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庄子游影响

1庄子之“游”对传统文人的影响

庄子之“游”对传统文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为他们灌注了新的价值取向，丰富了精神世界，一定程度改变了生活方式；推动了文人们出世人格的形成。汉代庄学一度沉寂，汉末魏晋乱世，混战割据、民不聊生，寻求心灵的安慰和解脱成为文人们的梦想，诞生与相似社会背景下的庄学成为他们突破现实藩篱的利器。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在精神上“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寄胸怀于八荒，重坦荡以永日”。这些正是庄子之“游”的思想内核。嵇康曾说：“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杆，优游卒岁。”（《酒会诗七首》其一）唐代漫游之风始盛，士人们或游于名山大川或游于通都大邑，庄子逍遥游的思想自然地融注入他们的精神之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李白。李白早年师从赵蕤学道，“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后来受道箓，加入上清派。他二十六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幻想着能“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但时与愿违。“游”进一步成为了李白生活的内容，他一直像其所作的《大鹏赋》中的“怒无所缚，雄无所争”的大鹏，无牵无碍地与王公贵族、道士侠客、凡夫俗子等各层人士交游。与此同时，李白也注重心游“吾亦洗心者，忘机从尔游”（《古风五十九首》第四十二）。“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游”不仅贯穿了李白的生活和诗歌创作，也内化为他的人格形象，诗仙的飘逸、洒脱与庄子之“游”密不可分。庄子之“游”也是文人“出世”人格形成的精神来源和理论基础。《庄子》中描写了许多“游于方外”的高人，如摇首出红尘的渔父、不受天下的许由、子州支伯等。竹林七贤的超逸旷达、放浪形骸已经是“出世”人格形成的过程。陶渊明的出现是出世人格形成的重要标志，他对仕途彻底绝望，归隐田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三），在自然的生存中实现了真正的逍遥游。在出世隐逸人格的形成过程中，隐逸的方式也有所扩展，并非山林原野才可自在而游，“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王康琚《反招隐诗》心灵的自在安适是优游的真谛，如深谙庄学的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却无往不适、超然旷达，这是对浮游尘世最好的诠释。

2庄子之“游”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庄子之“游”的心游是通过心斋、坐忘之后达到“游乎万物之所始终”的独特心里状态和精神境界。《人间世》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气。耳止於听，心止於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大宗师》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法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要求人废止外在感官的作用，让思绪进入澄彻空明、虚幻缥缈之境，游刃有余的庖丁、削木为鐻的梓庆、解衣般礴的宋画吏正是沉浸在心游虚和中方能达到“以天合天”的至境。陆机这样说明“游”在文艺创作的作用：“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这就是指作家将心神收聚、纵横驰骋，上可游于日月星辰之间、中可于世间万象同游，下可游于草芥尘埃之中。在古代文人的文论中常有关于创作中“游”的作用的论述。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讲到这种状态时，将其落脚到“神与物游”，“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也远也，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他强调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统一融合。这一论述屡屡被后代学习者奉为至理。清代况周颐在叙述他创作中心游之状：“万象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可见作家在除去日常躁戾之气，涤荡了心内尘埃之后，虚静之心才能达到凝聚精神，呈现出最佳的自由、活跃的创作状态超越了时空之局限而任意驱使，并流四达、天马行空、神魂飞越。

3庄子之“游”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上面简析了庄子之“游”对传统文人和文学理论的影响，正是如此文人们发之于文，表之以诗，让文学作品中时见庄子之“游”的身影。汉代贾谊的《鹏鸟赋》就承袭了《逍遥游》的风格和思想主旨。苏轼诗文常见中的“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前赤壁赋》）之类的感叹，亦与其有莫大的关系。单就文学体裁而言，庄子之“游”促进了游仙诗的发展，充实了咏怀诗的内容，直接激发了山水诗的勃兴。游仙诗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诗，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其后历代都有作品。游仙诗的源头之一可追溯到《庄子》中描写的神人、至人、真人，他们超越尘世、遨游四海，是后世游仙诗中一再向往和歌唱的对象，而随着庄学的复兴以及庄子被神话，庄子和他行迹如濠梁之游、庄周梦蝶等也称为吟咏对象。代表作家郭璞在《游仙诗》中感叹：“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超越时空的局限、追求生命的自由，是庄子之“游”的重点，也是游仙诗的表达主题之一，如“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曹植《游仙》）“云舆游八极，玉颜如清霜”。（李白《古风》四一）咏怀诗是诗人抒发情志抱负、表达世事感叹的重要工具。代表诗人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意旨隐微，寄托遥深。在被迫装醉避祸的残酷现实下，阮籍借诗歌为翼，在广阔的虚幻世界中遨游，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咏怀诗》十二）他幻化作《高飞九万里的大鹏，超出了尘世的羁绊：“鸿鹄相随飞，随飞适荒裔。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王干实，夕栖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咏怀诗》八十一)山水诗讲求意境悠远，词气闲淡，以“无我之境”为最高境界。庄子或游于濠梁之上，或游于雕陵之樊，或行走在山水之间，直接激发了山水诗的勃兴。心游虽并未有意与山水相联系，但“游”的至境的抵达，要求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它强调了人和自然的平等，启发了人们对自然清醒的认识。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他用平等、审美的态度去观照自然。魏晋时代，以老庄之学为根基的玄学开始探讨自然和名教的关系，逐渐体会到自然与道冥和，士人们不知不觉间向山水追寻。作为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明显受到庄学的影响，如《陇西行》三次引用庄子中的典故。谢灵运在游走山水间、乐而忘返，释放了现实的苦闷，求得了精神的解脱。自此之后，“性情渐隐，声色大开”，山水诗作为一种新的题材登堂入室，开启南朝一代诗歌新风貌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葛晓音说：“在大自然中追求逍遥自在、任情适意、快然自足的乐趣，这就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基本精神所在，也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审美理想、艺术品味形成传统继承性的主要原因。”从谢眺、孟浩然、王维、柳宗元、韦应物、苏轼等人的诗文之中，不难发现这一点，“游”已成为山水诗的精神内核。总之，纵观中国传统文学，时常可见庄子之“游”的身影，它和庄子的其他思想一起共同滋养着中国传统文人和传统文学，呈现出独特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