理之处，而也正是因为如此众多的情节漏洞，才能推动剧情的发展，充分调动观众的观剧积极性，刺激其在观赏之余进行思考与讨论。因此，在实际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中，剧作家们从审美效果出发，为了人物性格的塑造，为了使作品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往往不惜以情节结构上的疏漏，一方面使叙事更加曲折、富有张力，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以连番出现的疏漏形成独特的审美吸引力，使观众更加置身于剧情之中，欣赏由于这些漏洞所造成的戏剧冲突与戏剧矛盾；另一方面又使得观众产生种种猜想，维系观众追看此剧的兴趣，并促使观众在观剧之后进行讨论、批评，对不符合人性的正常发展、不合乎逻辑、偏离现实生活的疏漏之处大加批判，得出自己的审美感悟与审美体验。

三、以巧合、误会推动叙事的连续展开

巧合法与误会法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在古代戏曲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而丰富的应用。由于受其演出时间与舞台的限制，只有紧凑激烈的戏剧冲突才能迅速调动起观众的注意力，正如李渔所说：“戏法无真假，戏文无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2］72因此，为了编织引人入胜的情节，剧作家们往往运用巧合法与误会法来结构全篇，安排情节，造成剧情的曲折多姿、变幻莫测。

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就是由误会而产生的喜剧性冲突构成的，李逵不知是误会，信以为真，鲁莽问罪，作者创作了一系列喜剧性的关目来引人发笑，推动叙事的连续进展。元杂剧《渔樵记》写朱买臣的岳父刘二公为了激发他去考取功名，叫女儿佯向朱买臣索取休书。直至最后“误会”解除，夫妻翁婿团圆。全剧并没有特别的思想闪光之处，作者只是运用这一误会事件，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因子，构成完整的戏剧结构。郑廷玉《看钱奴》中，贾仁因得周荣祖家祖财而暴富，后又极为“巧合”地廉价买得周荣祖之子为养子，其本性贪婪吝啬，刻薄残暴，作者巧妙地设计一个“轮回”，使得他命中无福消受，20年后终究归还于人。作者通过这一巧妙的设计，敷衍出许多富有喜剧感的画面，以赢得哄堂大笑。李渔的《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风筝误》则更是在关目的巧合与误会上做足了文章，以生花之笔写尽新奇之事，狠狠地抓住了观众。

在现代电视连续剧《下一站幸福》中，任光晞为了解决土地纠纷，奇迹般来到梁慕橙生活的花田村，巧遇慕橙与儿子小乐，并戏剧化地同住一室；剧中任光晞与梁慕橙两人的爱情也伴随着众多误会的考验，编剧以迭出的巧合、误会构戏，各种巧合、误会在剧中穿插、交叠进行，调动着观众的观剧积极性。毛宗岗曾提出“文章但有顺而无逆，便不成文章，传奇但有欢而无悲，亦不成传奇。然所以有逆有悲者，必用一人从中作鲠，以为波澜”［5］，肯定了情节波澜、误会迭出的重要性。而《夏家三千金》中，严格与天美的相遇、友善与皓天的重逢，各种人物关系的交融几乎都源于巧合性的安排，编剧几乎在每集必设置巧合、误会。例如，于靓突然上门向杨柳讨教鸡肉饭的做法，造成杨柳与正松的相认；严格与天美准备去海南岛度假，恰逢晓菁归来；立恒到医院找熟人调查钟皓天，与前来取药的晓菁擦肩而过，得知这是治疗贫血而非癌症之药。众多的剧情转折之处都是由巧合、误会充当转折点，使剧情发生急转，而每集结尾似乎也必设置一个悬念，使观众有所期盼、有所猜想，吸引观众继续追看下去，以收到良好的审美效果。

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而电视剧艺术最终必须面向观众的审美定位，也促使其必然要以精彩的情节、新奇的想象、紧张的节奏来迎合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这也是众多影视剧中各中人物关系之间的巧合相遇，男女主人公的一见钟情，爱情剧中主角必然遭受众多误会与挫折方能修成正果的原因所在。

由此看来，传统戏曲的编剧手法纵然有许多与现代艺术思维迥然不同的地方，但是它能在漫长的年代里获得巨大的观众群体的共同认可，又有着其“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地方。现代电视连续剧借鉴这些手法，虽然制造了新的破绽、新的问题，却能引起观众如此巨大的兴趣，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