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拂夜奔的后现代主义

本文作者：张旭 单位：安徽大学

一

在王小波写《红拂夜奔》前，“红拂夜奔”是为人们熟知的历史上一段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而王小波运用了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主义打破了历史和现实、荒谬与理性、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把这段才子佳人的传统历史故事重建在了一个天马行空的自由世界。“解构”一词最早出现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表示对结构进行分解、拆开，使其中的意义得以显现。[1]如果说解构主义的目的是批判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是在打破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那么它还必须树立其自身更显著的特点。后现代主义小说对小说这一形式进行反思、颠覆和解构，在颠覆传统小说的内部形态和结构的同时，形成了自已的“重构”趋势。

二

（一）小说内容情节的解构

王小波的《红拂夜奔》是对明代戏剧《红拂传》的戏仿。虽然《红拂夜奔》再现了原著的一些基本情节，但小说的内容与情节已经变的面目全非，这也印证了后现代“什么都行”的口号。小说中的各个章节仿佛时空穿越一样互相涉及联系着，第一章、第五章、第十章讲述了一个荒诞的“红拂夜奔”的故事，作为小说假定作者的王二的看法与做法自由的穿插往来于其中。第六章是单独说王二事情；第七、八、九章则分别记叙了李靖、虬髯公、红拂为主角的事情。《红拂夜奔》中对元叙事的解构，正意味着“远大的主题”的丧失。正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所说：“叙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运转部件，包括他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的目标。”[2]在小说的开头构建的荒诞的洛阳城中，历史英雄李靖成为一个爱发明的小流氓，因为证明了费尔马定理获罪要被做成包子。后来却装傻到老，过着无趣的生活。至于小说的结尾，李靖在死去后红拂则没事找事地申请了上吊，故事伴随着红拂上吊却不了了之划上了句号。故事的结局是开放式结局，小说对于红拂的死法和到底有没有死掉用“另一些文献是这么叙述的”，“后一种说法说”，“据说”等多种可能性的推测，这些“可能”相互抵消，使故事内容不再具有完整性和确定性。《红拂夜奔》另一特色是把“作者”引进小说中。小说中假定的作者王二认为李靖证明出了费尔马定理而写了部小说《红拂夜奔》，他以费尔马定理为纽带和生活中与作品中人物相似的经历和感受为出发点自由“行走”在整部小说中。在叙事上，《红拂夜奔》运用的是非线性叙事结构，把人物和事件的碎片如同拼贴画一般拼成一个整体。这让作者无法走进故事，而是清楚的作为一个自由的旁观者。这种写法在传统历史小说中是不存在的，其结果是大大降低了小说作品的主观性，让读者能分辨清楚虚构和现实的界限，使王二笔下的《红拂夜奔》的故事充满着后现代主义的游戏性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当然这种拼贴也不是都有一定的联系，很多只是话语单纯并置。读者会发现《红拂夜奔》好像不仅仅是诉说一个红拂和李靖的故事，还可以看到小说假定作者王二的创造作品过程和他的生活。

（二）小说语言的解构

在现代汉语中“语言”的的定义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由词汇和语法两部分组成的符号系统。通观《红拂夜奔》全文的语言，大多是离奇古怪的语言和支离破碎的句子。语言这种按一定规则进行的游戏，已完全脱离了与现实的关联，丧失了它对现实事物的确定指代性，而成为一堆陈词滥调的杂凑和拼贴。[3]《红拂夜奔》呈现出了语言的狂欢，书中运用了重复、堆砌和拼贴等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例如：小说第八章中：“尽管如此，人在这一辈子里。总有几回要成为行人，否则就不能算成年人。因为不行万里路不知天下之大，契科夫就去过库页岛，苏东坡也去过海南岛。”这两句话就表现出了小说特有的语言特色，不受到传统语法和词汇规范的限制。书中甚至还运用了“headjob、taxi”等让人忍俊不禁的新潮词汇。这样的语言已经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意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为推崇，以此代替对总体性的追求，对滑稽模仿大加赞赏，以此代替怀旧，故而其语言是无序的，破碎的、膨胀的、张狂的，只见能指的不尽游戏，不见终极意义的彰显。如果说在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在说话，在现代主义小说中是人在说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小说里则是话在说人。[4]

（三）小说价值观的解构

在《红拂夜奔》的序中作者王小波很直接的提出了本书的主题就是为了有趣。我们在看过了众多规模宏大、主题深刻的小说后，回头看看《红拂夜奔》这本小说表达的价值观，会进入一个“想入非非”的世界。如果说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偏重于精英化和经典化的，表现出对终极性、永恒性精神价值的不懈追求，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恰恰要颠覆消解这种传统价值观，转为认同和张扬大众化、世俗化与时尚化的价值观，从而为文化走向大众消费市场开辟道路。[5]《红拂夜奔》如同其它后现代作品一样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解构。代表着美丽与个性解放的奇女子红拂变成了一个说着鸟语的无聊透顶的怪胎。气势恢宏的李靖则成了一个不穿内裤的小混混。而有着“龙虎之状”狭义之士虬髯公则成为一个嚼着草鞋，内心阴暗的变态。这三个代表着真善美的“风尘三侠”，就在作者的解构下成为黑色幽默似的讽刺。对传统价值观解构还表现在对性解构上，《红拂夜奔》的书中红拂与李靖的爱情如同一场闹剧，连两人之间的性都充满游戏的色彩。李靖无休止的性欲和红拂对性爱的不屑，让做爱仿佛和爬一颗特别光滑的树没有任何区别。传统文学中超越状态的“思无邪”价值观在这里被彻底的颠覆。

（四）《红拂夜奔》的重构趋势

伴随着作品的解构，重构的趋势也在展开。《红拂夜奔》是以其非线性的叙述、蚺戏的形式、极端的幻想与日常生活的细节相结合，鲜明地表现了反讽、种类混杂、狂欢、行动与参与、构成主义、内在性等后现代主义重构性特征。[6]经过了彻底解构的故事之所以还能够重构，还在于人们拥有着共同的心理品质，体会共同的生存状态和经历共同的生存困境。《红拂夜奔》之所以荒诞，在作者无时不刻不在讽刺这个压抑变形的社会。所以作者带领着作品中的人物追求自由有趣的生活。在故事最后不是结局的结局中，红拂却僵在了程序化的死亡申请中。一个人连死的自由都没有，可见这样的世界已经完全灭绝了人性。而虬髯客的死更具黑色幽默，已经变得像比目鱼一样的他死在了他自己作为“领导”营造的一个糟糕并且无趣的扶桑国。这个世界如同洛阳城和长安城一样，扶桑国的人们习惯于这种被设置的生活。毫无差别的生活模式不是自由的心灵所能承受，但是被奴化了的人类却麻木的接受着。生活就像王小波在小说中说的那样：“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

三

《红拂夜奔》是解构后重构的历史。作为一部带着浓郁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其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历史不是已有的等着我们去掌握的知识定论，更不是任由后来者随意编造的过往材料。天马行空般地臆想历史、戏说历史，无法达到对历史的真正认知，也无法达到对历史的审美把握。[7]但是，按照钟本康先生的观点，《红拂夜奔》应该属于是以历史生活的碎片为契机而虚构出的“往昔故事”，从而具有绝对的自由。“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历史已经随同永恒性的价值观念与绝对的真理权威一同死去，‘历史之终结’为后现代主义进入语义学游戏领域扫除了最后的障碍。[8]

在小说中，庄严的历史被作者随意涂鸦，人们也不再在意对与错、正与邪、崇高与卑贱之间差别。虽然承认历史的客观性至关重要，学术界也因此对新历史主义小说存在很大的异议。但是，新历史主义小说迄今为止仍在发展，类似《红拂夜奔》这样的小说也在不断出现。后现代外壳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呼唤着小说的自由，也呼唤着人性的自由。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也提供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艺术教训，需要我们仔细的去甄别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