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对80后文学的作用

本文作者：王月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舆情研究中心

何谓传统?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指出:“传统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1］国内有学者认为，所谓文学传统“是文学发展史上经过一段较长历史时期的淘汰，沉淀之后而仍能保留下来，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又为大多数作家所遵循的东西”［2］。中西方学者都强调了传统的延承性，宇文所安则具体指出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特质:“前现代中国的文化变化从本质上说是共生性的，新的风格和形式附加到旧的传统之上，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很少被抛弃。”［3］也暗合了方锡德的论断:“文学传统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决定了任何新的文学运动，都不可能对它进行突变性或全盘性的变革。”［4］文学传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作为我们无法选择的先天式的文化滋养，不论人们意识到与否，它都会融化在作家的血脉和潜意识中，干预并参加新历史的创造。中国当代文学主要负载着两大文学传统:古代文学传统和五四新文化传统，而五四新文学对传统的强烈清理，也并未斩断传统的根脉。关于“80后”文学，无论媒体“制造”出“80后”以怎样的“叛逆”、“另类”的姿态呈现生活，以怎样的态度对文学传统不屑一顾、口诛笔伐亦或暧昧不清，他们的文本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断裂，与前辈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其创作仍无法躲闪这两种传统的影响。

一、“80后”文学与道家文化

儒学始终处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地位，并与佛、道等其他伦理思想相互辩证影响。实则正是儒学的“礼”、“中庸”、“贵义贱利”、“存理灭欲”等思想压抑了人的个性和自然性，而庄子对人性自由的追求，促成了文人对个性、自由的思考，促成了文学作品无功利审美的丰富性。因此才有魏晋南北朝嵇康、阮籍等摆脱世俗羁绊，陶渊明的隐逸、解脱，李白的傲世、超脱，明袁宏道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清代袁枚的“专主性灵”、“发抒怀抱”，五四时期周作人、林语堂的重申个性。自由思想经代际演变传承，在“80后”作家的文本中展现得更为强烈、极端，对自由的追求也正是文学无功利、无遮蔽的审美表现。

在“80后”文学作品中，制度是一种束缚。而庄子的“游”也正是脱离世俗与制度约束的“游”。庄子《大宗师》: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意指:尧已经用“仁义”在你的额上刻下了印记，又用“是非”割下了你的鼻子，你将无所凭借游处于逍遥放荡、纵任不拘、展转变化的道途。可见，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是非”观念是对人的精神摧残，要想“游”，首先要摆脱二者的枷锁。“80后”作家对制度规约的反抗与庄子对是非观念的排斥是同根的，“80后”文学也排斥学校和教育制度的直接实施者老师。韩寒的作品大都充满了对现今教育制度的反讽。他的第一本小说《三重门》的主线就是对应试教育制度的批判，后记中自称“韩寒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反对现在教育制度的小混混”［5］，同时他以拒绝复旦大学旁听资格在现实中力行了昔日之言，退学之后成为赛车手的韩寒说:“忘不了一跨入车厢的那一刻，那种舒适的感觉……夜幕中的高速公路就像通往另外一个世界，那种自由的感觉仿佛使我又重新回到了游戏机中心。”［6］同时期走进公众视野的《北京娃娃》中主人公春树恼怒每天进校要在校门口鞠躬问“老师好!”，老师再“慈祥”地弯腰回礼，更不解学校对学生礼仪行为常规要求的四字诗。［7］《红孩子》中林嘉芙容忍不了纪老师对格式的强调，“作业本应该中间打一道线，左右突出二点五厘米。”［8］，因此在林嘉芙眼里上学只是一种折磨，而“我”对教育制度的具体执行者班主任的感觉只有“恨”。孙睿在《草样年华》里写杨阳为了躲避例行的期末考试借口已死去多年的姥爷去世，请事假办理缓考。随后的考试中“我”和杨阳把体温计放在热水袋上假装感冒高烧，办理病假缓考。下一学期的期末考试袭来前，“我”离开北京去了西安。“我”面对降30分也过不了的英语考试，让女友邱飞替考。他们在考试制度的规约下只能以一次次的拖延进行暂时的逃避和反叛。

在“80后”文学作品中，爱也是一种束缚。而庄子在《大宗师》里讲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追求的纯个人的自由要求摆脱人与人之间“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恩惠与相救，追求人与人之间彻底离异，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各自去追求“道”、与自然合成一体。因此，在庄子看来，一切恩惠与相救的爱都是追求自由的束缚。“80后”的许多作品都对“爱也是束缚”做了相当多的诠释。曹文轩称赞:“《幻城》的幻想是轻灵的，浪漫的，狂放不羁的……这种幻想，只能来自一颗没有遮挡、没有范式、没有犹疑的自由心灵。”［9］

《幻城》中主人公卡索梦想成为幻雪帝国的王子，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弟弟却看到了权利与职责的束缚，想争夺王位让哥哥获得自由，致使嫂子自杀，他也被哥哥杀死。了解真相的卡索费尽周折将他们复活。但他们都成为了前世最想成为的人，梨落和岚裳转世后交换了身份，弟弟转世成火族王子，夺得刃雪城王位，杀死了前世的哥哥。卡索对自由有着穷其极致的偏激，爱他的两个女人也对爱情有着极致的偏狂，弟弟更是不惜牺牲一切地爱着哥哥，正是这些爱在卡索追求自由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张悦然看来，来自他人的爱和自己对他人的爱也是对自己的束缚。《吉诺的跳马》中母亲不想让儿子离开，竟用身体买通体育老师逼迫儿子已怀孕的女友跳马，致其死亡，并把儿子软禁在身边，收走一切儿子可能用来自杀的器具。母亲对儿子的爱让儿子失去了爱别人的自由，直到母亲死去，这种母爱丧失了依托的主体，儿子才有获悉真相的自由。《红鞋》中杀手爱上了被自己杀死的女人的女儿，杀手为了得到女孩的爱不停地杀人挣钱，直到最后死在女孩身边。对女孩的爱，又何尝不是对杀手生命的一种束缚。在《竖琴，白骨精》中，白骨精为了满足男人做一把满意的竖琴的愿望，献出了自己所有的骨头。杀手和白骨精都在为他人付出爱的同时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力。春树曾宣言:“我不会由任何男人摆布。”［10］

所以在《北京娃娃》中，春树与多个男人发生关系，但每一次都是她感到失落而离开。在孙睿的三部《草样年华》里邱飞爱了周舟七年，周舟也给了邱飞七年的时间考虑给她婚姻，但邱飞总是在约定领结婚证的日子消失，他的消失是因为他害怕婚姻的束缚，害怕爱的束缚。“80后”文学作品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又表现出深深的孤独感。自由和孤独是矛盾的共同体，这在庄子的《齐物论》也有所表现:“圣人不从事于物，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可见庄子追求的自由境界是完全超脱于现实生活的。他笔下的自由之境少有他人甚至自我的存在，《逍遥游》中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中有“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的自由完全抛弃了人与人、人与杜会的关系，把个体完全孤立起来，因此这种“游”也蕴含了极大的孤独感。在“80后”文本中孤独也是无法避开的词汇，他们在追求自由的途中把爱当束缚放下的同时又难逃孤独的体验，为此又强烈、极端地渴望抓住爱。张悦然的《十爱》写了十个极端的为爱付出的故事，女主人公都自虐般地为爱付出了一切。张悦然承认:“对情感根深蒂固的偏执、癫狂，有着穷其极限的耐力，注定毁灭在自己营造的一厢情愿中。”［11］孤独是郭敬明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词，他多次在《幻城》里重复“我成了历史上最寂寞的一个王”，“王”竭力想复活已死去的爱他的两个女人和他的弟弟。《红孩子》中的林嘉芙“深刻地领会到，如果在班里没有一个好朋友，上学就变成了自虐”［12］，所以林嘉芙努力想得到任何一个与她来往的男孩子的爱和女同学的友情，并极其在意每一次朦胧的爱与友情的转瞬即逝。小饭《蚂蚁》中的手枪也对友情有着极端的占有欲，看着另外两位女同学连上厕所都粘在一起，她会嫉妒;她的朋友如果和其他同学走得近了，她就不再理会朋友。爱在“80后”的文本中是束缚，解脱束缚后又难耐孤独，又要拼命抓住爱，对于爱和自由，“80后”们并未找到平衡点。

二、“80后”文学与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中国文学自古有“发愤”的传统:屈原《九章•惜诵》中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开创了我国文学创作发愤精神的源头。随后有司马迁“发愤著书”、刘勰“发愤托志”、韩愈的“物不得其平则鸣”、陆游的“悲愤积于中而始发为诗”、刘鹗的“哭泣”说等。［13］五四新文学受外来文化影响，鲁迅、郭沫若、李长之等相较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压抑”说、“补偿”说及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认识到司马迁“发愤说”理论的超越性，同时吸收了心理分析的因素，丰富了我国发愤精神传统。晚清王钟麒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把古代小说的批判性概括为“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污浊”、“哀婚姻之不自由”三方面，［14］五四新文学对封建家族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批判，“80后”文本对教育制度和家庭权威的批判都在其概括之列，只是时代赋予了批判的具体新指向。“80后”作品中常充满对中国现有教育制度的批判。学校是青少年接触社会的主要场所，也是其评价社会制度的主要参照物。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考生与录取名额的数量差、毕业生与工作岗位的数量差等都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80后”文本中充满对教育制度的批判。然而，这只是批判行为的外在能指，其内在所指是批判被批判对象所传达出的“服从权威，压抑个性”的价值观。

李傻傻《红X》中教育制度的压抑是沈生铁渴望去外面的世界追求新生活、追求自我身份的动机。韩寒《三重门》中，因为听说有女同学因考试成绩不佳而自杀，林雨翔才感叹“当今中国的教育真是厉害，不仅读死书，死读书，还有读书死”［15］。尖刻的语言对现今教育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即使在《长安乱》的虚拟武侠世界里，韩寒仍旁敲侧击地讽喻教育。郭敬明也在《夏至》和《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中对高考进行梦魇般的刻写，在《悲伤逆流成河》中对学校进行反抗。与韩寒锋芒毕露式的挖苦嘲讽相比，郭敬明的批判温婉了许多。“以前我总是用一些独特的言行来标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独一无二，可是我发现没有必要”［16］，他只是以一种更隐忍的方式抒发自己对教育制度莫明的伤感与绝望。《北京娃娃》中春树否定教育制度，高中辍学，漫游社会，以对待性的放纵姿态追求自由。孙睿在《草样年华》里写道:“现在，我依然孜孜不倦地奔跑，然而现在的奔跑却是为了摆脱上大学的苦闷。如果早知道大学竟然如此让人意志消沉，那么我绝不会高考前拼命地练习”。［17］孙睿用京味式的调侃道出了对大学教育的失望。胡坚在高考前创作了《转型代价，人口危机和教育问题》，分析了“正常的学校教育与职业成功间的联系将日益松散”，智性的语言和沉稳的分析引起极大的反响。哲学系出身的小饭在《我的秃头老师》中采用了先锋叙事的策略，讲述历史老师每次上课只是续讲拉瓦锡如何与商伯良逐步产生了同性恋情，并在现实中与“我”也萌生了同性恋情，两对男人的同性恋情交织发展。小说中历史老师失败的现实生活，包括他的授课内容，都暗指了现实教育制度的一些不合理性。

“80后”作品中常颠覆家庭权威。儒家的“孝”树立的父权形象存活了几千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科学”、“个性”思想的提倡，对传统伦理思想的大清理才使其得以解构。但新文学以来，反父权更多的是建立在女性争取婚姻自由的立场上，而“80后”作家对自由的强烈热爱使其文本呈现出全新的景观:在学校里反对教师的教育权威，在家庭里不仅反父权，而且反母权等一切家庭权威。所以在“80后”文本中父母的形象都是残缺的，或者一方离世，或者双方离异，或者文本中根本没有父母形象的出现。最典型的就是张悦然的作品。《吉诺的跳马》中母亲和一个她爱的男人离开了，父亲在我眼里只是一个酗酒又依赖我做饭送饭的门卫。《小染》中母亲在父亲的家庭暴力下出走，而母亲的后任丈夫在我眼里是画家，更是混蛋，我只是为了和陌生男孩的约会就用剪刀杀死了父亲。《船》全篇都是父亲临终前回忆我和他一起安葬母亲的场景。

《昼若夜房间》中父亲有外遇，暴打母亲，把母亲当作佣人使唤，母亲患癌症去世后，醉酒的父亲被姐姐推进下水道而死。《红鞋》中我是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母亲被杀手枪杀，我穿着红鞋踏过了母亲的尸体走进了杀手的生活。李傻傻的《红X》中爸爸只是一个杀人潜逃隐姓埋名、一辈子不敢与亲人和邻居往来、不敢多说话的可怜人，这个父亲对我是毫无权威可言的，所以我敢用他辛苦攒下的学费在外面游荡。小饭《蚂蚁》中石头爸爸在妈妈的终日吵闹下服药自杀，但宠爱手枪的爸爸才是石头的亲生父亲，即石头的亲生父亲并没有尽到为父的责任，手枪的亲生父亲也就是棒冰的父亲同样在手枪的成长过程中处于缺失状态，石头和手枪的妈妈出现的意义只是为了和他们的父亲争吵，棒冰的生母则在文本中从未出现过。在孙睿的《我是你儿子》中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就和父亲离婚了，作为“超级保姆”、“护士”、“奶爸”、“大便问题专业保健师”的父亲，因我的打闹调皮、恶作剧、考试成绩一塌糊涂，打了我一巴掌，我便半年不和父亲说话。在我的眼中优秀与否是我的自由，父亲是没有权力强迫我优秀的，我用半年的沉默反抗父亲自以为是的权威。

三、否认延承背后的真实

加拿大原型批评家弗莱指出，“在我们的时代，由于版权法宣称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是足以获得专利权的独特创造，文学中的传统因素便被大大地遮蔽住了。因此，现代文学的传统化力量就常常被忽略掉”［18］，可见片面地强调文学发展的变异性，有意忽视或淡化文学发展的历史承继性存在一定利益因素的考虑。对于“80后”的出场，媒体总是引导公众关注文本外的细枝末节，有意强化“80后”作家某些叛逆行为，使他们的文本符合“80后”、“90后”受众的潜在阅读期待———借他们的文本宣泄自己的情绪和人生观，从而唤醒新世纪以来对文学不热情的读者，借以使利益群体获得不同程度的好处。实则，“80后”对待创作具有“为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态度，尊重并敬仰文学创作行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最根本的理念是将文学视为崇高的不朽的事业［19］。几千年的“文以载道”说虽然压抑了文学性，但其为了完成教化任务，严肃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彰显了文学的神圣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中“为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的气节。韩寒称“我性格里叛逆的因子太多，所以我的文章从来都有攻击性”，这种攻击性难道不是一种社会承担吗?春树称“我期冀着真正的自由，去我想去的地方，做我想做的工作，交我想交的朋友”，郭敬明称“我希望我始终都是独立自由的”。这种自由、真实、坦诚面对文学的状态谁能说不是对文学的一种敬仰?小饭、张悦然、笛安，张佳玮、刘卫东等对待文学、对待传统的态度更是严肃的。小饭“希望自己成为很多小说的拥有者，或者说，我要把自己献身于小说艺术当中”［20］，张悦然认为“这条艺术的道路，永远是令人怀疑和自卑的，它不会给你什么确定的东西，让你抓在手中，再也不会失去，它是一条滑溜溜的鱼，随时可能跑掉，可是它也有这样的诱惑力，能使你着了魔一样去追逐它”［21］，笛安在写《告别天堂》的时候，经常告诉自己“我必须注意安全，我绝对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被车撞死，我的小说还没写完，我的天杨和江东还在等我”［22］，这种活着只是为了写小说的决心恐怕是对文学的最高致敬。当张佳玮被问及对他影响较大作品时，表示自己多次重读《红楼梦》和汤显祖的一些东西。他经常从古典题材中寻找灵感，其作品往往忽略情节代之以情绪的流动布局谋篇。他坦言其作品《倾城》中对于意象思绪反复勾勒的写法是受古汉语氤氲着诗性精神特征表述方式的影响。真实的“80后”与我们媒体上看到的不尽相同，媒体只是为了利益群体———出版社、宣传媒体、期刊、作家等的共同利益制造断裂、反叛的表象，激起受众对文学的消费欲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受众的审美认知。当然，作家作为利益群体中的一员，也或主动或被动，不同程度地介入媒体的宣传制造。中国文学传统对于“80后”而言更多时候是一种潜在的影响，他们对传统文学思想的认识随着创作的成熟也有不同程度的深化。我们可以看到孙睿《草样年华》的一、二部以真实的大学经历和王朔式的语言引发了同时代学子的共鸣，他的幽默在《草样年华III》里更严肃了，其中的人物都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杨阳的女友丁晓乐想拍戏但不接受潜规则，邱飞和周舟在外界的诱惑下也坚持对彼此的忠贞，杨阳和邱飞作为男人都为了未来小家的生活努力奋斗拼搏。从孙睿《草样年华III》的成熟可窥见“80后”作家已开始向传统价值观中寻求营养。

同时，“80后”中已有部分作家表现出对古典文学的明显偏好，蒋峰的代表作《维以不永伤》的书名取自《诗经》的《国风》。较迟出现的笛安对传统文学也有着偏执的喜爱，她《芙蓉如面柳如眉》的书名借用了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古诗。“80后”作家们关注文学传统、咀嚼文学传统的倾向已见端倪。

“五四”新文学对传统的过度否定，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盲目崇尚，使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处于根基不稳的状态，商品经济下媒体制造的“80后”文学的种种假象更是撼动了受众对文学的信心。但在传统与创新亘古不变的博弈之中，不变的还有文学传统的生生不息。“80后”文学、“90后”文学……未来的中国文学，都将在文学传统的滋养中传承中国文学传统，丰富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