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文学思想理念

先秦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还比较模糊，文学往往与历史、哲学交融在一起。但“文学”一词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已经出现。最早见于《论语•先进》篇，孔子把善于读书知礼的子夏、子游列为四科中的“文学”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夏、子游。”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大概指知识学问、典章制度。此外，《论语》中孔子还多次提到“文”字，如：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治长》）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第一个“文”接近狭义的文，后两个“文”指广义上的学问文献。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站在封建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呼唤圣人之道，尊崇礼义，渴望统一天下，更加重视“文学”及其发生的社会作用。他在《荀子》中屡次提到“文学”，如：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性恶》）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进井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大略》）荀子所说的“文学”也不是我们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其“文学”的内涵沿袭了孔子的文学含义，仍然指文献知识或学问。但他讲的更为具体，主要指那些反映圣王之道的《诗》、《书》、《礼》、《乐》、《春秋》这样的文献经典。

可贵的是，荀子对“文学”作用的认识要比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进了一大步。荀子强调了“文学”的养成作用。他认为，普通人学习知识，敬重礼义，可以成长为君子，“庶人之子孙”通过“积文学”可以成为“卿相士大夫”，鄙人“被文学”则可以变成“天下列士”。所以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尧舜”。他还充分肯定了艺术的社会作用，认为人不能无乐，乐是人们感情的自然流露，音乐有“移风易俗”和使“民和睦”的作用。在内容与形式上，荀子主张文实并用，要“文而致实”（《非相》）。“文”就是要文饰，于立身做事为君治国要隆之礼义、被之文学，这是形式上之外在规范；“致实”主要是指宗经，尊奉儒家的经典义理。所以，荀子在《劝学》篇说，君子之学要“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这种学涵盖了为道之学与为文之学等天地间一切学养，被荀子开创性地称作为“经”。而宗经的指归就是立义，立圣王之道，这是“文而致实”的内在要求。后来，“宗经立义”成为古代批评的一块基石和重要的批评方法，荀子的“文而致实”的文学思想对后世的文学批评有深远的影响，如刘勰和朱熹的“宗经而不废文”的文学批评观。[1]因此，荀子也自然反对墨子“用而不文”的主张，批评墨子“好其实不恤其文”，旗帜鲜明地说，“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礼论》），即形式要与内容相结合，互为表里。这与孔子主张文质并重的观点是一致的。荀子的文学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荀子》的《劝学》、《非相》、《儒效》、《正名》、《解蔽》、《大略》等篇目中，对《诗》学的阐释由“德义”上升至“经义”，提出“言必当理”，“言”必合圣王之道，要以圣王为师，这是后世“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滥觞。

一、荀子对《诗》学思想的阐释与传承

孔子整理散乱的歌舞之诗后，文本之诗（《诗》三百篇）便被春秋战国士大夫广为摘录使用。邦国外交则赋《诗》言志，私家著述则引《诗》说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了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情形：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里可看出当时外交“称《诗》”的重要性，其“谕其志”是言己之志。赋《诗》说《诗》成为一个人身份地位和学识修养的标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又极大地鼓舞了时人学《诗》的热情。这样一来，《诗》有什么社会功用，怎样阐释《诗》义，便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修身应当先学《诗》，《诗》具有感化人的作用，所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诗》还“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在阐释《诗》义时，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并不是说《诗》三百中没有淫邪诗歌，而是要读《诗》人不要站在淫邪的方面看，要关注有关道德教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孔子阐释《关雎》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些都是从《诗》的德义上进行阐释的。孟子说《诗》进一步细化到了阐释《诗》的本义和引申义，但其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义阐释方法，成了后代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荀子对《诗》学的阐释，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明确提出“《诗》言是，其志也”，在承续儒家传统“诗言志”说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不仅强化了《诗》德义，而且还用礼义来完善《诗》义。他说：“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礼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飡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劝学》）只学习《诗》、《书》已经无法修得正果，还要本着先王礼义，用礼制来规范《诗》德义，才能成为品学兼美的大儒，否则，“不免为陋儒”。荀子所说的“《诗》言是，其志也”的“志”已不再是赋《诗》者的言己之志了，而是彰现“天下之道”、“百王之道”的圣道之志。《诗》之德义也就上升为圣王之道。从而，文本之《诗》被荀子推尊为“经”就很自然的事了。从《诗》学角度已发出了“明道”、“征圣”、“宗经”的先声。对《诗》中的“风”、“雅”、“颂”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详见下一节论述。荀子接受了正统的儒家诗教。三国吴人陆玑在《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孙卿。卿授鲁国毛亨。”[2]36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也云：“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看来，荀子不仅继承了孔孟《诗》学，还教授弟子《诗》学。刘向的《孙卿子叙录》记载：“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没，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这表明荀子在《诗》学传承上立下了大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是指平王东迁后，王令无法施行天下，《诗》的雅颂之音散乱了。到了战国，诸侯力政，百家学说盛行，赋《诗》言志被士大夫冷落了，文本《诗》几近消亡。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受过儒家诗教的荀子有义务肩负起中兴《诗》学的重任。他一方面教授生徒六艺，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著作中数以百次地引用经典，其中《诗》出现九十余次，直接引用《诗》七十三次。这无意识地强化了《诗》的“经”地位。大量引用《诗》大大增强了《荀子》论理说学的信服力，同时也增强了《荀子》的文学性。难能可贵的是，荀子超越了赋《诗》用《诗》言志，还身体力行地创作诗歌，他创作了《成相》篇五十六首诗，在《赋》篇“佹诗”中也明确说“天下不治，请陈佹诗”。可见，荀子已进到作诗言志的阶段。他更全面地传承了《诗》的文学传统。

二、“明道”、“征圣”、“宗经”

荀子发出“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批评先声，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刻，其理论上的贡献超出了前人。由此，他也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学观的奠基者。正如郭绍虞先生指出：“孔子以后，孟荀并称，但是从文学批评来讲，荀子要比孟子为重要。荀子《非十二子》篇之论子思孟子，称为‘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的确，就文学批评讲，也是荀子为得其统。所以荀子奠定了后世封建时代的传统的文学观。”[3]18荀子在“类纲纪、一天下”的政治思想的主导下，他的文学思想主要通过经典阐明圣王之道来体现。我们来看荀子在《儒效》篇中对文学与“道”之关系的阐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能积之文学的《诗》、《书》、《礼》、《乐》之道就是圣人之道，也是“天下之道”、“百王之道”。换句话说，圣人之道全在儒家经典中。《诗》是表达圣人志向的；《书》是记录圣人做事原则的；《礼》是圣人规范行为的；《乐》是圣人倡导和谐的；《春秋》是表达圣人的微言大义的。我们学习儒家的《五经》就是个“明道”的过程。圣人之道在《诗》的“风”、“雅”、“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风”之所以不至放荡淫邪，是因为有圣人之道来节制它；“小雅”之所以成为小雅，是有圣人之道来润饰它；“大雅”之所以成为大雅，是有圣人之道来推广它；“颂”之所以可达到极至，是有圣人之道来贯通它。可见，“明道”是文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使命。

荀子所说的言辩（文辞）也必须合乎“道”。他说“言必当理”，这里的“理”就是“礼”，也是圣人之道的核心。有无“理”（道）是衡量言说取舍的标准，即“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儒效》）战国时代已经没有明道的圣王了，天下一片混乱，奸言四起，荀子因而进行辨说，以倡正道。他说：“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正名》）辨说是心对道的认识的表达，心又是主管道的。要使治国大道辨说清楚，荀子明确提出了辨说的具体要求，即心意符合于道，解说符合于心意，命题符合辨说的要求，运用正确的名称而合乎共同的约定，这样就可以切合事物的实际情况，从而达到了解。辨明不同事物不能有过错，推论各种事物的类别而不违背正道，听起来合礼法，经辨说能把事情的原因完全搞清楚。辨明了正道，则百家的邪说奸言就没有机会乱政了。荀子的“明道”与“隆礼”是相通的。他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认为礼是为人治国的最高准则，实际上就同于包举人事万物的圣人之道了。所以，“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正论》）立论必须要有一个最高的准则（礼）才能进行，否则，是非、争论就不能正确地判断。以礼（道）为立论原则的写作理论正是他自己写作论辩散文所遵循的，也是他写作的“明道”原则。明道是表明圣人之道，隆礼是遵循圣人的礼义制度，圣人是人们立身做事的楷模。从事文学活动也要以圣人为榜样，“言必称尧舜”，这就是荀子的“征圣”原则。如言说要符合先王，否则，“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非相》）荀子认为，学习文学要以圣王为师，即“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征圣”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以圣王为师，“学莫便乎近其人”（《劝学》），这里的“其人”就指具备封建政治道德品质的圣人和王者。进行文学写作也要以圣王为师，他说“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正论》）凡立论或规定事物的名称，都要以圣王为准则。从辨说上看，荀子也十分推崇圣人，往往通过比较来衬托出圣人辨说的重要。在《非十二子》篇中，荀子从言辞的多少，辨说是否合礼法来划分圣人、君子与小人：“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说得很多，且句句都合乎礼义，就是圣人；说得少但符合礼法，就是有才德的君子；说得很多又不合礼法，还自我陶醉，虽然说的头头是道，还不免为小人。因此，荀子也相应地总结出了有小人之辩，有士君子之辩，有圣人之辩。“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正名》）儒家“五经”是记载圣人和王者的文献典籍，圣人之道、百王之道以及所有礼义纲纪都尽在其中。“宗经”便是荀子“明道”、“征圣”的逻辑指向。

荀子认为“人性恶”，但通过学习可使人变善，直至为圣人。为此，荀子在《劝学》中道出了学习的门径和要领：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为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认为经就是《诗》、《书》、《礼》、《乐》、《春秋》，指明了学习的课程程序是，从诵经开始，最后到读礼结束，诵读群经是学者从做士开始到最后成为圣人的必修课程。荀子还对“五经”作了精到的概括：《书》是记载政事的，《诗》把符合乐章标准的诗歌都收集进去了，《书》、《诗》有广博的知识；《礼》是确立法律的总纲，规定了敬重礼节仪式的准则；《乐》可培养和谐一致的感情；《春秋》包含了微妙的道理。“五经”把天地间的事都完备地包举了。可谓“天下之道毕是矣”。当然，荀子为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利益而过分夸大了“经”的作用，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后来，儒家经典被看成了“天下之道”的渊薮和府库。荀子“宗经”，但不迷信经典，这与他既法先王又重视后王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他不固守传统，遵循历史的发展规律，用辨证的眼光看待古代经典，他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劝学》）综上所述，荀子所谓的“文学”是以承载了圣人先王之道的儒家“五经”，其中，“道”、“礼”是首要的，文学只是昭示“道”、“礼”的工具，也就是说，文学归属为“道”的附庸地位。荀子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思想，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在他的文章中也实践了这一原则。这是后世文学批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理论源泉。

三、《乐论》：文学艺术的生成与言情达志

古代诗乐不分。《诗》之篇章合乐而歌，伴着音律节奏翩翩起舞，既陶冶性情又歌功颂德，感发意志。《论语》记载孔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谓《韶》尽善尽美，是因为《韶》乐是歌颂舜德的，寓圣王之志。《荀子•大略》说：“《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诗经》也有表达下层人们的感情志向的内容，《国风》就是歌颂男女相爱的真挚感情，合乐而歌，“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中的歌声抒发哀怨的感情，表达哀怨腐朽的君主，痛恨时政，退隐下位的心志。“《诗》言志”便成为先秦文学主流。荀子不仅明确提出“《诗》言是，其志也”的文学思想，还对与文学（诗）关系密切的音乐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古代诗乐既是音乐艺术也是文学艺术。《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文学作品。《颂》和《大雅》大多是王朝乐师为乐而作的庙堂歌诗，《风》和《小雅》大多是源于下层民间歌谣。由此，文学的最初产生与音乐是分不开的。《荀子•乐论》中说：“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荀子指出了《诗经》中“雅、颂”诗乐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乐”（人的喜乐感情）。又说“乐（音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音乐要有和谐的节奏，演奏起来才能“成文”，荀子理解文学与音乐一样，“中声之所止”，要讲究中和之美。他认为音乐和文学都与社会治乱有关系，“乱世之征……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治世反是也。”乱世声乐变得淫邪，而作为合乐而唱的文章（文学），也同样会变得内容邪恶辞藻华艳起来。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的，“乐则必发于声音”，这种“声音”就是最为简单的音乐。

合乐而歌，形之以辞，便产生了最初文学之诗歌。诗歌由“不歌而颂”就演进为赋了。荀子认为音乐有言情达志的作用。《荀子•乐论》篇就是详细阐述荀子音乐理论及其社会作用的专题论文，也是一篇批判墨子“非乐”思想的辩论文。墨子主张“非乐”，认为诗乐使人变坏，会危害社会。这观点受到荀子的严词批判。荀子认为，诗乐的本质是娱乐、怡情，是人的心理情感自然流露的需要，好的诗乐能使人变善，所以，他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人高兴快乐时，会通过诗乐之声来抒发情感。所以，先王制定高雅的雅、颂诗乐来引导人，“感动人之善心”。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情，所谓“穷本极变，乐之情也”。基于此，无论从音乐的发生学角度，还是从音乐的接受学角度看，“情”在音乐中都处于核心地位，乐来源于情，情动而乐发；乐抒发于情，乐起而情移。因而，音乐与情感能“唱和有应，善恶相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人的内心会因各种声乐歌舞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如：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伤作“扬”）；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这种悲伤、振作、淫邪、庄重的情感就是音乐使然。音乐能“言志”，也能“言情”。

情与志相生，情移而志达，志现而情随。“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雅、颂之声符合圣王之道，有道德之美，听之则志意变得宽广。所以，君子、小人喜欢音乐所表达的志向也就不一样，“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君子喜欢音乐是为了提高道德修养，小人喜欢音乐是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君子用钟鼓琴瑟等音乐来引导志向，陶冶性情。音乐可“饰喜”，也可“饰怒”。音乐“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所以，音乐影响人而作用于社会，有良好的社会功用，使人们和睦，移风易俗，社会和谐。正如荀子描述的那样：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还指出声乐有所象征，各种乐器发出不同的音色能表现不同的情感：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肃和，筦、籥发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鼓，其乐之君邪！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筦、籥似星辰日月。荀子不仅著述《乐论》，还创作了具有民间歌舞特点的文学作品《成相》篇，可以说，实践了他的音乐理论———“言志”、“言情”。用“请成相”来表示抒情，用“治之志”来表示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