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日本形象思考

1概述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关于对异国形象的描述，这一形象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个形象存在着社会集体想象成分，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与异国关系的加深不断完善、变化的。而且不同时代的作家所塑造的异国形象都有社会集体想象、个人情感渗入其中影响其作家的创作其中。中国和日本两国隔海相望，交往历史可上溯至两千年前的汉代，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包括正史，文学作品，以及其它大量的文献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人物等方面对日本进行书写，构成了极为丰富的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2中国唐之前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历史达两千多年，最早如传说中徐福东渡求不死药的故事，虽为传说，但说明当时中国人对大洋彼岸已有了初步认识。中国正史首次为日本立传者为晋初成书的《三国志》，《三国志•倭》全文约两千字，概括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地理、风俗等内容，如地理中“，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多森林，少良田，盛产异果珍木。风俗中介绍了日本的异俗、衣着、饮食等。此后，在中国历史文献及文学作品中关于日本形象的描写大量出现，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清代以前，由于中国文人无法横渡大洋到达日本本土，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主要是文人的想象，再有就是通过来自日本的僧侣、学者、使节、商人等。对日本地理山水，大多通过想象或日本人的介绍而产生“想象”性描述，日本岛屿常与海外仙山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成为日本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到能够横渡大洋，中国文人可以亲赴日本，在日本岛屿上，他们亲眼观察日本社会，熟悉日本历史，体验日本风俗民情，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日本形象想象成分就少些，更接近现实中的形象。唐代以前，中国对日本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形象。日本人形象被想象成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长寿的仁者，另一类是人身狗头的兽类。当时，日本人形象还有相反的一面，即怪异的异类形象。这两种不同的形象，只能说明当时中国古人对日本人的认识比较模糊，可以这样认为：唐代以前，由于日本地域形象的不确定，日本人形象同样无法准确确定。不管是文化地域概念上的“东夷”，还是史书中记载的“女国”，只是大体上与日本岛国有某种联系，无法确指。唐朝的日本人形象，已经完全走出了幻想中的异类。来唐的日本人，包括使节、僧人、留学生等都是文人，和唐代文人有过密切交往，王维、李白都有送日本友人诗。李白的《哭晃卿衡》实为悼亡诗。

3中国宋、元、明、清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宋代日本人形象是在唐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宋史》里记载的是好仁礼让的日本人。宋代文学作品中较多出现的是儒雅诚信的倭僧，表现了日本僧人对佛教的感情，为佛教献身的精神。如《鹤林玉露》记载日本僧人安觉刻苦修佛的事迹，安觉为了修佛，留居中国十年，“其视此僧，殆有愧色。”可见，安觉在当代文人中的影响。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出现了日本奸商的形象。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交往宋代更繁荣，但中国古代重农轻商，唐代写商的诗文很少，在宋代这类诗文较多一些，但宋代诗文中的商人形象多为负面形象，只图暴利、奸诈狡猾、凶顽好斗，如方夔[kui《]续感兴二十五首•十六》中就有日本奸商的描写。这类奸商形象，在元代文学中逐渐转化为倭寇形象。到了元代，中国与日本交恶，两次征倭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但民间交往并没有停止。元代与日本的关系也是通过贸易与佛教实现的，因此，元代诗文中也有日本僧人形象，这些僧人来中国的目的不是学佛，他们朝圣、收集佛典文物、游历名川大山，同时，还向中国学习建筑、书法、绘画艺术，学习印刷技术。与宋代日本人形象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元代诗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倭寇形象。

这一切都反映在诗文创作中。日本形象发生巨大变化，从仁者转化为“异类”。元代文人作品中，出现了很多异类形象的倭寇。与唐前形象相比含有更多的社会、伦理意义。李士瞻《次荆门》中描写了异类日本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的倭寇，大多强悍枭勇，习水性，善于进攻，相对于元军，他们的器械更精良，极大地伤害了元人对日本人的感情，丑化的日本随之出现，中国人观念中的“小日本”即在这时形成。“小日本”形象含有弱小、贫穷、强悍、凶顽、贪婪、无礼等贬义。明朝以后，与周边各国逐渐建立了朝贡关系，惟有日本不肯。在明成祖时代有了间断的朝贡，但日本与明的朝贡是建立在日方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朝贡存在与否是与日本有利无利相关。同时，倭寇之祸明代最为惨烈。明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与元代相似，一方面是极尽诋毁的丑类，另一方面是天性未泯的日本僧人。但也有所变化，元代日本僧人被理想化，明代的日本僧人理想成分减少，对倭寇则有从异类向兽类转化的趋势。如王恭《赠倭僧》，真切地表达了日本僧人的思乡之情。明代文学中，日本僧人形象没有被异化，他们仍然知礼、用心专注。明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倭寇之患的文字最多，倭寇穷凶极恶，对社会危害最大，这也是明代文学中主要的日本人形象。这些日本人在东南沿海坏事做尽，抢掠财物、洗劫城池、残害无辜。

在明代文学中，倭寇的兽性出自天性，这样日本人形象又一次发生变化，成为兽类。清代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和明代比有明显的变化。仁义尚存的日本人形象较少出现，明代虽有描写倭寇的文学作品，但数量不多，到了清代描写倭寇的小说大量出现，如《孝义雪月梅传》、《绿野仙踪》、《花月痕》、《品花宝鉴》、《野叟曝言》、《笔梨园》、《补红楼梦》、《绮楼重梦》、《续金瓶梅》等。小说创作使倭寇形象更加鲜明，并且以情节化的方式塑造了丑类化的倭寇形象。这也是小说创作形象塑造的内在需求所致。清代小说中，倭寇形象一方面淡化了此前“矗尔小国”中的弱小意义，更加突出了倭寇的凶狠。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凶悍顽勇的倭将，可见倭患的规模，再有就是异类的淫倭。倭寇侵犯中国，除了抢掠外，总是与奸淫中国妇女联系在一起。如《孝义雪月梅传》、《野叟曝言》等作品中都有淫倭的描写。

4结论

综上所述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文学中日本人形象的变化过程，唐前是想象中的异类、野蛮人。唐代日本人被复原到人类形象，到了宋代文学中出现奸商形象。由于元代中国与日本交恶，因此出现倭寇的形象，到了明清两代，日本的仁者形象逐渐淡化，倭寇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要日本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