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著”(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毛泽东、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著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文革”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著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著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李大钊早了近十年(李大钊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