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鬼之声>序》（1907年），《<行乐图>后记》（1912年），《<碧芙蓉>后记》（1912年），《<明月亭>后记》（1912年），《<江上月>后记》（1913年），《<云外运>后记》（1914年），《<金刚门>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