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显农业教育思想分析

一、务实的高等农业教育理念

抗战爆发前,福建已有厦门大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等文理科大专院校,而农业方面尚无独立的高等农业学院,只有一些中等农业学校和“协大”中的农科,与福建对高级农业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省府内迁后,主管机关鉴于“本省地处亚热带,物产丰富,祗以农学未修,人守旧习,遂致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欲言建设,必先本根”的考虑[1],经教育部审批,于1940年6月决定成立福建省立农学院,校址设在永安县黄历村,聘请严家显博士为首任院长。严家显在富庶的苏南度过青少年时期,后到南京、北京攻读学位,继之到美国留学,先后在江苏、湖北、广西等不同生态类型、不同经济水平地区,从事昆虫研究、农业管理及高校教育工作,阅历十分丰富。到福建后又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对其“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特点和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因此,对如何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在农学院《新农季刊》的发刊词中指出:“近世科学昌明,农学进步,工商原料资以供应,现代文明赖以建立,国之腹富强肇端乎此,吾国夙为农业国家,而过去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地不尽利,物未尽用,驯至衣食所需,犹难自给遑论发展,是以欲谋吾国农业之振兴,从而改善整个国民经济,捨努力农业科学化之一途更无捷径”[2],认为要改善国民经济,必须振兴农业,要发展农业,必须实现农业科学化。显然,要实现农业科学化,就必须发展高等农业教育。究竟要把农业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学校?针对农业院校的特点,严院长明确地提出福建省立农学院以“研究农业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其治学方针是“大学农学院以研究、教学、推广为三大任务,必须兼顾并重,联系进行,其目的为造就具备实际工作能力与切合社会需要之人才”[1]。这一方针中,突出了科学研究,要求高等学校要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大力推广应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同时指出,研究、教学、推广三者要联系进行,不可偏废。其最终目的是培养能满足社会需要、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人才。由此可以看出,严家显先生是一个懂国情、极务实的学者,对农业高等院校的三大任务做了准确定位。他本着既定的办学方针,在4年任职期间,为学校的创建和发展,精心筹划,注重实施,严格治校,严谨治学,使学校工作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步人正轨,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并且带出了一支有较好素质的教师队伍和良好的校风学风,为学校后来的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高度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而优秀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力保证。农学院初创时期,需要许多高水平的教师为骨干,组成合理的教学、科研梯队。严家显院长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广泛选聘名家来校执教,充实教师阵容。不少学者专家由华北、江浙一带沦陷区辗转南下,应聘来校任教,如当时在国内已经很有名望的植物病理学家林传光、裘维蕃、王清和、黄齐望、何家泌、周家炽,农学家赵仁榕、孙醒东,昆虫学家李凤荪、周明牂,地质学家周昌芸(时任福建省科学研究院院长)以及包望敏、程世抚、张彬忱、李先才、张效良等。各系首任主任是:农艺学系赵仁榕,园艺学系程世抚,森林学系李先才,植物病虫害学系周明牂,农业经济学系包万敏,畜牧兽医学系卢润浮,茶叶科主任周明牂(兼)等。聘请陈明璋教授兼总务主任,何学尼教授兼训导主任,严院长兼教务主任。由于这些知名教授的加盟,福建省立农学院自创建初始,即拥有了一支实力较为雄厚的师资队伍,在教学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当时学校都是本科生,暂无条件招收研究生。至1943年省立农学院成立3周年时,教授、副教授达25人,学生200余人,平均一个高级职称教师仅指导8个学生。严院长要求教授们都要为学生上课,保证教学质量。他自己以身作则,在百忙中也安排上昆虫课。同学们都说他学问很深,讲课生动,绘图逼真,教学效果好。其他教师也都认真备课,从理论到实际,认真讲解,受到同学们的好评。同时,严院长也要求教授们主持并参加科学研究,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进行调查研究,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严院长为发展农业教育事业不遗余力的可贵精神和善为人师的良好风范,深得大家的敬仰。在他的带动下,一支认真务实的师资队伍,在环境条件和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的山城永安,能团结协作,共度难关,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造就高素质农业人才以及为战时福建经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至1944年学校有了首届毕业生后,就及时选拔优秀毕业生留校工作,充实教师队伍,改善梯队结构。至今仍健在的福建省立农学院校友有徐崇民、洪启征、陈克文、陈启舟、卢程隆、陈昭炫、李斌、陈振光、罗肖南、俞新妥、柳晶莹、高日霞等,他(她)们为农学院的发展壮大,也贡献了毕生精力。

三、创造条件进行科学研究

永安山地多,良田少,历来是个缺粮的县份。省会内迁永安后,人口剧增,粮食更为紧张,许多机关职员、学校师生种粮种菜,补充粮食的不足。1941年夏永安还闹粮荒,师范学校近千名师生前往曹远乡河边拦截粮船[3]。作为本省唯一的高等农业学校,研究如何解决粮食增产问题,责无旁贷。实际上,学院创办伊始就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1940-1941学年校务行政计划中就有“拟定各项试验及研究计划”、“本院与国内其他农业机关实行研究合作计划”等项目,进行科学研究,以应对这一严峻挑战,解决社会尖锐矛盾。当时虽然没有专职研究人员,但每年都由学校总经费中统筹安排一定的研究经费让教师开展研究工作。如1945年在总经费200万元中安排了学术研究经费14万2千多元。学校规定讲师以上教师,都应参加科研。严院长始终强调科学研究要针对“本省农业之重要问题,根据事实,从事观察俾作切实解决之准备,教学则除努力充实学科,提高程度之外,随时当与研究相辅而行,尤须顾及本省之环境,俾科矫除隔靴搔痒之弊而得适合目前我国环境及需要”[1],强调科学研究要为当地服务,为抗战服务。因此,学院研究项目多为结合福建战时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尤其是围绕粮食增产进行科学研究。如周明牂的《福建省经济植物调查》、《水稻螟虫越冬调查及冬季治螟之商榷》、《猿叶虫生活史之研究》、《鸡脚棉对棉卷叶虫抗性之试验》、《米象之研究》;李凤荪的《中国害虫之亟应防治》、《福建稻田施肥与螟患防治之关系》;金德祥的《三年来长汀治螟的经过》;罗清泽的《邵武城郊植物病害之调查研究》、《稻热病原因之生量分化之现象》、《植物之抗病性问题———植物抗病品种之育成》;裘维芳的《福建经济植物病害志》;王清和的《小麦散黑穗病防治法与推广问题》、《小麦品种锈病抗病性初步试验在福建》、《小麦品种对主要散黑粉病菌之抗病试验》;黄齐望的《兔血清在植物学上之应用及试验》;张蕴华的《低温与昆虫活力》;王大顺的《福建内部土产经济及栽培植物》;包敦朴的《早稻播种期移栽期影响主要环节性状之研究》;赵仁榕的《小麦开花习性》、《作物交配技术研究》、《谷实等值比率研究》;孙凝澄的《研究小麦品质的方法》;金作栋的《果树必孕性及无核果地一研究》;陈肖柏的《芦柑与红桔贮藏试验》;宋瞻骥的《米谷含水量与贮藏问题之研究》;《米谷仓库之构造与管理》;徐少华、洪启征的《番茄整枝方法对产量影响之研究》;牛瑞延的《福建马尾松生长之研究》;李先才的《麻竹生长习性的考察与无性繁殖试验》、《竹类育苗试验研究报告》;蒋芸生的《茶树日照时间与其生长及品质关系之研究》等[3],这些研究成果有的直接服务于生产,有的为尔后的植物育种和栽培,农产品加工贮藏,病虫防治等提供了基本技术和理论指导。严院长身体力行,也在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参加研究工作,撰写了《农业和科学》、《略谈植物病理与经济昆虫》、《蔗螟生活史及其危害损失》等论文、著作[1]。为了提高学术水平,解决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丰富学生的科技知识,严院长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组织创办了福建省立农学院的学术刊物———《新农季刊》,于1941年1月出版创刊号。该刊由10位教授、副教授组成编辑委员会,严院长领衔,并为之撰写了发刊词,表达了办刊的愿望:“同仁等爰抱斯旨,不揣简陋,或埋首于实验,或奔波以调查,如有所得,愿供同好,以求匡正,区区本刊之辑,仅发其轫,不计其功,但呱呱堕地之本院,如能从抛砖而得贤达之金玉,从学步而得进步,则幸甚矣!”[2]《新农季刊》反映了农学院科学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活跃了学术空气,在省内外受到广泛的关注。

四、开展农村调查和农业推广

严家显先生十分重视科技成果推广工作,坚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要目标,面向基层,讲求实效。他主持福建省立农学院期间,学校始终践行研究、教学、推广相结合的办学理念,积极进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这在当时,既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直接为抗战服务的需要。1940年12月,学校组成福建省农业考察团,奔赴八闽大地的县市及重要集镇,实地考察,行程1500多公里,历时6个多月,采集各类标本2000多种共4000多件,写出详细考察报告,并根据福建农业实际情况向学生进行传授。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福建农业考察团完成了福建农作物的全面调查,是福建农业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为我省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积累了宝贵的基础数据、资料和种质资源。1942年,组织师生参加省粮食增产督导工作。第一批有31人参加,分赴闽北9个县进行宣导。此后每年暑期组织一次。每次出发之前,先进行有关粮食增产技术措施的培训。将农学院的研究成果迅速宣传推广,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为题,如水稻防治螟虫方法、小麦散黑穗病防治法、农业肥料使用方法、芦柑与红桔贮藏、米谷贮藏方法、竹类育苗方法等等。抗战期间永安疟疾严重,许多人都“打摆子”,大热天盖着棉被还会冷得发抖。1939年10月,全县各地发生严重疟疾传染病435例,死亡病例时有发生,成为当地一大害[3]。为此,周明牂老师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发表了《福建之疟蚊》和《永安疟蚊调查》,为防治该病提供重要依据。另一项措施是建立“特约农家示范通讯网”。其做法是:设置示范农田,以先进的技术和和优良的品种引导农户兴趣和仿效,促进其应用推广;利用通讯办法获得各地农业情报及农业实际问题,以供编写教材;编印刊物供农家阅读参考,解答疑难问题,促进农业革新,提高农业技术与农村文化;选择优秀农民协助学校调查研究及推广工作;施行实验示范通讯网制度,供省内外农业机关参考。其基本做法,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在我省县、乡沿用,指导农业生产,只是在组织形式、技术手段上更为科学、便捷。

五、加强学生管理和抗战教育

农学院初创时期处于战乱的特殊时期,学生的生活也十分清苦,但作为院长,严家显并不因此而放松对学生的管理,降低对学生的要求,依然坚持教学质量第一的观念,责令学校教务部门制定学生考核制度,对学生进行专业考核。学院规定:“本院考核学生学业成绩悉照部颁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成绩考核办法办理。平常有教学考查和实验、实习考查,每学期末进行学期考试,四年届满除毕业论文外进行毕业考试,所有考试考查均须达到及格以上标准,方能升级,毕业考试及格,经院毕业考试委员会审查合格后报经教育部复核无异者,由本院发给毕业证书,并授以农学士学位。”[1]学院还规定,教师除课堂讲授外,必须经常把学生带到农场、果园或附近农村,进行实地教学。通过实验、实习过程,掌握实践技能,使理论教学更能符合生产实际。为了进一步落实学生的培养工作,严院长根据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坚持实行导师制,加强对学生的品德教育。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的思想、学习与生活,密切了师生关系,更好地适应农业高等教育和农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这种导师制的做法,在今天的高校中仍具有现实意义。省立农学院在学生的思想教育方面,除了传统道德教育、专业思想教育外,突出了抗战教育。提倡“笠剑学风”,加强艰苦朴素、刻苦学习、勤于实践、热爱祖国的思想教育。省会在永安七年半时间,虽然日本侵略者未进攻永安,但日本飞机经常空袭轰炸,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这种背景下,严院长将爱国主义教育放在第一位,要求学生牢记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关系民族存亡之一大事”一文的手稿中写到,“数百万将士在浴血奋战,数千万同胞在流离颠沛。天地同愁,鬼神齐泣。我们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天债之尽,义不容辞”,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将士英勇杀敌。学校积极组织多种学生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进步文化活动。如大唱抗日歌曲,组织“新农剧团”,公演进步话剧,编辑出版《新农双周刊》,创办了《谷风》等一批墙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劳军捐献,赠送军鞋、献机募捐、慰问出征军人家属以及为前方将士和战区同胞征募寒衣等活动。1944年,在汹涌澎湃的抗战浪潮中,省立农学院(含附属农校)17名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福建省立农学院校歌写得好,“农为邦本,训自前贤,中华立国五千年,授民时,尽地利,深耕易褥,古相沿。功宏耕战,政以为先,吾闽屹立东海缘。果蔬遍野,未黍连阡。勖哉我同学,科学宜精研。拓经界,均地权,报国效殖边。农工并进,服膺拳拳。”反映了国富民强以农为本的思想,也对学子们提出了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殷切希望。歌词催人奋进,发人深省,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农学院学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自己的贡献。严家显先生短暂的一生,为报效祖国,历尽艰辛。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他毅然回国,创办了福建省立农学院,之后又到复旦大学农学院主持工作,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严家显院长虽离开了我们,但他为福建农业教育和农业发展所做的贡献,他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我们将永远铭记。让我们以严家显院长在福建省立农学院首届毕业生毕业纪念册上写的序,来回顾农学院的创业历史和严家显院长的艰辛与快慰。“溯余来主院务,四更寒暑,受命于战时肇创之秋,着手维艰,用心良苦,谬以先觉自期,抱乐育之志,敢辞劳怨,但矢精诚,幸得斩除荆棘,渐具规模,间虽限于环境,事与愿违,然每念当年荒僻村墟,顿成此日巍峨学府,举凡一瓦一椽之营建,一事一物之安排,则何莫非心血之结晶,况眼前桃李,初熟有收,能不沾沾自喜,以为快慰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