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学术研究存在问题分析
1.历史回顾
中国比较文学是同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同步发展,在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在座的许多学者,都先后投身于它的复兴与开拓,见证了它的成长和发展,体验了它的历程和甘苦。
1.1我们拥有一支相当稳定、学科专业意识很强的比较文学教研队伍
我们学会的会员数始终保持在千人左右,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个学校的教研骨干、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和政府咨询顾问,而我们老当益壮的教授,仍在辛苦笔耕、舌耕。据不完整统计,我们还培养了硕士674人和博士百人以上,以及一批博士后(据94所高校中56所公布的数字)。我们的队伍是老中青结构合理、又后继有人并齐心合力的教学研究团队。
1.2我们成功举办了8届全国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年会主题从开始两届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文学的空间与局限”,到七、八两届的“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与当代人文精神”,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从复兴到发展、从摸索到成熟、以及与国际学界接轨并彰显自己特点的步步台阶。而且我们的前后两任会长,杨周翰和乐黛云,以及孟华、刘象愚等教授都参与了国际比协的理事会工作,协助香港国际比协大会的召开,成功举办国际比协理事会北京会议,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3学科体制化建设趋于成熟完善
我们有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学校在160所以上;出版教材81部,其中国家级优秀教材1部,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的教材8部,被命名为“面向21世纪系列”的教材6本。凡此表明,我们的学科建设正走向优质前列。此外,我们还具有稳定的专业杂志和报纸:《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比较文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跨文化对话》、《海外华文文学》、《文学与人类学》等,而且每年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数量稳定,质量不断得到提升。据不完全统计,1978至2005年,出版著作1129部。其中获得省部级奖或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均达57项以上。在这30年中,我们的比较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犹如人的成长,今已进入而立之年,并正向不惑、知命迈进。
2.教学业绩
2.1教学业绩
我们的教学,经历了从1978~1985年的高校教师自发的教学草创、1986~1996年的纳入国家教学体制、以及1997年到现在的学科建制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而且都与高校教改和体制化建设紧密相连,突出表现为六事件:
(1)1985年,经国家体改办批准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杨周翰、乐黛云两会长和大家的努力下,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最为活跃的学会之一。也就在这一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国内外正式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
(2)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读书》杂志联合组织了全国比较文学著作评奖活动,10多家新闻出版单位参评,30多部著作获奖,扩大了社会影响。在同年由国家教委制订的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中,正式列入了比较文学专业;
(3)1993年,北京大学获批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展至今已有26所高校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生。而四川大学和首都师大还分别成立了招收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专业;
(4)1997、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二级学科,并将比较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奠定了比较文学在高校文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5)获得了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即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又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天津师大、上海师大等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6)1985年、1987年和2007年,分别于深圳、青岛和成都举办的全国高校比较文学师资或骨干教师讲习班,为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和学科的学术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充分反映了我们学科发展并非大起大落,而是稳步向前地建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学科之一,并在国际学界也呈现为“风景这边独好”的一大特点。
2.2学科建设的主要收获,体现在教材编写和学科理论的建树上
1978年,杨周翰教授就首先提出要编写有“比较法”的文学史教材,后来又明确主张“要求有一部特别适合青年阅读的有关比较文学的著作”。经历了80年代的大规模引进、90年代的小规模更新和新世纪的大规模求新等3个阶段之后,从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出版至今,我国学者已编写出版了教材79部、资料汇编20余种,撰写探讨学科基础理论的论文数以百计。我们在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既努力保持与国际学界、国际话语的密切沟通,又致力于摆脱以西套中、以中就西的言说模式,继承传统,容纳新知,丰富更新了比较文学的内涵:首先是认真探究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问题,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基于“跨界”(跨文明、跨文学、跨民族、跨学科、跨语言等界限)且以“跨文化”为准的综合性文学研究学科的共识;其次是着力探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基点———可比性和研究视域,并将之学理诠释为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到了学科基础理论与具体教研实践的良性互动;再次是我们一直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外部和自身的挑战,使得每一次“危机”都转为本土化的“生机”。乐黛云多次论证并确立的“和而不同”理念,严绍璗、曹顺庆先后提出的“变异学”命题,以及关于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学派”、“失语症”等问题的争论,激活了学界的探索与创新。
2.3反思目前在教学方面有待我们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1)“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由于它们是高校传统中的两门不同课程,因此如何使二者结合并相得益彰,期待大家的探索;
(2)课程设置的多样化和学术的规范化、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与学科性质的国际化等,它们如何结合创新、如何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等问题,还有待深入解决;
(3)目前,硕、博士点数量和硕、博士生的数量都大幅增长,但如何培养和造就本专业人才的学术水准和创新能力,则是我们应念念不忘并苦苦追求的重要目标。
3.学术成果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最大得益是,既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精品力著的问世,又有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等前辈专家的身体力行,他们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开启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今,我们已拥有学科理论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文学人类学、形象学、译介学、生态文学批评、宗教与文学关系等多个稳定的传统学术方向和新兴研究领域,其领军人物和活跃在学坛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中坚力量,预示着我们学科的未来后继有人且兴旺发达。
3.1传统方向
号称三大研究的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和华人流散文学研究,是我们比较文学复兴时就有的传统研究方向。以下分别作简要阐述:
3.1.1国际文学关系研究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的意义,钱钟书先生早在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循此,大家渐次深入文化层面,或抉隐钩沉、考辨梳理、还原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新文学的发生去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变异转化、作出新的诠释和认识等,成果丰硕,人才济济。难能可贵的还有3点:其一,对“异国形象”的关注研究,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而到当代,因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使之体系化为“形象学”的研究。孟华教授是其在国内学界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周宁教授的成果令人瞩目,而张哲俊、蔡春华、高鸿、马丽莉等一批青年学者的著作,则反映了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其二,许多学者在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还对国际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严绍璗教授提出在民族文学视野下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的“文学发生学”,是在确立“文学变异体”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历史文献实证和多维理论分析来还原“文学变异体”产生的历史场域,其对切入焦点的拷问启示和破解疑难的学术自信,显示了其敢于理论创新的魄力;其三,严明、孙逊、宋莉华等从事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教授,运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所进行的东亚汉文学和诗学比较研究,不仅都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省部级奖,而且还对我们开拓学术研究增长点富有启迪。
3.1.2比较诗学研究
我们30年的比较诗学发展脉络,可分为3个阶段并各有标志性成果问世:(1)1978~1988年是其开创与奠基阶段。重要论著有:1979年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81年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周发祥《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1988年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等,为比较诗学研究做出了坚实铺垫;(2)1988~1998年是其体系化尝试阶段。主要著述有:1991年黄药眠、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卢善庆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1992年周发祥与陈炎合著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1993年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1994年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等。上述著作既有对中外诗学比较的逻辑起点、可比性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有对相近诗学范畴和命题作横向比较和具体探究,并将比较诗学研究引向深入;(3)1998~2008年是比较诗学的多元拓展阶段。主要成果是饶芃子、周宪、曹顺庆、余虹、杨乃乔、陈跃红等人的相关论著。其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如曹顺庆的《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1998年)不惟探讨了比较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还突破了囿于中西的惯例,把研究视野拓宽至印度、东亚和阿拉伯等文论领域;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日益丰富,如王岳川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系列研究,王宁对后现代文论的系列研究,戴锦华对电影文本的文化诠释,王一川的形象学诗学研究等;其研究的层次不断拓展,既有兼具系统性、导论性和实践性的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又有对诗学比较研究作哲学思考的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等。可见,比较诗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并渐入佳境。
3.1.3华人流散文学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80年代,从台港文学引发的最早关注东南亚文学,再发展到对北美、欧洲、澳新等区域的海外华文文学或华裔文学的全面研究。从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研讨会算起,至今已召开了14届全国性学术年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原先囿于中文或外文的二分研究出现了交叉和汇合,打破语言樊篱并扩展为跨语言界的华人流散文学研究。而且,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先后建立了海外华人/华裔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其研究对象也转为对“华人流散文学”的总体观照。饶芃子、刘登翰等教授撰文,主张从诗学层面入手来建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理论,获得了同行学者的积极呼应,并提出了有关华人流散文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诸如华人文学的本土性、流散性与现代性问题,海外华人文学的世界性、边缘性与跨文化性问题,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化诗学和艺术审美问题,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及其建设问题等。这是既同国际流散文学研究同步、又具中国比较文学本土化特点并富有问题意识的学术方向。
3.2新兴领域
3.2.1文学人类学研究
从1987年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中译本问世以来,各地出版社相继推出人类学译丛、比较研究丛书和民俗文化丛书,促进了国人知识结构和学术理念的更新。进入90年代,学界对相关译介引进加以反思,提出了本土发展的新目标。《文艺争鸣》、《上海文论》、《文艺研究》等杂志先后组织了专题论坛或专家笔谈,以推介这一边缘学科的动向与成果。1991年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首次尝试对其在我国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而萧兵、叶舒宪、臧克和等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徐新建主编的西南研究书系,彭兆荣教授主编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等,是有相当份量的学术成果。1997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级优秀教材《比较文学》,书中增设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专章,这表明:文学人类学研究已从边缘登堂入室为学科的新兴教研领域。迄今为止,文学人类学学会已先后举办三届年会。萧兵、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在新世纪又先后推出了20余部学术力著,一方面凸显了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高度自觉、大胆探索及宝贵经验,也体现出知识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创新动力及其影响:既启发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再认识、人文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又坚持学术研究与现实责任相并重。其敏锐回应包括四川地震等社会现实问题并获取社会效应,是其最大的亮点。
3.2.2译介学研究
“译介学”作为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专门术语,80年代就已出现在《比较文学导论》和《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中。之后,谢天振于1994年推出其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又在国家级优秀教材《比较文学》中,以两万字的篇幅推出“译介学”专著。接着,他又接连推出两本专著《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和教材《译介学导论》。在这些论著里,他对译介学理论作了比较深入和完整的阐述,并完成了对译介学理论的基本建构。近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王宏志、郑海凌、许钧等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探索;卫茂平、王向远、谢天振、李载道等编著了文学翻译史或翻译文学史;而在个案研究方面,王友贵、廖七一、宋炳辉、郝岚、杨柳等人对林纾、周氏兄弟、胡适、林语堂等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也均作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论述。
3.2.3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
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近年来受到普遍重视、并产生了学术影响。以季羡林、张中行、蒋述卓为代表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奉献的是数年一剑的厚实著述。而刘小枫、杨剑龙、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杨慧林、刘耘华、张西平等进行着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朱维之、梁工的《圣经》与西方文学关系研究等,则拓展出中西宗教文化文学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众多增长点。严家炎教授主编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是中国文学与佛学、基督教、伊斯兰文化等多元关系探讨的新成果。
4.反思不足
同样,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1)比照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前辈学者,今天的研究者虽然知识装备已有明显改善,但仍然存在理论与功底学养的差距;(2)基于实学又高屋建瓴,既有原材料新发现、又有理论方法创新突破,并被兄弟学科和学界公认的精品力作仍然不多;(3)抵制不良时风、甘于淡泊寂寞、求真务实的优秀学风,在当下尤须坚持和提倡;我们团结和谐的学科传统,更须发扬光大,方能共建比较文学大厦。回顾以往,我们为已有的发展和成就而自豪激扬和甘苦同享;展望未来,我们为任重道远而时时勤勉并甘苦共当。让我们沉潜心志,精耕细作,使我们的学科和事业与祖国的发展和昌盛同步向前。我们期望,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问世,并造就更多的名师大家,培养更多的精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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