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天乐戏曲创作浅析

本文作者：胡正伟 单位：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黄周星（1611~1680）是值得展开整体研究的明清之际作家之一。他身世坎坷，人生颇多曲折而能坚守民族气节至终老。黄周星在诗歌、文言小说、戏曲等文艺创作领域乃至戏曲理论研究领域均有所建树，总体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抒情性等特征。以《人天乐》为核心，黄周星在传奇、杂剧等戏曲创作领域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清康熙十年辛亥（1671），黄周星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出现了重要转折：“余自就传时，即喜拈弄笔墨，大抵皆诗词古文耳。忽忽至六旬，始思作传奇。然颇厌其拘苦，屡作屡辍。如是者又数年，今始毅然成此（传奇《人天乐》）一种。”“至六旬，始思作传奇”是说黄周星康熙十年辛亥（1671）开始酝酿戏曲创作。那么“，又数年”，究竟是几年呢？《人天乐》散场诗中写道：“闲逛春风六六年，世间哪得寄愁天。一生忍耻居人后，万事伤心在目前。但把文章供傀儡，不将富贵换神仙。酒垆若问轩辕子，只在齐州几点烟。”由此可知，是在六年之后，即约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十六年丁巳（1677）前后，也就是在黄周星六十六岁的时候，传奇《人天乐》才创作完成。

一

历经了一生的凄风苦雨，在人生渐进垂暮的岁月里驻足回望，黄周星以卓越的情思才华凝聚成了戏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传奇《人天乐》。在《人天乐•自序》中，黄周星说：“兹仆所作《人天乐》，盖一为吾生哀穷悼屈，一为世人劝善醒迷。”可见，《人天乐》的创作意旨是非常明确的。黄周星既要在作品中借轩辕生自况以浓缩自我人生，感叹生命的穷愁悲苦，更着意于劝善益世，借轩辕生修行积善、得道升天的羽化历程引导红尘中人从名争利夺中警醒觉悟而解脱出来。由于创作于作家阅尽世事沧桑的晚年，传奇《人天乐》不再像作者的另一篇文言小说《补张灵崔莹合传》那样关注一己小我的爱情与人格；苦难的人生也磨钝了黄周星曾寄托在张梦晋身上的率真、痴情与狂放的灵性与锐气。概括地说，传奇《人天乐》具有两个方面的现实内容：

其一，《人天乐》真实再现了文人士子在明清易代后的凄惶遭遇和痛苦生活。轩辕载聪颖博学、宽容仁厚，原有济世安民、扶王定国之志，但是突如其来的世变毁了他美好的一生。从此，他过着八方流离、四海为家的难民生活。轩辕载这位少负才子之名、早登科第之盛的文士在遭逢国变后经历的辛酸与无奈，又何尝不是黄周星的辛酸与无奈呢？黄周星身遭劫难，感同身受，故而能以浅近之笔将遗民的不幸与痛苦写得触目惊心，令人掩卷垂泣。围绕在轩辕载这一核心人物的周围，黄周星还描写了一大批贫穷士子，如四明周生、楚中李生、玉峰朱生等。轩辕载与周生、李生、朱生共同构成了一幅乱世士子的风情画卷，向世人展示着士子们为血泪浸润的悲惨生活。

其二，黄周星在《人天乐》中深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在第二折《定位》中，黄周星借造化主人之口对东胜神洲、西牛货洲、北俱庐洲、南瞻部洲的人情风景进行评论。四部神洲中，造化主人说：“莫说帝王将相，就是那孔仲尼和李伯阳、释迦牟尼这三个人，也都是生在他那一方（南瞻部洲）的。”可见，黄周星是以南瞻部洲来隐喻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的。那么，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金盏儿]他那里贵的啊，位王侯，富的呵，拥琼僇。那贫贱的，便鹑衣藿食那能够，总有朱门金穴向谁求。因此上人怀着狼虎意，家蓄着虺蛇谋。正是那起心天地怕，眨眼鬼神愁。那贫贱的也罢了，就是那富贵的呵！［后庭花］他享珍筵想御馐，着排貂望衮旒。则待要粉黛成林树，金珠积土丘。肯轻丢，思前算后，要与万代儿孙作马牛。越官高越不休，越金多越不够。便估断天宫白玉楼，他雄心还过北斗。这两支曲子将富贵与贫贱两相对比，流露着对富贵之人的无情批判和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下层贫民的深切同情。

再有，在《人天乐》中，黄周星也关注了战争兵乱给士子遗民造成的灾难。先有何监军因兵败而殉节，妻子何夫人被掳为奴，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惟求一死，后有毛侍御因国破而被乱兵杀戮，两个女儿也被掳走，其后妹妹被挟走，剩下被赎回的姐姐毛小姐一人，沦落天涯，无以为家，不胜悲苦。总之，黄周星晚年呕心沥血创作出《人天乐》，以开阔的视角对现实社会、人生作出了深刻反映，具有强烈而厚重的思想价值。

二

现实世界是黑暗腐败的，现实人生是凄凉无助的，黄周星推己及人，转而在《人天乐》中营造自己的理想世界。先于传奇《人天乐》，黄周星作有《郁单越颂》《将就园记》一诗一文。在《郁单越颂》中，黄周星的理想世界已经初具雏形。此后，黄周星于清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创作《将就园记》，其理想世界越来越清晰，在幻想中游戏文字，建立起墨庄幻境般的两座仙园———将园、就园。在这篇文章中，黄周星写到了“将园十胜”，其中“郁越堂”一胜写道：郁越堂，郁单越洲有自然衣食，宫殿随身，堂名义盖取此。因稍更袁石公句为联，悬堂中，云：“笑看东震旦，坐抚北俱庐。”俱庐洲即郁单越来。恨不生郁越洲，花宫衣食足优游。而今别有花天地，谁复埋忧与寄愁。

自康熙十年辛亥（1671），黄周星酝酿戏曲创作到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前后传奇《人天乐》创作告竣，《郁单越颂》《将就园记》就作于这数年间，自然对《人天乐》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传奇《人天乐》不再是静止地描述理想世界的美景，黄周星开始探索通往理想世界的道路。剧本一条线索仍写郁单越的生活情景，另一条线索写轩辕载戒十恶修十善在南瞻部洲刻苦修行，最终人福天报，登入郁单越，过上了自然衣食，宫殿随身的如意生活。然而，郁单越洲里的郁越堂并非没有缺陷。在第二折《定位》中造化主人说：“郁单越为人难之一，因其人寿乐，不受教化，一者圣人不生其地，二者韦驮只在三洲感应，再不到他那一洲，因其不得见佛闻法，故名为难。”黄周星理想世界的最高境界是“将就园”。按黄周星的解释“：将者，言意之所至，若将有之者；就者，言随遇而安，可就则就也。”可见，在黄周星看来，“将”是理想，“就”是现实，黄周星把二园并举，目的就在于劝导人们像轩辕载那样不断修行，从现实到理想，最终羽化飞升，与天地相始终。黄周星的这种理想自有其源自宗教的虚幻、消极的一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黄周星身当乱世，潦倒窘困，凭吊故国，怀念宗主，愁绪满怀却又无力改变现实，只有在精神上寻求通向理想世界的途径，幻想着以将就园作为人生的归宿。周翼高在《九烟先生集•跋》中说：“如《夕阳》《将就园》诸篇，皆眷怀明室，藉诗词以抒其忠爱之忱，亦《黍苗》《离骚》之遗意也。”这一评论并不牵强，黄周星本着“哀穷悼屈”“劝善醒迷”的创作意旨，使得这部传奇无论是其现实价值还是理想光辉都是不容忽视的。

三

明清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大放异彩的时代。《人天乐》作为黄周星戏曲创作的代表作品，在艺术性上同样取得较高的成就。

首先，传奇《人天乐》具有强烈的抒情性。黄周星创作《人天乐》的意旨一在哀穷悼屈，一在劝善醒迷。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一意旨，黄周星在作品中有大段的说教。故而《人天乐》的情节极为平淡，黄周星无意于人物的刻画、矛盾的设置、情节的展开，而是追求主观情感酣畅淋漓的抒发与表达。于是，《人天乐》呈现出与传统戏曲迥异的风格，带有明显的“诗剧”的倾向。不过，《人天乐》在艺术上的缺陷也相伴而生。人物形象苍白模糊：俱庐洲人无疑都是一些概念化的群体，主人公轩辕载也只会一味地恬退隐忍、修身养性，成为道德说教的传声筒；戏剧冲突软弱无力，作家把将就园作为戏曲的高潮，缺乏波澜、悬念：在对现实社会有所反映的同时，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彼岸虚幻世界纯概念的描写上。因而，作为戏曲，《人天乐》在艺术上缺乏与其思想交相辉映的魅力。

其次，传奇《人天乐》双线交织，对现实与虚幻两个世界均有描写。作品一条线索写轩辕载在尘世的苦难生活中戒十恶修十善，如《不杀》《不盗》《不淫》《不贪》《不嗔》《不邪》等折，这也是全剧的中心情节。另一条线索写俱庐洲人的福地生活，如《福纲》《天殿》《天食》《天衣》《天娱》等折。双线交织，既有对现实社会的再现，又有对虚幻境界的描绘，很好地服务于作家劝诫世人刻苦修行由尘世飞升到仙界的主观命意。但是，《人天乐》在结构上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作品中部分情节直接移植于作家自己创作的《将就园记》《郁单越颂》等诗文，带有明显的拼凑组合的痕迹。尤其是下卷十八出散漫杂乱，写轩辕载广行善事，由于缺乏严谨的艺术构思，《赎女》一折后又出现了《赎儿》。对于舞台演出来说，这种冗杂散乱的情节结构是很不适宜的。故而传奇《人天乐》只宜案头阅读而未有搬演于场上的记录。这也是剧作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

第三，传奇《人天乐》风格离奇诡异。不可否认，作品的确有意于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但是，由于作家主要使用隐寓和象征的手法来创作这一部分内容，所以，《人天乐》就显得有些奇特诡异。从第二折《定位》开始，造化主人演说四部神洲，极力表现虚幻世界的理想生活。这种带有浓厚宗教意味的理想王国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完全是凭作家主观想象出来的。黄周星把神仙才子、鬼怪魔王、忠孝廉洁、善恶因果一一安排进作品，离奇怪异，荒诞不经。从广义上说，这种风格与其诗歌、小说呈现出的豪荡不羁、飘逸奔放的风格是基本一致的，使得黄周星文学创作在整体上区别于其他作家，独标一格。

四

除传奇《人天乐》，黄周星还有《惜花报》《试官述怀》两本杂剧，或离奇诡异，或恣横酣畅，多有可观之处。《惜花报》一本四折，敷演王丹麓爱花成痴、惜花如命而遇仙得道、白日飞升的故事。其事虽荒诞不经，但也是有所寄托的。第二折中王丹麓自述身世：俺潜心图史读书，不为功名，乐志田园，闭户惟敦孝友，更且性情澹逸，耻随尘市经营，兴味索竦，怕见炎凉反覆。因此上，寄迹风尘外，驰神山水间。每遇月夕花朝良辰美景，或登高以舒啸，或临流而赋诗。虽未敢称烟火神仙，想亦可作云霞伴侣。”言辞中既隐寓着黄周星的生平遭际，也传达着黄周星的烟霞之趣、神仙之志。不过，相对于传奇《人天乐》而言，《惜花报》只能算是游戏文字了。杂剧《试官述怀》篇幅极其短小，它的现实意义还是很强烈的，这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

其一，对科场腐败现象的批判。试官于[水底鱼]一曲中唱道：“放屁文章总一般，大家容易大家难。之乎者也成何用，只要金钱中试官。”又唱道：那中试的休感激我座主恩深，只为他钱能使鬼；那落第的休怨恨我试官眼瞎，总因你命里无财。这正是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家兄暗点头。黄周星早年有科名之盛，对科场的种种现象当不陌生。入清后，对清廷开科取士过程中的种种弊端更多所指摘。在这本短剧中，黄周星一针见血地揭穿了科场之中试官取士的标准并非士子文章的优劣而是士子行贿资财的多寡。这种构思与胆识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

其二，深入地揭露“家兄”———金钱的罪恶。来看一段台词：[杂]禀爷，这样苦恼，那秀才们进来做甚？[净]他进来要中哩！[艺杂]要中他做甚？[净]中了好做官。[净]要做官做甚？[净]做了官好抓银子。黄周星的戏曲语言是极其浅近俚俗的，但是这段宾白对丑恶现象的鞭挞却具有相当的力度。晋代鲁褒曾作《钱神论》“：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于钱，天何与焉？”与此一脉相承，黄周星在《试官述怀》中借试官之口又唱道：“孔方兄弄得人颠颠倒，恶业何时了。主考为他昏，举子为他恼，算世上无如银子好，罢了罢了。科场中一团怨气，秀才们昏天黑地，何时得公道昭彰，除非是弥勒出世。”

对于金钱本身黄周星是蔑视的，对于金钱造成的罪恶黄周星是痛恨的。作为剧作富于现实意义的一部分，这同样增强了作品的思想价值。但是，对于现实黄周星是有心救世，无力回天，最终又无奈地回到了虚幻的宗教之路，希冀“弥勒出世”扭转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