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无产阶级文化理念分析

一、理论前提：文化的阶级性高于文化的民族性

与毛泽东不同，列宁受本土文化背景影响较小，其思想进程是直接从马克思开始的，他23岁时，就因“掌握马克思武器的惊人本领”而为彼得堡的革命者所佩服。[1]（p.46）从列宁所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篇目来看，有《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法兰西内战》、《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这些文本中充斥大量关于阶级、阶级斗争、阶级意识形态概念，一个深受这些文本影响的人，必定会对社会思想文化作出阶级性的判断。1894年末至1895年初，列宁谈到哲学问题时就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2]（p.363）1905年，列宁更是提出了“出版文化”的党性原则这一概念，这就是《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的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3]（p.93）由于党性乃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当列宁把党性概念运用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产品时，列宁对文化的阶级性的指认，已经甚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文化的阶级性的高度强调，集中体现于他对“民族文化”口号的质疑，这在1909年与路标派的斗争中就开始了。《路标》文集于1909年问世，这本文集的作者，是立宪民主党的最著名的政论家别尔嘉也夫、布尔加柯夫等人。

对于路标派来说，“俄国民主派”是背叛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派别，在认同“全世界无产者”的名义下，“背叛了祖国和民族文化”。②对于路标派的“民族文化”的言论，列宁于1909年12月撰写了《论〈路标〉》一文，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列宁认为：路标派的言论表明“目前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和仇恨的与其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倒不如说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运动，也就是说，他们害怕和仇恨的是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方面———通过诉诸群众来保卫民主。”《路标》这部“百科全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宣布“对整个旧俄国怀有‘奴仆’感情”。[4]（pp.172、168）由于列宁揭示出路标派捍卫的“完整的”“民族”文化，无非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所谓“完整的文化”———乃是一种缺乏民主成分的文化，这样，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隐含了一个思想：民族文化中存在着人民的、民主的文化和剥削阶级文化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比民族文化的统一形式更为重要。尔后，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民族问题时，进一步关注了民族文化问题。在1913—1914年期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治权》、《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等著作和文章中，用大量篇幅专门研究了民族文化及其世界性影响问题，从而明确了对民族文化的独特看法。其中，《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更是集中地表达了列宁对特定历史背景下民族文化问题的否定性意见。列宁在批评崩得分子弗?李普曼时指出：“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是这样的，———不仅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是这样，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以及一切其他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无论在奥地利还是在俄国，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高喊‘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同农奴主进行大做出卖人民权利和人民自由的买卖交易。”“工人民主派的口号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文化。”[5]（p.123）在这里，列宁已经明确地揭示了“民族文化”口号的虚伪意义———资产阶级用“民族文化”来分裂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

但是，李普曼还是懂得理论分析的，他从文化空间形态的必然性来批评列宁，称世界上不存在“非民族的文化”，只有通过民族文化，工人才有可能参加“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列宁意识到，揭示“民族文化”口号的实质，并不意味着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否定，而是要按照历史语境的原则来分析其构成，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谈这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最起码的基本的道理，而‘大谈’其空话，这实际上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掩盖起来，使读者看不清楚。实际上，崩得分子和资产者的表现一样，因为资产者的整个利益要求散布对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平等，不会否认用母语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向‘本民族的’农民和小市民宣传反教权派的思想或反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必要性，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崩得分子却用这些无可争辩的真理来掩盖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5]（pp.125-126）这里，列宁并没有在文化的空间形态上否认民族文化的存在，而是揭示出：在阶级社会，一个统一的民族实际上分裂成为对抗的人群，由于生活条件的不同，对抗的人群各自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可以说是不同的文化。就对抗的尖锐性而言，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载体，如语言，无产阶级当然会用本族语言同“本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对抗的尖锐性使得这种形式上的共同性已无实质性意义。列宁在指出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时，特别强调，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而，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这一论断显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任何社会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运用。当地主、神父、资产阶级占据着文化的主流地位时，他们当然乐于以“民族文化”的主体自居。应该说，在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强大存在现实背景下，列宁敢于坚持无产阶级文化的立场，用阶级性去揭穿民族性的伪饰，不调和地与民族主义作斗争，这是需要非常大的理论勇气的。当然，这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来说，也是必然的选择。

二、拒绝“纯无产阶级文化”

按照逻辑，列宁在革命胜利前就非常强调无产阶级文化，胜利后必然会到处使之成为一个现实。但是，当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出现“无产阶级文化”问题时，列宁的认识和做法有些令人感到意外。所谓“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是一个特定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发生了持续数年的争论。被列宁批评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有自己的组织，即成立于1917年10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十月革命胜利后，该组织迅速发展，人数一度达40万之众，拥有10多种杂志以及多个工作部门（如戏剧艺术部、文学出版部等），甚至还扩展到了其他欧洲国家。应该说，这一态势反映出：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后，历来饱受文化霸权统治的无产阶级被解放出来，无产阶级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话语权，无产阶级的文化热情空前高涨，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是有着历史积极性的事件。但是，由于长期的文化压迫，在被剥夺文化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文化的幼稚性，如果无产阶级文化的领导者们自己也缺乏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立场，或者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很可能会走弯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是这样。当时，以A?A?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原前进派分子进入了协会，并掌握了领导权，构建了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波格丹诺夫认为，每个阶级的文化都是独立的、封闭的，不可能被其他阶级所理解和运用。

因此，他主张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一种没有任何“阶级杂质”和“过去残余”的文化。按波格丹诺夫的观点，这种文化是可以用人工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才能成功。波格丹诺夫在1918年提出：“只有制订出独立的精神文化才能给予阶级以完整的教育，坚定地把它引向集体的意志和思维。资产阶级有这样的文化，这就是其力量之所在；无产阶级缺乏这样的文化，这是它的弱点。如果它在文化上是完全独立的，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在新的情况下，旧世界都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它，不能用自己的情绪去劝诱它，不能用自己的毒药毒害它，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6]（p.86）波格丹诺夫的理论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同过去时代文化的绝缘性，他说：“过去的艺术本身不能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这个有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理想的特殊阶级。权威的封建宗教艺术把人们引入权力和服从的世界，教育群众逆来顺受和盲目信仰。资产阶级艺术以为自己和为自己的一切进行斗争的个人作为其永恒不变的英雄，它培养的是个人主义者。”“无产阶级需要集体主义的艺术，它用以共同的理想联结在一起的战士和建设者的深刻的团结一致、同志合作、热烈友爱的精神去教育人们。”[6]（p.103）应该说，对于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文化教育组织，而且是旗帜鲜明地倡导无产阶级文化的组织，列宁还是给予了关心和支持的。而对于其错误的倾向，尽管列宁早就批评过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但在革命紧张的时期，他还顾不上直接纠正。

直到1920年10月，列宁才正面接触这一问题。当时，列宁提出要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项决议草案，批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理论和实践错误。他强调必须“坚持这一原则观点，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企图，如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列宁提出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7]（p.332）在1920年10月9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中，列宁列了五条，其中第二条是：“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8]（p.309）在列宁的坚持下，总的来说，此后的苏维埃俄国，在大力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时，一直保持了对古典的全人类文化的保护政策，没有出现全局性的否定古典文化的潮流，只是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过程中有过政治粗暴干预文化艺术的现象。这样，摆在人们面前的矛盾性的现象是：当反对派高张民族文化的旗帜时，列宁坚持的是文化的超民族的阶级性立场；而当另外的反对派大力提倡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时，列宁却强调了文化的全人类性，看上去似乎是个悖论，本文对此有这样几条解释。第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与文化生产能力的分裂。

在没有发生阶级分化的社会，所有的劳动者都是有文化话语生产权的，如原始社会的文化创造全是无名氏的集体活动成果。但是，在一个人人都要为生存而斗争的社会中，既然文化创造得不到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保证，那么文化成果也就只能停留在极其粗陋的水平上。只有在发生带阶级分化性质的分工以后，有了专门的人并花费专门的时间来进行文化创造，而且他们能够因此而获得较好的社会待遇，于是文化才在真正意义上发展了起来。这样，当文化领导权者尚不具备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必须要借助原有的文化生产能力———哪怕是剥削阶级的文化生产能力，文化落后的俄国舍此不能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文化派人物普列特涅夫说，“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靠无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等等才能够加以解决”。对此列宁称之为“十足的杜撰”。[9]（p.774）英国阿兰?斯威伍德在1970年代末的著作中涉及到这一问题时也说：资产阶级文化“终归是历经数百年以后才产生的，并不是霎时间将权力做个革命性变化以后，就立刻收获的果实；以此类推，无产阶级相对来说，是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催生的，他们既没有知识，又没有自身的组织，何来能力创造文化，抗拒并否定支配阶级的文化？”[10]（p.65）由于不相信一个无文化能力的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文化的神话，列宁还批评了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设想：先培养出一批品质优良的、纯洁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然后再用这些人来建设社会主义。他说：这是“拿社会主义来消遣取乐，而不是严肃的政治。”[9]（p.548）既然在相当的一段时期里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用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那就不能侈谈什么“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新文化。显然，列宁的立场应该被解读为现实主义的立场。第二，从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来说，文化的阶级性表现要比意识形态宽松，即文化大于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精神生产内部进行了再次划分：一部分是直接反映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形成“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这一判断；另一部分则是更能反映精神自由特征的精神生产，即“最高的精神生产”，即“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11]（pp.346、348）

所谓“自由”，也就意味着不受阶级性的完全控制。列宁对此也有着具体的阐述。1908年2月25日，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里，列宁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艺术家可以在任何哲学里汲取许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最后，我完全地、绝对地相信，在艺术创作问题上您是行家，您从自己的艺术经验里，从即使是唯心主义的哲学里汲取这种观点，您一定会作出大大有利于工人政党的结论。”[12]（p.183）这里，列宁承认，唯心主义哲学在理论上是意识形态，是有党性的，但是，一旦这种思想采取审美文化形式以后，它就可能产生新的精神效应，它既有着阶级的性质，但也有着超越阶级性的东西。列宁还用另一说法有所保留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对‘人道的’文明生活的要求、对联合的要求、对保护自己的尊严以及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笼罩了一切，联合了一切阶级，大大超过了任何党性，激励着还远远不能提到党性高度的人们”。[3]（p.125）这样，在文化的内容上，既不能想象去创造一种纯无产阶级文化，也不能认为非无产阶级的文化就必然对无产阶级没有意义，必须予以消灭。在这一点上，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态度堪称典范。列宁一方面高度称赞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认为其达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峰；另一方面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不无反动之处，但是即使托尔斯泰的学说是空想的、反动的，俄国无产阶级也必须继承这一遗产，必须使他的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丧失话语权的大众并不知道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在哪里），“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成为所有人的财富，就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种使千百万人受折磨、服苦役、陷于愚昧和贫困境地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3]（p.19）认为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也就意味着纯无产阶级文化之不存在，因为只要吸收了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因素，所谓“纯无产阶级文化”便自行消解了。

三、放大的理论背景：托洛茨基与布哈林

讨论列宁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必须进一步放大其理论背景，涉及到两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那就是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尽管托洛茨基首先是革命的军事负责人，但他的文化和理论素养决定了他对文化问题的兴趣与发言权。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革命是全方位的，必然对文化产生冲击。他说：“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一决定性的事实也侵入了文学。以资产阶级为中心形成的文学崩溃了。精神劳动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中留存的多少还有些生气的一切东西，过去和现在都企图找到一个新的方向。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消灭，这一新的方向的中心便是除去了资产阶级的人民。而人民是谁?首先是农民，部分的是城市的市民群众，其次才是工人，因为可能还无法从农民的原生质中把他们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同路人的基本立场。……我们的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无文化———的农民基础，表现出它全部的消极力量。”[14]（pp.2-3）这就是说，阶级压迫造成了剥削阶级控制文化话语权，也造成了无产阶级无文化话语权的现象的存在。

既然革命已经发生，那么无产阶级就会试图创造自己的文化，但是，这个创造的过程可能会与革命的目标发生冲突。他的理由是：文化是由阶级的知识分子与现实运动的相互作用创造的，在这一点上，现阶段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作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文化创造，并无不同。“资产阶级是富有阶级，因而是有教养的阶级。当资产阶级在形式上掌握政权之前，已经存在资产阶级文化。”[14]（p.554）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政权的掌握，保证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性质。而“无产阶级文化”又怎样呢?“不能以为，从无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然就百分之百地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不得不从自身中分化出来一个‘文化工作者’的特殊阶层，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整个落后阶级及其派生出的知识分子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文化上的隔绝。”[14]（p.549）这个“不得不”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阶层，意味着历史上不合理的分工之重新出现。托洛茨基认为，消除劳动分工之间的差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立场。显然，托洛茨基的激进和幼稚已经暴露无遗，在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怎么能够设想在新文化还没有创造出来以前就消灭专业的文化人之存在呢？具体到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托洛茨基在立场上是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持否定态度的，但他的理由又一次陷入激进主义之中。托洛茨基说：“将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艺术与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艺术，因为无产阶级制度只是暂时的、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上的伟大就在于，它将为超阶级的、第一种真正人类的文化奠定基础。”“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其实，并没有理由惋惜这一点，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的文化，并为人类的文化铺平道路。”[14]（pp.5-6、173）

这里，托洛茨基消灭阶级的愿望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但是，他试图一步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的社会，从而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本来就是不必要存在的，这只能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相比之下，列宁之所以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他只是要借助于资产阶级文化来创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对托洛茨基的激进立场，布哈林在1925年进行了批评。他说：“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他完全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长期性；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忽略了在各个不同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平衡性。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总的来说，以统治阶级的形象和面貌为标准形成起来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将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个意思还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夸大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这个理论体系中，夸大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速度。他的理论错误就在这里。他正是从这一政治错误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他把事情设想成这样：所有阶级都同时向共产主义迈进，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削弱得最快，比实际情况快得多，于是无产阶级的若干特点便起了变化，变成人类共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特点。未来共产主义文化的这一特点发展得相当快，比脱壳而出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快得多。”[15]（p.339）

应该说，布哈林的批评还是得体的，这本身就证明了布哈林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更成熟一些。作为一位专业化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对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之发生有着更深入的历史眼光，他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里分析道：在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在文化方面不是受压迫的阶级，而是一个在文化上比被它打倒的那个阶级还要高得多的阶级。资产阶级在同以农村生活为基础的地主进行斗争时，已经用精密知识和科学充分武装起来，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力量和具有专门技能的力量可供利用。而且，资产阶级在积累资本的同时搜罗了现存社会的全部文化精华。如果认为工人阶级在文化水平上能超过被它打倒的资产阶级，这是纯粹的谬论。“由此可以得出两件对于我们革命的前途来说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第一，很清楚，当这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引者注）掌握了政权，深刻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统治时，由于它的文化程度低，将要不可避免地做出很多错事，显得十分笨拙，而且在一切领域里都会这样。所以，有本领的人就要对它进行怠工。由此就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耗费，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未曾有过的，换句话说，那些被纯粹归咎于俄国的经营不善的，或者归咎于也在我们历史中起了伟大作用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人革命的耗费，那些巨大的耗费对于任何工人革命都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由工人阶级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地位造成的。”“第二，由此也产生另一个情况。在随便哪一个国家的任何工人革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的巨大危险，即那个革命、那个无产阶级国家和那个政党的内部会发生蜕化。因为，假如工人阶级在文化上落后，却又掌握了政权，那它不可避免要利用在社会上与它敌对、但在文化上却高于它的其他社会力量。由此就出现复辟的可能性。

问题在于观察和研究这个危险，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摆脱危险。解决的方法很清楚。你们看到，关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文化问题，在一定的革命阶段会成为整个革命的中心问题。”[15]（p.90）这里，布哈林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无产阶级是一个先进的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文化上也是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只能在以后才能形成，而在形成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不得不需要利用敌对阶级的文化力量，而这样一来，又会产生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文化问题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整个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是对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深刻把握。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文化理论可以看出，列宁关于文化的阶级性辩证思想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思想，其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的思想对列宁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支撑。这样，在没有历史借鉴的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总体上还是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来建设一种新的文化，实践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念，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而对于此后的斯大林来说，也可以这样说，当他让这个国家沿着列宁的文化思想前行时，文化建设就产生了积极的成果———苏联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反之，文化建设就遭遇挫折，以至于成为20世纪90年代历史悲剧的一个诱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