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传播嬗变分析

一、单向辐射传播模式

早在比较文学学科形成之前，比较文学“借用理论”的奠基人德国学者特奥多尔•本菲就曾于1859年凭借其对印度《五卷书》的长期实证研究，宣称印度文学中的部分寓言、童话与民间故事是在中世纪经由欧洲得以传播，继而传遍世界的。此后，经过本菲的诸多追随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民间故事学中注重研究传播路径的“传播学派”得以确立。对此，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从此奠定了一门新学科的基础:比较童话学或者比较文学史，两者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①。在比较文学学科诞生之初兴起的法国学派的主导研究范式中，对于跨越国界的文学传播而言，其路径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传播者的直线模式。该派素以倡导影响研究法而著称，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要对法国学派的研究倾向和特点加以概括的话，我认为将它们称为‘传播研究’更合适些。梵•第根等人所推介的国际文学之间的‘经过路线’的研究，伽列、基亚等人所主张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及其方法，严格地说，都是传播研究方法”②。事实的确如此，梵•第根曾在其专著《比较文学论》中表明:“在作那对于一位作家、一件作品、一种文体或一个国家的整个文学在外国的成功以及总括的影响的任何比较文学研究之前，我们有着一个条件:对于这些作品的多少要广阔一点的知识。人们所谓一部书或一系列的书的‘传播’，是可以由原文直接地传播的;对于只有少数人懂外国文的某一些国家，这种情形当然是少有的;如果是说一部法文作品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等国的传播，这种情形却是更多一点。”③鉴于此，该著述将传播“媒介”划分为“个人”、“社会环境”、“批评;报章和杂志”以及“译本和翻译者”等。在梵•第根看来，“在两国文学交换之形态间，我们应该让一个地位———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地位———给促进一种外国文学所有的著作、思想和形式在一个国家中的传播，以及它们之被一国文学采纳的那些‘媒介者’”④。由此可见，他赋予了个人媒介，也就是传播者，以极高的地位。其后，法国学者基亚承续了梵•第根的学说，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倡导研究“有助于国与国之间或文学与文学之间了解的人士或典籍”的“文学世界主义的代理”，具体涉及如下层面，即:语言知识或语言学家;翻译作品或译者;评论文献与报章杂志;旅游与观光客;一种因为地理与文化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国际公民;等等⑤。毋庸讳言，该派的确对于国家之间的文学传播活动及其相关现象颇为关注。然而，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时过境迁之后，对于该派的传播研究予以重审，可以看出其中的诸种历史局限。首先，该派囿于其时的社会条件将传播的环境限定为“朋友的集团”、“文学会社”、“沙龙”以及“宫廷”，此种划分方式与现代实际情境之间不免存在差异;其次，尽管该派的传播研究并非仅强调孤立的影响，而是凭借辐射研究策略呈现出发散研究的模式，但是，其研究是以放送者为本位的，明显缺乏对于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的应有关注，因而主动转播者与被动接受者的实际关系无疑暴露出该派有关传播的研究来而不往且有去无回的宿命。由此，该派仅关注信源与信道，而忽略了反馈渠道的研究实际上隶属于单向直线的文学传播模式。

二、双向互动传播模式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教堂山(ChapelHill)召开，期间耶鲁大学教授雷纳•韦勒克通过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学术报告向其时掌握比较文学学科话语权的法国学派的诸位权威发起挑战。其后，以解构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法为己任的美国学派逐渐兴起，进而曾长期居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领军地位，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韦勒克曾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今日之比较文学》等文章中数次强调他否定的只是导致学科陷入危机的僵化认知模式与方法论所存在的不恰当之处，而“令人遗憾的是，它被理解成为美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宣言，并且是对于法国学派的攻击，尽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所针对的并非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种方法”①。由此，韦勒克及其美国学派的诸位同仁以平行研究法为圭臬，反对把比较文学研究仅局限于确有直接影响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实证分析，主张对于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探讨，提倡从美学的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学的异同，并且广泛涉及对于主题、题材、文体、人物形象、技巧、思潮与文学史等方面所存在的类同与差异的研究。客观而言，该派的平行研究法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法国学派的“一言堂”方式所带来的诸种痼疾，在其时的确堪称是力挽狂澜之举，从而为比较文学学科史书写了可圈可点的一页。此外，该派奉行对等原则，不考虑事实联系，因而不再如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法那样强调放送、流传与媒介，转而倡导总结异质文化的发展规律，涉及不同作家、流派、团体、国家之间的文学文本与现象，从而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诸国文学之间的双向互动。然而，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该派对于法国学派矫枉过正，其盲目排斥传播研究与实证方法等弊端逐渐暴露无遗。鉴于此，其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逐渐表现出跨文化互动的强烈诉求，基于各国文学的传播研究不仅重新成为该学科的一个重要考察维度，而且呈现出兼顾放送者与接受者的循环传播模式。以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相应研究为例，有关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诸种双向阐释突显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互动特征，在内容的深广度与成果的丰厚性等方面均彰显出具有开创意义的延拓。自20世纪上半叶起，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即引发了诸位杰出学者倾尽心力的研究。如针对中西交通史研究而言，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及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等著述相继问世。基于中外古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来看，季羡林的《〈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以及杨周翰的《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等无疑堪称典范之作。新时期以来学界有关中外文学的交互传播以及对话与交流的诸种研究呈现异军突起之势。首先，针对中外文学关系进行双向观照的著述陆续问世。例如:《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1987年)、《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严绍璗著，1987年)、《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1987年)，《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于语和主编，1997年)，《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殷国明著，1999年)，《中外文学交流史》(周发祥主编，1999年)，《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李岫主编，2001年)，《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何兆武著，2001年)，《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李强著，2002年)，《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葛桂录著，2004年)，《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贾植芳、陈思和主编，2004年)，《中外交流史事考述》(蔡鸿生著，2007年)，《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长安著，2009年)等。其次，有关国外文学与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论著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于国外文学思潮、流派与团体以及国别文学的整体引介，例如:《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王向远著，2001年)，《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许钧等著，2007年)，《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冯黎明著，2009年)，《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陈国恩等著，2009年)，《“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叶立文著，2009年)等。另一方面是针对国外具体作家及其文本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著述，例如:《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孙乃修著，1988年)，《普希金与中国》(张铁夫主编，2000年)、《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董洪川著，2004年)等。再者，关于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情况的著述相继出现。例如:由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先后刊行了数种专著，包括:《中国文学在朝鲜》(韦旭升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日本》(严绍璗等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俄苏》(李明滨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英国》(张弘著，1992年)，《中国文学与法国》(钱林森著，1995年)，《中国文学在东南亚》(饶芃子主编，1999年)，《中国文学在德国》(曹卫东著，2002年)，《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宋伟杰著，2003年)等。此外，针对具体个案展现中外文化交汇状况的专著先后完成。如《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乐黛云主编，2005年)选取王国维、吴宓、钱锺书、朱光潜、林语堂、梁实秋、冯至、卞之琳、梁宗岱、闻一多、陈铨、宗白华、穆旦以及刘若愚等中国近现代学术名家进行了个案研究。

三、多元系统传播模式

目前，传播媒介的发展的确堪称日新月异，媒介的更替并非仅为工具、手段乃至渠道的变化而已，而是导致了阅读方法、思维方式甚或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比较文学学科层面的文学传播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文学传播的媒介更新与变革

针对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性问题，刘勰曾在其《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①由此论及因文学的载体置换所导致的文学形态的时代变迁，鉴于文学必须通过媒介在文本与社会、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作者与读者、创作与阅读、生产与消费、传播与市场之间实现沟通与交换，媒介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信息传播不再仅依靠传统的纸质媒介，而是转为兼用相继诞生的第二媒体电波、第三媒体电视、第四媒体互联网以及第五媒体手机等。与之相应，曾经凭借传统的纸质文本独霸天下的文学存在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接受方式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出现了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整合的局面，而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融为一体的数字媒体使文学的体裁、类型、生产、沟通与交流都发生了数次转型。1999年，博客(blog)被正式定名。诸种新型媒介随即相继应运而生，例如:维基网(Wikipedia)、第二人生(SecondLife)、聚友网(MySpace)、播客网(Podcast)、脸谱网(Facebook)、掘客网(Dig)、优视网(YouTube)以及推特网(Twitter)等。与之相应的诸种载体硬件也纷纷出现，例如:iPad平板电脑，黑莓手机、iPhone手机以及其他智能手机等。与此前的传播媒介相比较而言，“新媒体的用户不得不等待被人生产的内容，比如从亚马逊书店买书、在iTunes播放器上下载歌曲就不得不等待。相反，新新媒介的用户被赋予了真正的权力，而且是充分的权力;他们还可以选择生产和消费新新媒介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千百万其他新新媒介消费者－生产者提供的”②。基于未来的媒介走向与前景来看，“这样的媒介不是‘后’新新媒介，也不是‘新’新新媒介，而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也就是新新媒介的‘仿生版’”③。

(二)比较文学学科的应对策略

陈寅恪曾倡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④上述治学理路对于不断受到新兴媒介冲击的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此数字媒介时代，面对层出不穷、模式翻新的传播媒介，比较文学学科只有与时俱进，有效利用传播媒介这把双刃剑，才是其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明智之举。

首先，坚守传媒语境中比较文学学科的文学本位。“传媒时代”所带来的诸种困惑与焦虑使有关“文学终结论”、“理论终结论”以及“批评终结论”的激烈论争频繁交锋。由纸质阅读到屏幕阅读再到拇指移动阅读的历史变迁，使文学研究的对象与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正如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文化理论的当下与未来》中所指出的，“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学生勤奋地聚集在图书馆里，努力地研究着骇人听闻的题材，例如吸血鬼、挖眼球、半机械人或色情电影”。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研究乳胶的文学或肚脐环的政治涵义，是完全依据一句古老且睿智的箴言字面义———学习应该是充满乐趣的;这就如同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或终日躺在床上的现象学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一样。由此，知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离开电视机就可以撰写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①。由此，他认为，“在今天，研究弥尔顿文本中的经典表述的老顽固轻视沉浸在乱伦与赛伯空间中的女性主义的激进分子;专注于论述恋脚癖或男性紧身裤前饰袋史的年轻学者，则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胆敢主张简•奥斯汀(JaneAusten)比杰佛瑞•亚契(JeffreyArcher)更为伟大的老学究”②。与之相应，日益更新的媒介语境使比较文学范围内的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取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与啮合。新型媒介语境中的文学传播凭借迅捷、便利、高效与广泛等优势逐渐赢得了受众的青睐。电子传播载体对于受众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的有效调动以及对于传播的深广度的提升，无疑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必须予以警觉的。鉴于此，针对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在文学传播范式的蜕变中，如何甄别良莠不齐的文学现象，如何更好地利用诸种数字化媒介而不是为其所囿，进而在坚守中彰显与提升文学性，无疑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课题。一方面，新媒介自身在功能与效力等方面的特点带来了文学生产与接受方式的变化，传媒的发展为大众文化广泛、快速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载体，影像、电子媒介使个体的原创文学作品能够迅速转换为大批量的复制品。此外，传统的静态阅读转换为动态阅读，深度消平后的文学阅读方式呈现出平面化、碎片化等倾向，而对于文学性的解构则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发生错位，由此导致了传统的文学经典遭遇了阅读危机，进而直接阻碍了经典得以确立与传播的路径。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商业化倾向也带来了无以回避的负面效应，不仅导致文学观念与使命意识的淡化，而且促使文学的扩容与泛化现象的滋生。数字媒介的市场化运行模式致使文学的超功利性被纯粹功利性所取代，提升精神价值的诉求被迎合受众品位的目标所取代，追求审美愉悦的目标被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所置换。由此，就对于文学传播的评判标准而言，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传播范围胜于审美意义，媒体创新胜于文本创新，因而不免流于浅表化和噱头化。

其次，关注新兴传媒构成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与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网络、手机等新兴载体逐渐成为现代传媒中的后起之秀。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首次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共有七部网络小说参选，其中《遍地狼烟》还在首轮中胜出，虽最终未能折桂，但标志着电子媒介进入现代中国主流文学。又如，诞生于美国的“第二人生”是一个基于因特网的虚拟世界，刚开始被认为与其他具有游戏功能的媒介并无二致。然而，由于其不断加快自身的真实化进程，并为作家开设了网络虚拟书店，从而为各国文学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平台。目前，不仅美国最大的在线书店Amazon书店业已进驻“第二人生”接受网友购书申请，而且路透通讯社也进入该网站开辟分社，为其网友报道新闻。再如，手机小说发端于日本，该国不仅较早将传统小说搬进手机，而且率先推介原创手机小说。《深爱》、《恋空》等手机小说的实体书先后在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并且陆续被拍摄成影视作品且反响良好，进而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创作与传播领域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依托日本手机小说的发展空间与市场优势，美国作家贝瑞•约克鲁(BarryYourgrau)与其日语译者合作，专门针对日语手机阅读群体创作超短篇小说。他的作品被称为“快速小说”或“瞬间小说”，以善于描写家庭关系，具有戏剧性著称，并且风靡日本。此种创作行为与传播方式同林纾当年所从事的译介活动在传播方式与操作路径等方面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相似之处。

再者，拓展中外文学交流的传播路径。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领军学者麦克卢汉曾在其《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electrictechnology)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①事实的确如此，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创作、阅读与传播不再局限于个体、地域、民族与国家的范围之内，而是构成了一种跨文化的文学场域。目前，作家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通过BBS、博客、播客或手机等媒介直接发布、宣传与推广自己的作品，并参与其他作者的类似活动，从而既是创作者，又是传播者、发送者与接受者。与之相应，文学参与方式的变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使传播空间得以拓展，进而不断为建立新的多元化世界文学格局提供了诸种可能性。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为例，在以传统传播方式为主导的时代，尽管《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等媒介都曾为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与传播做出过筚路蓝缕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但是以往因囿于媒介与方式等因素的限制，最终能够在国外获得认同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甚少，反响也极为有限。在新兴传播媒介不断更替的当下，诸种新型传播渠道使中国文学的对外输出得以强化与发散，相关影响也日益扩展。2011年，王安忆与苏童同时入围著名的布克国际文学奖(ManBookerInternationalPrize)的最终候选人名单。尽管并未夺魁，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作家正在日益赢得海外的关注与肯定。近年来，中国作家荣获国际文学界各类奖项及提名的现象屡见不鲜，除作家实力、作品质量之外，传播媒介的作用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比较文学学科范围内的文学传播范式经历了由单线向复线进而趋向多元的历史变迁。目前，对于身处日新月异的传媒环境中的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如何凭借学科在视角与方法等层面的诸种优势，合理、有效且充分地彰显文学与传播的诸种关联性，无疑是该学科的未来发展策略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