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及近代纺织业发展连系

一、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传统纺织危机的产生和危害

“天子躬耕，皇后亲蚕”。自古以来，纺织生产一直被作为统治阶层立国的重要经济支柱而加以保护和重视。在历史上，中国是世界纺织生产的强国，一直到１９世纪初期，中国土法手工纺织品和传统植物染料靛蓝还大量出口欧洲。１８世纪，英国依靠机器纺织工业积累的大量资金和技术，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崛起。１８４０年英国侵华战争的直接导火线虽然是鸦片贸易，但实际上英国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市资本家早就要求英国政府用武力打开中国纺织市场［１］鸦片战争后，洋商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低税率和倾销政策等手段，开始向中国倾销机器纺织品，洋商用土布三分之一的价格将洋布卖给中国人民，舍土布而着洋布者比比皆是，并从沿海而逐渐及于内地。诚如郑观应所说：“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２］纺织品进口速度日增，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总值从鸦片战争前的白银年４０余万两猛增至战后的１　０００万两，到１９世纪中叶已达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万两，到９０年代初，棉纺织品进口总值竟达５　２７０余万两［３］，仅次于鸦片的进口数。同时期，印度的传统经济因遭到英国纺织品的巨大冲击而衰败，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４］。在纺织繁盛之地江西抚州，一个传统家庭妇女手工纺一匹布可卖两千文，足以应付家庭日常花销，而进口纺布，一匹只卖６００文，质量却远胜土布。到１８８５年，纺织品进口总值已超过鸦片占第一位，不仅大大冲击中国传统的土布生产，致使大量的手工纺织业破产，农村纺织劳动力过剩，白银大量外流，传统经济遭到沉重打击。

二、李鸿章的三上《织布局折》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建和发展

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３日），李鸿章上表《试办织布局折》，对近代中国纺织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做了全面论述。为了保护中国机器纺织发展，奏折提出给民族纺织专营十年的优惠政策，对机器纺织产品，“如由上海迳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溉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５］。这说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政府从一开始就从国家决策层面出台一系列支持机器纺织的发展政策，奠定了近代纺织业发展关键的第一步。上海机器织布局创设于１８７６年，实际筹创始于１８７８年，１８９０年投产。由于李鸿章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淮系要员杨宗瀚等人的努力，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０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达１．２万两，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的非常成功。在李鸿章上奏《试办织布局折》后，淮系官僚上海道台合肥人龚照瑗呈请李鸿章奏准设立华新纺织新局，参与者有淮系幕僚严信厚等人，严信厚一直担任总办一职。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成功，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遂令出使英国大臣薛福成速购新式细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白银７０余万两。该局被焚后，李鸿章并不气馁，急图恢复，光绪十九年十月（１８９３年４月）李鸿章又向皇帝上《重整上海织布局折》［６］，再一次提出采用机器纺织以敌洋布，并上奏积极推荐淮系洋务大将盛宣怀来经营。“谋始图成，得人尤难”。盛宣怀果然不负鸿章期望，进行了大胆改革，为改变织布局的官僚气息，盛宣怀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将局改厂，改称“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雄心壮志，计划华盛开１０家分厂，纱机３８万锭、布机４　０００张，后来华盛实际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开设了７家分厂，还控制因管理不善而经营困难的华新纺织局（后改华新纺织厂），到１８９５年纱锭总量实际约２１万枚，布机２　３００台。盛宣怀在华盛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李鸿章。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年３月２８日，李鸿章乘热打铁，再奏《推广织布局折》［７］，除向皇帝奏明上海机器织布局从建立到焚毁又到规复的情况外，又依盛宣怀之意，将华盛规划的３８万锭棉纱、４　０００张织机加上张之洞的湖北纺织局的２万锭棉纱、１　０００张织机，共４０万锭和５　０００张织机作为今后十年纺织行业的最高投产限额，加以保护。奏稿中还强调“将求种棉之法，徐图纺织细纱原布，以期开拓利源”，以求棉农结合，更好地推动纺织生产。此时银元贬值而英镑升值，购买进口设备花费巨大，又担心洋商自行在华设厂，与华民争利。李鸿章忧心忡忡，奏稿中甚至出现“此臣所以日夜筹维，力图振兴，而不敢中止也”的紧张情绪。李鸿章的这篇奏稿上了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起因之一是日本新兴纺织资本家要求掠夺中国原料、市场和在中国拥有开设工厂特权。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努力。甲午前外资投资纺织业得到严厉控制，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纺织产业保护条例自然失效，外资果然大量在中国设厂，中国初生的机器纺织业面临外资纺织业的全方位围剿，困难重重，中国近代机器纺织第一个发展阶段告一段落。但毋庸置疑的是，李鸿章的以上三篇关于创建机器纺织的奏折在中国近代纺织发展历史上具里程碑的意义。

三、淮系集团的努力促进近代机器纺织的全面进步

１．盛宣怀与“华盛纺织”

盛宣怀，江苏常州人，长期担任李鸿章幕僚。李鸿章苦心筹划的上海纺织机器局由于一场大火毁于一旦，盛宣怀接受了李鸿章的任命，并按李鸿章“建厂开工，稗昭迅速”的要求，积极多方筹备。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０日，盛宣怀向李鸿章递交了《规复机器织布局禀》，迅速处理好火灾遗留问题，紧锣密鼓地进行规复，成效明显。１８９４和１８９５年华盛经营良好，华盛总厂及其在上海、无锡等地的裕源、业勤等七家分厂，是近代纺织业创始时代的代表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创办者和经营者基本是李鸿章淮系幕僚人物，著名的如杨宗濂、杨宗翰、龚照瑗、朱鸿度等。

２．周学熙与“华新纺织”

周学熙（１８６６－１９４７），安徽东至人，李鸿章幕僚、清末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的第四子，我国北方近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人，与南方实业家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出口减少，一时货源紧缺，周学熙着手组织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１９年正式成立，两个月即获利１０万元；１９１９年３月至１９２０年２月计获利１３７万余元。此外，周学熙还先后在天津、青岛、唐山等地建厂。天津华新纺织厂创办后，对北方的棉纺织业起了推动作用，先后在天津建起纱厂５家，在济南建起纱厂３家，奠定了北方纺织业的基础，与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了有力的竞争，既为国家挽回了利权，又打下了棉纺织业的基础。１９１８年，周被任命为全国棉业督办。他制订《整理棉业计划四条》，提出改良棉种、培养技术人才、成立棉业公会等措施，并成立了长芦棉垦局，开始大规模植棉。

３．张謇与”大生纺织“

张謇，江苏南通人，早期为淮西将领庐江人吴长庆和李鸿章幕僚桐城人孙云锦（后任开封知府）幕僚。１８９４年在南通设立大生纱厂，１８９９年投产。张謇注重棉花种植生产和机器纺织之间的关系，１９０１年建成通海垦牧公司，以棉纺织为核心建立了从棉花种植到机器纺织和纺织机械的大型集团企业，１９１３年，张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制定民族纺织保护条例。“大生纺织”是近代纺织第二个黄金时期的代表性民营纺织企业。

４．薛南溟与“永泰”丝业

薛南溟，是薛福成长子。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中举，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他以候补知县衔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光绪二十二年与周舜卿合资五万两白银，在上海七浦路开办水泰丝厂。由于注重工厂管理和工人技术训练，重视产品质量，精选优良茧子，终于缫出“金（银）双鹿”牌优质白厂丝，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至光绪末年，该厂已拥有４８０台缫丝机，在厂职工１　０００余名。所产“金双鹿”丝曾获美国纽约万国博览会金像奖。薛南溟病逝后，其子薛寿萱努力经营，很快登上“中国丝业大王”的宝座。

５．陈惟彦与安徽裕中纺织

陈惟彦，安徽石台人，１８８４年入李鸿章幕府，和张謇是儿女亲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国纱布进口锐减，陈惟彦产生在芜湖创办纱厂的想法。芜湖当时是安徽最大通商口岸，交通便利，附近盛产棉花，具有发展纺织工业的良好条件。１９１６年，陈惟彦以振兴实业为名，创办裕中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向英国订购机器，１９１９年投产，生产“三多”、“四喜”牌粗纱，揭开安徽近代机器纺织序幕［８］。

四、李鸿章创办近代纺织的历史价值

１．建设纺织工业的富国思想与近代工业化全面推动的不谋而合

李鸿章关于建设机器纺织工业的富国思想是在洋务运动中逐步形成的。洋务运动早期，李鸿章认为“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省人物之劳”［９］，局限于采用机器纺织能够节省劳力，提高生产效率的初步认识阶段。后来逐渐认识到利权的争夺关系重大，李鸿章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而中国若不早图变计，“以贫交富，经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反映了洋务派民富才能国强的观点①。李鸿章在《试办织布局折》中强调“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要益固”，更加鲜明地指出民富才能国强和兴办纺织业对于民富的重大意义。李鸿章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受到西方经济价值观念的影响，看到西方皆以工业立国而富强的事实。纺织行业本身能广泛解决就业以利民生，产品又是大众必需品，如销售顺畅便能迅速收回投资。发展机器纺织对洋务民用企业的采矿、铁路、航运都有极大的推动，纺织还直接影响中国农村广大的种植业，意义深远。１８９４年，就在盛宣怀重建华盛纺织已有起色，李鸿章再奏《推广织布局折》的时候，杨经、杨纶还建议盛宣怀开展机器印染，进一步完善机器纺织产业链以争取利源，可以说近代纺织发展正按照正常的轨道在进行［１０］。在近代经济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就是从纺织行业开始而开创大工业时代，现代工业发达国家几乎都是以发展纺织工业来积累资本以实现工业化。鸦片战争前，英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纺织生产强国，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由于大力引进英美机器纺织而迅速完成初步工业化。李鸿章具有当时士大夫中少有的远见卓识，力排众议，大力举办机器纺织，还亲自为纺织企业题写厂名，对于纺织企业的财务、人事、商务等等方面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足见其对纺织发展的殷殷关切之心，无形之中在淮系幕僚中引起重大反响。当时社会上有识之士之中也对李鸿章的纺织建设成就高度认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青年时期就曾上书李鸿章，赞赏李等洋务派“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李鸿章之后，淮系幕僚相继创办了众多的纺织企业，到１９１３年纺织工业在整个工业经济中占了投资总额、厂数、从业人数三项第一［１１］。这些企业以“华盛”、“华新”、“裕中”、“裕源”为名，反映了洋务派希望积极通过兴办民族纺织工业以争取国家利益而富民强国的思想，而当时纺织工业的实际进步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近代中国工业化似乎在这个节点出现了曙光。

２．实现纺织技术的历史性进步

中国手工纺织历史悠久，由于中国土布的价廉物美，一直到１９世纪初期都是出口的大宗商品，现代机器纺织的成果在中国并没有得到体现，中国的手工纺织技术依旧顽强地生存，手工纺织生产由于中国劳力的低廉和机器纺织的刺激甚至在局部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现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自然无从谈起。由李鸿章倡导的机器纺织工业，在纺织技术进步方面无疑是彻底的革新，其中淮系集团把持的上海机器纺织局是当时引进技术最成功的企业。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技术力量开始出现，纺织技术得到飞跃发展。这种进步是一次性突破的，从现代机器纺、织、染技术引进的角度无疑是成功和低成本的，上海机器纺织局的机器甚至使用至上世纪９０年代的限产压锭时代。自李鸿章倡导近代机器纺织以后，沿袭数千年的中国手工纺织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几代纺织科技人才的努力，特别是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建立了独立的纺织工业体系并加以保护，终于在２０世纪末完成机器纺织技术的赶超，中国成了世界第一纺织大国。纺织工业为中国工业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３．推进中国现代纺织基地的形成

淮系集团创办的纺织企业在运营、产品质量等方面领先于当时其它洋务集团，湘系集团左宗棠在甘肃兰州主持织呢局，经过两年艰苦筹备和生产，其产品“几乎完全不能出售”［１２］；１８８３年织呢局锅炉爆炸，彻底停工。另一洋务主帅张之洞在武汉筹建湖北纺织四局，因筹款困难、资本不足、管理不善等原因，四局共欠款近１７０万两，企业衙门化，管理混乱，生产难以为继，连年亏损。相比之下，从李鸿章筹办上海纺织机器局一开始，就注意用人和筹款两项办厂要点，筹建初期，接连撤掉总办彭汝琮和龚寿图、龚彝图兄弟，启用马建忠、杨宗濂、盛宣怀等洋务人才。在１８９３年上海纺织机器局毁于一炬后，李鸿章又力图规复，体现了李鸿章对兴办机器纺织的高度重视和坚持，日后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纺织基地，纺织行业一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始终是上海的第一大产业，为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做出彪炳史册的贡献，淮系集团在天津、青岛等地也极力推动机器纺织的发展，形成了近现代中国著名的“上青天”（上海、天津、青岛）纺织基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和壮大，功不可没。

４．启示纺织工业和民生民富的重要关联

李鸿章从民生和民富的角度大力推动现代纺织的发展，从结果上看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影响深远，至今仍然具有许多现实意义。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民生和就业一直为党和政府重视。纺织业是我国单一用工最多的行业，纺织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国际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在繁荣市场、扩大出口、吸纳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镇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把纺织行业上游的种植、化纤化工、机械和下游的服装、商业综合计算，纺织业产值也远远超过现在时尚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当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内经济受到影响，中国立即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纺织是较早提出振兴的产业之一，可见其对于国家工业而言现在仍处于重要地位，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中国本身的消费能力巨大，纺织产业完全可以借助技术升级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纺织工业是关系民生民富的重要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