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分析

一、新时期以来乐黛云教授作为主要学术

带头人与领导者努力构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并使之逐步成熟对于自己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重建中的贡献，乐先生一直非常低调。她总是讲前辈学者钱钟书、季羡林、杨周翰与李赋宁、贾植芳的贡献，对于自己她的评价是“无非是把1949年以来几十年不提的东西重新提起头来”。但实际情况何止是“提起头”而已。她从1980年发表影响极大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开始，特别是从1981年远赴美国哈佛与伯克利专门学习比较文学，整整30年来，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的重建。1984年回国还没有来得及安定，她就于1985年在她任教的深圳大学召开了中国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与秘书长，1989年担任会长至今。在这漫长的30年时光中，她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与领导者，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发展前进的每一步都与乐先生的贡献紧密相关。我个人认为乐先生的最重要贡献是对于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不可代替的关键的作用。当然，比较文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由王国维、鲁迅等人引进中国，但比较文学真正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时期以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学者工作与贡献的结果。乐先生可以说是在当代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是用力最多与贡献最大的学者。季羡林先生说，乐黛云“以开辟者的姿态，筚路蓝缕，谈到了许多问题”，“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门既旧又新的学科的重建或者说新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王瑶先生充分肯定了乐黛云先生“对于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热心”[1]180-184从当代学科体制来说一种学说只有成为“学科”才标志着被主流学术体制认可，也才能够进入高等学校课堂，才能构建自己的课程、教材与队伍。1997年国务院与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确定为文学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2]64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这一重大成就中凝聚着历史，凝聚着无数学者的辛勤劳动，同样也凝聚着乐先生的无可抹杀的劳动与贡献。乐先生在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我们按照有关学科的界定来论述。当代有关学科的理论告诉我们，“‘学科’（disciplines）的定义来源于科学，它涉及这样一些特征：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3]313下面我们就根据这样的标准简要论述乐先生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贡献。第一，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即是指初步建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比较文学范畴体系。在这一方面乐先生及其同道通过30年的奋斗的确已经初步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将其概括为内涵论、发生论、基本原则论、中心论与价值立场论等五个方面。当然这些理论范畴的提出与丰富是一种历史继承与借鉴的结果，但乐先生作为新时期比较文学的主要学科带头人的独特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内涵论”就是指中国当代比较文学不同于西方盛行的“影响说”与“平行说”，而是强调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文化的文学比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比较文学还仅仅局限于西方文化体系内部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的作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L.Weistein）教授仍然认为东西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是不可行的，比较文学只能在同一文化体系内进行。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有了很大的变化。[4]2乐先生曾经将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同一文化体系内的“影响研究”为主，这就是所谓的“法国学派”；第二阶段是以并无直接事实关系的“平行研究”为主，就是所谓“美国学派”；第三阶段是跨文化研究。她指出“这是比较文学正在经历的现阶段。中国在这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又说“中国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集中表现者”。[5]将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内涵确定为“跨文化比较文学”首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哲学与文学领域开始由工业革命时代的“主体性原则”发展到后工业革命时代的“主体间性原则”，“跨文化比较”就是这种“主体间性”的集中表现，是对于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解构，代之以“文化间”的崭新关系，实行平等的交流对话。同时，这种“跨文化比较”也适合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

因为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的振兴，必然需要一个文化的振兴，只有在平等的“跨文化比较交流”中，中华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从而走向新的振兴。确立这样的“中国比较文学内涵”实在是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乐先生还由此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包括“学科间”的崭新内涵。她认为“探讨和研究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文学与自然科学的互动关系方面，近来有较大发展”。[4]82为此，她论述了文学与进化论、心理学、老三论、新三论，特别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熵理论的关系。从这些自然科学理论中吸收文学建设的营养，说明乐先生开阔的视野。“发生论”是关于中国比较文学发生的理论。乐先生明确地指出，“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与社会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组成部分”。[5]她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发源于20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图强求变，希图通过文学的变革带动社会变革之时，是中国社会变革与文学变革的一种内在的需要。它不像西方比较文学完全是一种文学内部的纯学术的“学院现象”。这就将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发展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联系到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发展也同样是与社会的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联的。这不仅将比较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西方加以区别，而且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发展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乐先生的社会使命感。她总是记得英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

乐先生希图通过“跨文化比较”的途径，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使中华文化在不久的将来走向振兴繁荣。所以她在描述了所谓“美国梦”与“欧洲梦”之后更加坚信会有一个无比美丽的“中国梦”，即中国文化与民族走向振兴繁荣的美好的未来。这正是乐先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基本原则论”，是乐黛云比较文学理论的核心所在，是她30年来用力最多之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她将这种多元共存概括为“互动认知”，是从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他者”的角度来反观自己，“我眼中的你，你眼中的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对自己的认识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飞跃。这实际上是一种认识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互动中才能前进与提高。她认为，“这就是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根本原理”。[5]她在很多场合对于这种“互动认知”的“多元共存”原理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讲解和分析，将其提高到哲学转型的高度加以认识。她说，“20世纪后半叶，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转型”。[4]74由过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转向“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由过去的“主客二分”转向“中心的消解”。她说，“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埃柯在1999年纪念波洛利亚大学成立900周年大会的主题讲演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4]75乐先生认为与此相关，同过去的“划一原则”相对提出了“他者原则”；同过去的“普适原则”相对提出了“互动原则”，“总之是强调对主体和客体的深入认识必须依靠‘他者’视角的观察与反思”。[4]76乐先生将这种“多元共存”原则，更进一步放到广阔的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之上来认识。她认为首先是殖民统治的崩溃使得各独立国家都有了彰显自身文化的自觉性；其次是当前国际形势是文化间的冲突由上世纪的日益严重到逐步缓和，为文化共生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最后，她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既是一对矛盾，又是可以共存的，这就是“文化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因为，乐先生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从来没有将一个民族文化加以消灭的先例，文化只能永远共存于一个世界。为此，乐先生明确地既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同时也反对文化割据主义，这两种极端的政治文化思潮已经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应该加以摒弃，走向文化的多元共存。

特别珍贵的是乐先生运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理论对于“多元共存”的原则加以阐释。她说“对于处理这一复杂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原则或许是一个可以提供重要价则的文化资源”。[4]35她将“和而不同”原则阐释为“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产生新的事物；“和”的主要内容是“适度”等等。而其根本内涵则是“和实相生，同则不继”。这是乐先生的一种中西互释的可贵尝试。当然，为了进一步阐释自己的“多元共存”原则，乐先生还借用了哈贝马斯的“交流对话”理论，对于哈氏的“正义原则”与“团结原则”进行了借用与阐发。“比较文学核心论”。乐先生指出，“回顾近20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理论成为比较文学的核心并不是偶然的”。[4]11她从历史的回顾中历数了近年来从福柯、巴赫金、本雅明、赛义德、斯皮瓦克、杰姆逊与葛林伯雷等人的文学理论如潮水般涌进中国两岸，用以阐释中国文学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乐先生在不排斥存在“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现象的同时总体上给予了肯定，认为“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并且经过“过滤、改造、变形”已经“中国化”。同时，也在西方出现了对于对方文化与文论重视的情况。由此，乐先生认为“文学理论和方法最具有国际性，而国际性的基础又正是民族性。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最容易把比较文学学者凝聚在一起并进行有效的对话。因此，文学理论理所当然地在比较文学中占有着核心的地位”。[4]13这就告诉我们中西比较诗学必然成为比较文学的核心，从而提出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问题。对于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乐先生认为根本问题是“话语”问题。她说“无可否认，中西比较诗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这就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话语（discourse）问题”。[4]109她认为，既不能完全运用西方话语导致民族优秀文化的流失，也难以找到全然与西方无关的本土话语，为此只能努力寻求一种带有基础性的“中介”。她说，“在中西诗学的对话与沟通中，既不能完全用西方话语，也不能完全用‘本土’话语，如何走出这一困境？途径之一似乎是寻求一个双方都感兴趣的‘中介’，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在平等对话中进行讨论”。[4]110她认为，什么是文学、语言和意义、社会和自我、主体和客体、形式和内容、真实和虚构以及继承和发展等等就是这样的“话语”中介。她认为这种“话语间”的对话应该是不以某一方的概念范畴来截取另一方；应有历史的深度；双方选择和汲取的范围应大大扩张等等。乐先生用“镜子说”为我们做了一个中西诗学话语比较对话的示范。

她比较的结果是西方往往用镜子来强调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的逼真，而中国却往往用镜子来形容作者心灵的空幻、平正和虚静，例如西方从柏拉图开始以镜子作为对生活的映照，而中国则是以镜子比喻作品映照作家心灵的“水月镜花”等等。其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的主客二分与中国古代的主客混一的不同，非常有趣。关于比较文学的“价值立场论”，也就是著名的“文化自觉论”。这当然借用了费孝通先生在新时期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但乐先生紧密结合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发。她首先牢牢记住并不断地阐述了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杨周翰教授一再说过的话：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尤其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6]173乐先生将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与发展本国文化的高度自觉性看作是中国比较文学建设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与“基础”。[4]4-5她将这种“文化自觉”概括为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劣；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现代诠释；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等三个要点。这是全面而客观的，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沉睡多年的中国智慧在解决迫在眉睫的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人类灾难中焕发出无与伦比的灿烂光彩”。[4]60作为学科建设的第二个方面是“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如前所述就是乐先生提出了“跨文化比较”的独特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论、世界观与认识论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这种“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跨文化比较”的文学观念。这种独特的方法与观念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其开拓性与创新性自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比较”是针对“禁锢”而言的，意味着一种“开放性”。这显然是对长期以来“左”的文艺思潮的一种冲决，打开了被“文革”禁锢的学术之门，向国际开放，向西方开放，吸收一切我们所需要的理论与学术营养；同时，“比较”也与“中心”相对，是一种全新的“对话”的理念。当然首先是向“西方中心主义”挑战，倡导一种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关系；当然，“比较”也与“静止”相对，是一种发展前进的观念。

因为，有比较才能有发展与前进，因为只有在比较与冲撞中，各种学术理念才能出现新的生机；最后，“比较”也是一种“创新”，它是与“守旧”相对的。无疑，乐先生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中运用了最新的“现象学方法”，因为只有现象学方法通过“悬搁”的途径才能克服工具理性的主客二分，克服各种文化的中心论与偏至论，走向多文化的平等对话。乐先生对于这种跨文化比较方法的提出与运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将其提高到比较文学完成转型的高度。她说，“比较文学完成它在转型时期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实现自身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首先是从过去局限欧美同质文化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展示多方面异质文化交往的研究”。[4]199第三个方面是“建立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在这一方面以乐黛云教授为首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特别是乐先生本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说经过乐先生及其同道的共同努力，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研究队伍不仅具有了相当规模，而且目前已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一支人数最多，能量很大，有一定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的学术力量。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从1985年成立以来，每三年召开一次全体学术会议，目前已经召开了九次，每次参加人数都在300人左右，是各种人文学科学会中参加人数最多的学会；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学科正式被教育部作为独立学科列入招生目录起，中国大多数大学都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有了专门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初步的估计中国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科研与教学的人员应该是达到万人以上。不仅出版了各种专门的比较文学教材，而且有专门的刊物，发表各种论文数量巨大。可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数量较大，水平不断提高的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这与乐先生30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陈跃红教授在《得失穷通任评说，敢为风气敢开先》一文中认为，乐先生30年来实际上将自己的最主要精力都投入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真正投入自己学术研究的时间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乐先生可以说为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夙兴夜寐，不辞辛劳，立了头功，写下了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彩的一笔。正如陈跃红教授所说，“我们更应该对那些舍得牺牲自己个人的成就和声名，从而为一个国家新学术群体崛起和学科建设作出奉献的人们表示更高的敬意”。[1]225何况，乐先生本人仍然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乐先生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自己的科研，那她的成就将会更加惊人。但当我们面对现实时才发现只有这种立德、立功与立言的统一的站在我们面前的乐黛云教授才更加值得我们尊敬。

二、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杰出贡献给整个文学学科乃至人文学科的发展

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是，贯彻始终的强烈的人文精神应成为当代文学学科乃至人文学科建设具有普遍性的重要原则。前已说到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从中国社会与文学改革的需要出发的，因此她的研究工作始终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她深入地分析了当代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是文化多样性的日益削弱与文化本土主义所形成的文化孤立与隔绝，当然还有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泛滥等等。她期望比较文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该“扮演一个十分前沿的角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贯穿着一种“新人文精神”。她说，“我认为文化危机和科学的新挑战呼唤着新的人文精神。所谓‘新’，不仅是指所面对的问题新，而且指人类当前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和过去很不相同了”。[4]197鉴于论题的重要，下面我要不惜笔墨具体地引用乐先生有关新人文精神内涵的论述。她说，“21世纪的人文精神将继承过去人文主义的优秀部分，强调首先把人当作人看待，反对一切可能使人异化为他物的因素；强调关心他人和社会的幸福，关怀人类的发展和未来。它接受科学为人类带来的便利和舒适，但从人的立场出发对科学可能对人类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保持高度警惕；它赞赏后现代思维方式对中心和权威的消解，对人类思想的解放，但同时也企图弥补它所带来的消极方面——零碎化、平面化和离散”。这里，乐先生首先强调了新人文精神的继承性，它所包含的人的生存权以及对于人类福祉的关怀。但更加强调了新人文精神的崭新内涵，即充分认识科学对于人类的造福以及唯科技主义对于人类的危害；后现代思维的思想解放作用以及其导致零散化的消极面。这种新人文精神是与时俱进的，富有时代内容的。乐先生进一步认为，实现这种新人文精神的“主要途径就是沟通和理解：人与人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动态的沟通和理解中，寻求有益于共同生活【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最基本的共识”。[4]198

乐先生将作为“跨文化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提到贯彻新人文精神的最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其重视并投身比较文学研究的最重要原因。当然，贯彻新人文精神的最重要目的是人类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乐先生在最近的几次学术报告中都讲到三个梦，一个是“美国梦”，其本质是“粉碎他人的梦而成就自己的梦”，这种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梦是不可能完美实现的。而“欧洲梦”则是强调对生活质量和个人幸福感的追求，强调人与他人和谐相处从而融入社会交往。这就导致中西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导致文化的多元共存。最后必然会呼唤一个“中国梦”，这是用文化的力量，把大同梦与强国梦结合起来，让中国的文化生根发芽，展开一个新的梦想。可见，乐先生的新人文精神最终是民族与人类的解放自由。这恰是乐先生的终身追求及其比较文学研究的宗旨所在。她将这种新人文精神看作是比较文学的“灵魂”。她说，“这种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也是一切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灵魂”。[4]205启示之二是始终坚持世界视野与中国经验的结合。乐先生从来都强调必须具备广阔的世界视野。包括大胆地吸收进来与勇敢地走出去。在这两方面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都为我国文学学科与人文学科做出了榜样。先说大胆地吸收进来，在这一方面乐先生可以说是我国人文学者中做的最早与步伐迈得最大的学者之一。早在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乐先生就在其成名作《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引进世界先进文化资源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化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她说，“在中国人民看来，想要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从长期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找到新的有力的武器。他们需要越过旧的范围，找到一个可以重新考察，重新评价的立足点，这种立足点不仅在中国是新的，最好在世界也是‘最新的’”。[7]32这样的论断如果放在现在似乎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放在30年前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形势下却是需要有几分胆量与识见才能说得出的。乐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用自己的行动做了大量将西方优秀文学理论引进来的工作。她在20世纪80年代就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此后又先后介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诠释学、叙事学、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等一系列新的文学理论思潮。同时，以乐先生为代表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请进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国外文学理论家讲学，出版了他们的讲演集。使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成为我国研究介绍国外最新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中心之一。而在勇敢地走出去方面，乐先生坚持中国学者文化自觉的价值立场，自觉地做了大量的工作。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乐黛云“奔波欧美之间，让世界比较文学界能听到中国的声音。

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1]185乐先生几乎出席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所有的国际重要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并做了结合中国文学实际的重要发言，引起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她早在1982年就在世界比较文学大会上发表《中国文学史教学和比较文学原则》；1983年发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1987年在美国出版了《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1988年发表《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争论》；1992年发表《中国诗学中的镜子隐喻》；1999年发表《中国传统文学中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等等，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更不用说，乐先生主持的九次国内比较文学大会都要邀请近20名国外代表。乐先生也因此获得一系列国际学术荣誉。她曾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1990年获得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2006年获得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人文学科中在国际学术界如此活跃并具有如此影响的学者是十分罕见的。乐先生的国际影响与荣誉虽与中国新时期以来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关，但主要是由她本人的辛勤劳动所取得的。启示之三是跨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已经渗透于整个文学学科并使之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事实证明，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是一种方法、一种视界、一种观念。它所遵循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从“他者”的特殊眼界看文学现象，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他者与主体的碰撞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与理念。这种“跨文化研究”首先在文学理论界产生奇效，随着一系列新的文学观念的引进与对话，出现一系列新的变革。而在文学史研究中也出现新的变化，国外研究的引进提供了特殊的他者视角，诸如国外鲁迅研究，茅盾研究以及其他中国文学史研究成果的引进，给人们以新的启发，而阐释学与叙事学等新方法的引进也给文学史研究与书写以新的启示。在文学批评方面，由于跨文化研究的运用，在传统的社会批评之外又增加了新的形式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与生态批评等新的批评武器。这都是跨文化研究给整个文学研究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跨文化研究被实践证明是发展新的文学理论的必由之途。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人就试图通过跨文化比较创造新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正如梁启超所说，通过此途创造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理论。此后，朱光潜、宗白华与钱钟书等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新时期以来，中国学人又试图通过跨文化比较走出这样的道路。当代美学家蒋孔阳认为，“我们不能故步自封，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尽可能的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为我所用。学者有界别，真理没有界别，大师海涵，不应偏听，而应兼收。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8]47蒋先生指出的“综合比较各家之长，自创新意，自创新派”就有跨文化比较研究之意，试图通过这样的研究途径创造新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与此相同，乐先生也有大体相同的意见。她说，“在各民族诗学交流、接近、论辩和融合的过程中，无疑将熔铸出一批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这些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不仅将在东西融合、古今贯通的基础上。使诗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进入真正世界性和现代性阶段，而且在相互比照中，也有助于进一步显示各民族诗学的真面目、真价值和真精神”。[4]115不仅如此，乐先生还进一步论述了跨文化比较对一些新兴学科所带来的新的变化，例如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华人流散文学、文学翻译学与文学宗教学等。

三、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与奉献精神

在我们回顾乐先生新时期30年来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杰出贡献之时，令我们感动和震撼的另一方面就是她在学科建设中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前进的不竭的动力，也是一个学科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比较文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就需要一种创新的精神。由于长期以来“左”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存在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特别在对待外国文化、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与文学的态度上更加明显。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种“左”的观点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大家不敢越雷池一步。但乐先生没有顾及这一切，而是义无反顾地去从事自己的重建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的事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乐先生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被错误的对待，历经20年之久，她承担的风险应该比别人更甚。但她从不考虑这些，而是更多考虑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不仅在年近半百之时选择了到国外进修，而且非常执着，在海外的三年时间内如饥似渴地补习外语吸收比较文学新理论，从哈佛到伯克利，像普通留学生一样。终于成为比较文学领域国际知名的学者。而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也需要创新精神。乐先生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处理好共同性与相异性的关系。所谓共同性就是作为比较文学，中国与世界应有的基本一致的一面。但人文学科作为人的经验的特殊内涵又决定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应有自己的相异性。经过深入地研究思考，以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跨文化文学比较”的中国比较文学的特殊内涵，并逐步地构筑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比较文学体系，在世界比较文学界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

在具体研究中，乐先生的创新之处也非常明显。早在1980年发表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就突破了传统的完全从单纯的政治视角评价思想家、艺术家影响的观念，从历史的接受的角度有分析地评价了德国现代思想家、美学家尼采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家的影响，受到广泛好评；此后，她在镜子隐喻、言意关系、可见与不可见以及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与女性形象等方面的中西异同进行了别具特点的研究，引起西方同行的重视；她的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开创了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学；她对现代历史上的“学衡派”的研究，从世界文化对话的广阔背景下对于其“探求真理”、“融化新知”的一面给予了必要的肯定；她从文化都是在交流对话中生存的角度对于固守传统的观点给予了必要的批评。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乐先生在她涉及的许多学术问题上几乎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也许在这些学术问题上我们可以见仁见智，但对于她的创新精神却不能不表示出我们的敬佩。乐先生之所以能够在自己一生的50岁之后的30年写出这一系列创新性成果，这不能不归结为这一段时间恰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是时代给了乐先生创新的可能性。我们感谢这个时代，相信我们的社会能够以更加包容的胸怀鼓励学术上的创新，那样就会产生更多的乐黛云。乐先生在学科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另一种精神就是奉献的精神。我想从乐先生的回国、对待省级学会的工作态度、对待学生和学术工作的态度等几个层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乐先生1985年在美国已经待了不平凡的三年，用英文出版了两本书，在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发言被收入会议文集，自己的回忆录作品在美国获得地方大奖，好评如潮，而自己又曾经受到过政治上的委屈。这些情况都说明她完全可以在国外留下并获得稳定的生活。但她却选择了回国，选择了从事中国比较文学的重建这样的事业。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留在这样一个地方，对黛云和一介来说，唾手可得。然而他们却仍然选择了中国。……选择了北大。一领青衿，十年冷板凳，一呆就是一生。我觉得，在当前的中国，我们所最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1]185我觉得季先生说得很好，乐先生的回国并立即投身于比较文学研究正是她的爱国之心与痴迷于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奉献精神的表现。1983年回国后的近30年来，乐先生可以说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当代的比较文学事业。我想仅就自己与她有限的学术接触来描述她的献身精神。

我是1986年秋第一次见到乐先生的，那时我作为山东大学的教务长帮助我的老师狄其聪教授和学兄刘波教授筹备山东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大会，乐先生作为全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与秘书长参加会议。她极为仔细地帮助我们进行筹备工作，包括会议内容，主要讲话，地点，组成等等。同时，她在会上做了极为认真的讲话，阐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内涵与特点等，是我当时听到的最清晰的关于比较文学的阐述。2004年夏，山东比较文学学会的有关教授在威海筹备了一个比较文学讲习班。当时会议经费比较紧张，乐先生为了保证会议成功，专门要我与陈炎教授陪同她与汤先生前往参加会议。在会议上由于各种原因有关专家来的不太理想，乐先生为了确保会议质量，她与汤先生两人经过认真准备围绕比较文学的当发表展与“和而不同”原则几乎讲了一个上午，当然都是无偿的学术讲演。当时两位都已经是70多岁的高龄，在经过济南到威海500公里汽车颠簸后接着这样的演讲，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够劳累的了。乐先生为了进一步保证会议效果，又亲自打电话将一个一个海内外专家请到威海，她的行动当时真的感动了所有的人。2008年秋山东又在潍坊召开2008年年会，乐先生又与汤先生到会，参与筹备，发表极为认真的讲话。山东的三次会议可以反映乐先生对于省级学会的重视与积极参与的程度。我想由此可见乐先生对待其他省级比较文学学会工作的重视程度及其工作的到位，当然也意味着工作量的巨大。2008年6月初，我们请乐先生到山东大学给大学生进行学术讲演，一共两场。一场是给全校学生在“稷下风学术论坛”作“西方文化的反思和中西文化的第三次相遇”的学术报告。报告在学校图书楼一层报告厅举行，座无虚席。乐先生在报告中深入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得失，特别分析了以物质主义为标志的西方文化的弊端，而当前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中西文化的第三次相遇则提供了中西交流对话的新的契机。她深深地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期望他们为实现繁荣富强的“中国梦”而奋斗。

第二天她又应邀到山大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给研究生进行“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的学术报告，侃侃而谈两个半小时，在两次报告中她都极为耐心地回答同学的提问，一定要让所有的同学问完了问题才结束报告，由此我想到乐先生作为教师的本色。2005年我参加了乐先生主持的上海论坛文化分场会议。乐先生作为主持人邀请了海内外不少知名学者与会，会议热烈开放，说明乐先生的亲和力与影响力。2007年我又有幸被乐先生邀请参加她与南京大学高研院联合主办的中法文化交流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召开时乐先生因为不慎摔跤尚在治疗中，行动不便，但她仍然坚持参加会议，使中外学者非常感动。以上所记只是乐先生学术生涯中的瞬间，但已经可以充分看到乐先生的敬业与奉献。我认为，乐先生就是我国当代人文学科领域的巾帼英雄，是值得我们人文学者学习的模范。早年乐先生曾经有一篇短文“生活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历经80年的风雨，乐先生的人生就是永远燃烧的火焰，她的前半生以旺盛的生命之火抗御了风寒雨暴，而她的后半生则以自己旺盛的生命与学术之火给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及后辈学者以光和热，我坚信这火焰会越来越旺，继续给我们以能量。祝乐先生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