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比较文学分析

一、比较文学就是“文学比较”

比较文学初兴时，在法、英、德、意、俄等欧洲诸语种中，都名不副实:比较文学并非文学比较，法国学者巴登斯贝格说是:“‘有人说“比较文学!”文学比较!这是毫无意义又毫无价值的吵闹……’不消说，一种被人们这样理解的比较文学，看来是不值得有一套独立的方法的。”［4］32到了美国，文学与相关学科比较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也不叫文学的跨学科比较，而称为科际整合。自称“中国学派”方法的单边主义阐发法，虽经修正，更名为双边主义的阐发研究，文学比较意识依旧成为缺失。总之，比较文学与比较无关，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国内又国外的许许多多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口头禅。然而，比较文学百年史表明，比较文学就是文学比较。这是我早已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成都1999年)上提出的观点［5］。其实我说不孤:不仅是我所提出的“打通研究”之说为随后出版的陈惇、刘象愚先生的《比较文学》所印证:“比较文学……是一种跨越和打通各种既定界限，具有宏观视野和开放性特征的文学研究。”［6］12而且是“比较文学就是文学比较”之说，也再次与法国学者布吕奈尔等著《什么是比较文学》的观点形成异域共鸣。《什么是比较文学》再三申辩:比较文学就是文学比较，只不过是由于欧美比较文学界如同中国比较文学界，未能对比较概念的内涵予以提升与明确，使其失之模棱两可而显得不那么自信。其开篇《引论》指出:“1951年，我们对一种对比较的否定初次感到惊讶”，那就是当时无可争议的比较文学大师卡雷为基亚《比较文学》初版所写的序言。“奇特的比较文学竟是不进行比较的!教条无疑是很束缚人的。假如像艾琼伯他1963年的一本著名的小册子(1977年再版)所号召的那样，‘比较不是理由’，假如甚至比较不是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起码它提供了一种应该恰如其分地使用的材料。在很多虚假的比较中，其中必然存在着导致发现一种影响或照耀想象的领域的一种比较。

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起着一种启发的作用。……比较文学还是文学，它并不禁止进行比较。这是两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两个尽人皆知然而有必要提一提的真理。因为，一旦迷惑于这种矛盾便可能会把它遗忘。”［7］3－5结尾《接近一个定义》与《引论》呼应:“那么，比较文学是否有一种方法的专利呢?历史学方法，遗传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统计学方法，文类学方法，比较方法，它根据需要，每一种都使用。总的说来，比较方法无疑应该是它的专长。不过这也是在国际间文学关系中的运用最感困难的方法，除了涉及到翻译作品的时候以外。在忽略对这种方法加以完善的同时，比较学者维持了他们标签的模棱两可的状况，并且最终背离了要使比较文学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而远不是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单纯的分支的精神。不过我们仍然相信，如果处理得当，比较一定能在比较文学中恢复自己的权力。”［7］227显然，布吕奈尔等所说的“在很多虚假的比较中，其中必然存在着导致发现一种影响或照耀想象的领域的一种比较”等，就是指潜在的“阴比”。如今，当我们有了文学比较的“阴比”与“阳比”、暗比与明比、直接比较与间接比较的观念之后，再回过头来重读法国学者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不难发现，关于异同比类关系的“阳比”与传受变异关系的“阴比”相反相成的思想，早在其中:“那对于用不相同的语言文学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可以使我们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它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8］57意思不正是说，显在的求同存异有助于发现潜在的影响、假借等传受变异关系，从而成为传受变异研究必然的出发点吗?随之而来的是，“如果他要知道在《冒失鬼》《唐•璜》或《怪吝人》诸剧中，莫里哀的独创之处，那么他便不得不先知道莫里在倍尔特拉麦，莫利拿或西高尼尼，柏鲁特等诸外国作家中所获得的是什么，并贴近地研究他们的类似之点和不同之处”［8］53。意思不正是说，潜在的传受变异关系确定之后，仍然需要借助显在的异同比类关系研究来考查其类似点和不同处，将其传受变异研究推向深入吗?

二、塞翁失马，汉语“比较文学”名正言顺

“比较”概念在有关现代汉语辞书中被诠释为:“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点，便可以对事物作初步的分类。但只有在对各个事物的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后，才能把握事物间的内在联系，认识事物的本质。”［9］3543显然属于对由非我的一元暨中心的西方文化语境生成的“比较”概念的传译，与生成于一元暨多元的中国文化语境的传统汉语“比较”，“官府对差限期完成差事，到期查验。如逾期未能完成，即加杖责，称比较，也叫比卯”［10］917，有着较大的出入。传统汉语根源于印度因明学，由因及果，由果推因的“比量”，似乎与强调逻辑关联的西语“比较”的意义更加接近:比量即比较。如《颜氏家训•勉学》:“世人但知跨马被甲，长鞘强弓，便云我能为将;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顺逆，鉴达兴亡之妙也。”比量与现量相对:现量相当于直觉，例如对音、色、味、烦躁、清爽的感觉与寒热、坚柔的触觉;比量相当于推理，例如见烟思火，由山上之烟推知山上有火。《文心雕龙•论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沉取极;乃百虑之答蹄，万事之权衡也。”有数的现量对无形的比量，对现量的有数的感觉要“迹坚求通”，对比量的无形的推理要“钩深取极”，而无论是直觉还是推理，都要透过表象而悟入，故为“百虑之筌蹄”。“辨正然否”又涉及真现量与真比量、似现量与似比量的分别，比量本身又有他比量与自比量之分。比量正是《文心雕龙》所强调的论说文体的方法，也正是《文心雕龙》实现其体系建构“体大而虑周”的方法。如果不是早期译者为反传统而反传统，为创新而创新，变汉语以单字为语义单位为以多字合成词为语义单位，将法语littératurecomparée与英语comparativeliterature译作“比”而非“比较”，那么，虽不能将西语“比较”的各种意义囊括其中，也足以将比较文学之“比较”的意义囊括其中。“比”为会意字。甲骨文从二匕(取象妇女跪拜)相并，会夫妇比肩亲近之意;金文相同;篆文使之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比。

《说文解字•比部》:“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比”与“从”都从二人，“从”为二立人，表示跟随;“比”为二跪拜之人，为夫妇比肩之象，有匹合之义。故本义为匹合。进而引申为:和顺、亲和;相近、亲近;并列、紧靠、密列;勾结;比拟、类似;比量、考校;参照、按照;追征;六艺之一:指物譬喻，比物连类;六十四卦之一，坤下坎上等。与“比”字上述义项有关的词汇，除“比量”之外，又例如:比顺，同顺比:亲和;比和:一心一德;比周:一谓结党营私;比方:一谓比较;比肩:一谓并肩;比类:一谓合乎旧例;《比雅》:清冯亮吉撰;比伦、伦比:比拟、类比;连类比物，比物连类;比目、比翼:相反相成。总之，“比”的意义完全涵盖了比较文学的比较、参照、比物连类、求同存异、相互阐释、彼此发明、包容、认同、亲和、和顺、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相反相成等所有意义。“较”为形声字。篆体作车爻，从车从爻;隶变后楷书写作车爻;俗作较，改为交声。《说文解字•车部》:段玉裁注:“车爻，车輢(车厢两旁可凭倚的木板)上曲钩也。从车，爻声。”本义为古代车厢两旁可凭倚的木板上用作扶手的曲木或曲铜钩，读juè。引申作车厢;通“角”，表示竞逐;又通“校”，表示比较;或相当于比。显然，现代汉语“比较”一词极大地损害了“比”字的外延与内涵。

其实，汉语“比较”本为并列词，既“比”且“较”。换句话说，如果说汉语比较文学的“比较”词不达意，问题也是出在遵照西方语言学而建构的现代汉语规范及其应用上。现代汉语的“文学”被诠释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同样成为西方现代“文学”概念的转译。虽说中外古代许多语言都曾将所有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法语的文学(Littérature)与英语的文学(Literature)至今仍然保留着文献之义，但是生成于一元暨多元的中国文化语境的古汉语“文学”，也较生成于一元暨中心的西方文化语境的古代欧美“文学”概念，更贴近比较文学的意义:因为前者具有“一种学问”与“一门学科”的意义。“文”为象形字。甲骨文像胸部有刺画的花纹形，为古代纹身的写照;金文稍繁;篆文省简;隶变后楷书写作文。《说文解字•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所释为引申义，本义为纹身。《礼记•王制》:“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也。”又用作花纹、纹路;象形文字、汉字、甲骨文;文辞、文章;书籍、文献;自然与社会具有规律性的现象;由礼乐制度等构成的文化;华丽而有文采，文质彬彬;柔和、不猛烈，温文尔雅;掩饰，文过饰非;法令、条文，舞文弄墨。“学”为会意字。与“教”同源。甲骨文为双手摆布算筹形，表示学习计算;金文加子，表示教孩子进行计算;又加攴(手持棍形)，强调督导之意;篆文承金文，也分为二体;隶变后楷书分别写作“学”与“斆”，后二字表义有了分工;今简化为“学”与“敩”。《说文解字•斆部》:“斆，觉悟也。从教从冖。冖，尚蒙也。臼声。学，篆文斆省。”本义为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使之觉悟，包括教与学两方面。读xiào，表示教导，使之觉悟。此义后来专用“斆”来表示，如今则用教来表示。读xùe，表示学习，接受教育。进而引申为模仿;由学的成果引申为学问;再引申指学科、学派;又由学习的地方引申指学校。由此可见，“文学”即关于文章的学问，或关于诗文的学科，具有学问与学科的意义。即使是南北朝时宋文帝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令文学独立于经、史、子之外，也同样视文学为学问与学科。同时，也具有文教的意义，以及文献与经典的意义，后来也泛指文才或文艺作品。

总之，汉语“文学”不仅强调文、经、子、史兼容并包，而且强调通过各种知识的会通，修炼学养，开阔视野，提高认识，形成境界。汉语“文学”概念应用于比较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令其成为一门会通各种知识的学科。显然，现代汉语“文学”一词使传统的“文学”概念的上述意义损失殆尽。由此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高喊传统汉语、汉字为死语言、死文字者成事不足的类似行为，将传统汉语、汉字变成了死语言、死文字。其实，基于“说话”、“话本”、“诗话”、“词话”、“曲话”等现成概念，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艺术集合名之为“诗文话”，再恰当不过了。就算是为了简便，也不妨无为而无不为，依照古人，继续称其为有韵之诗与无韵之文的共同体“诗文”。综上所述，如果取中国文化传统之义，将法语LittératureComparée与英语ComparativeLiterature译作“比文学”，那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即使为了与时俱进，与西语对应，也未尝不可以译作“比较文学”，只要我们不去邯郸学步，拿现代西语“比较”与“文学”的意义作为汉语的意义，甚至省去文学概念的文献意义，便不会有今天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只须将“比较”理解为既“比”且“较”，并保持“文学”的传统意义足矣。遗憾的是，当年胡适、傅东华等在贱中学而贵西学，一心洋为中用，改造中国的时代大潮之下，直译法语LittératureComparée与英语ComparativeLiterature为比较文学，不敢越雷池一步，求忠实而沦为叛逆。当然，塞翁失马，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回归，汉语比较文学反而成为世界各语种中最为贴切的概念。

三、比较文学的文学比较，就是“会通研究”

至此有两点已经明确:一是比较文学的“比较”，是一种比较、参照，一种强调跨越、会通异质文化与学科的比较、参照;二是只有比较文学才以“比较”作为根本方法，并将所有的方法都织入比较、参照、跨越、会通的比较方法谱系，并由此形成无用之用的学科特性［3］。据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方法，我们将比较文学的“比较”名之为“会通研究”。反过来讲，比较文学的“会通”，实质上就是指比较、参照、跨越、会通。“会通研究”，就是指在认可的前提下，跨越而非解构异质文明民族文学的界限，文学与相关学科的界限，文学与文化的界限，使之融会贯通。“会”为会意字。甲骨文下边是仓体，上边是仓顶，中间是仓门，用储存谷物的粮仓来表示，聚汇之意;金文在仓中加出小点，聚合储粮之意更加明确;篆体将仓体讹为θ;隶变后楷书写作会。《说文解字•会部》:“会，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本义为聚合。具有聚合、会合、青铜器名、符合、计算(音kuài)、旗帜(音kuài)等义项;后又发展为巧逢、巧合、机遇、领会、理解、能够、擅长、精通、应当、可能、组织、集会等诸多义项。“通”为形声兼会意字。甲骨文从彳(半条街)，从甬(表示桶状物)，会通达之意，甬也兼表声;金文大同;篆文另加义符止(脚)，以强调走到之义;隶变后楷书写作通。《说文解字•辵部》:“辵甬，达也。从辵，甬声。”本义为通达。后世发展为到达、传达、(使之)通畅、流通、沟通、连接、交换、陈述、通晓、精通、博识、往来交好、普遍、一般、全部、整体、男女私交等诸多义项。“会通”出自《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意思是会合变通。引伸为随事处理。

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百年比较文学则赋予“会通”以“会合沟通”、“沟通有益”、“会合交流”、“交流有益”、“会合对话”、“对话有益”、“会合博识”、“博识有益”、“普遍领会”、“领会普遍性”、“整体理解”、“理解整体性”、“实现一般性”，赋予“会通研究”以“促进沟通、交流、对话”，“研究沟通、交流、对话及其有益性”的意义。换句话说，会通概念古已有之;作为方法则孕育于古代，生成于现代:孕育于一元暨多元的中国文化语境，生成于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标举于当下中国比较文学。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打通可实现会通，但会通不是打通，会通研究不是打通研究，二者不可相互替代、混用。一方面，会通追求跨越、整合而非解构，打通则容易令人联想到结构主义的解构。另一方面，打通作为方法，来自于钱钟书对《管锥编》等研究方法的自我总结，而《管锥编》的打通，不仅不受跨民族、语言、文明与跨学科的比较参照局限，而且是非跨民族、语言、文明与跨学科的考证传受、追查变异、求同存异、比物连类、相互阐释、彼此发明，占据半壁江山，他本人因此极力反对将其《管锥编》《谈艺录》等定位为比较文学研究，反对将其打通方法作为比较文学方法的意义，自在其中。当然，如同虽说《管锥编》《谈艺录》等乃比较文化著作，但比较文学自在其中;虽说比较文学的会通不是打通，但“使之相通”的打通自在其中，或说会通并不排斥作为意动用法“使之相通”的打通。其实，钱钟书所谓捉置一处的打通也并非倾向解构。再一方面，会通比打通更能涵盖百年比较文学赋予文学比较的特定意义，例如:会合、巧合、整合、误会、误读、重读、沟通、交流等。为此，有必要将中国比较文学的方法由打通修正为会通。

虽然有种种证据表明，会通研究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基本的共同规范与方法，对此，杨义先生的《会通效应通论》有详细论述［11］［12］［13］，但是，现代中国比较文学却令其成为本学科的专门方法，并贡献于国际比较文学。当然，二者同中有异:虽然都表现为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各种门派、各种学科的知识;“可以在学科割裂共生的知识时，还原知识的完整性;在断代割裂历史的因革时，疏通其内在的脉络;在成见遮蔽其事物的真相时，透视其深层的本质。……实质是反割裂，反遮蔽”。但是，后者强调不受语言、民族、国别的限制，强调跨异质文明与跨学科，前者则可以如此，却并不强调;前者作用于民族或国别文学研究，“对同一命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13］117，后者则谋求不受语言、民族、国别、学科限制的文学沟通、对话、交流，互证互释，多元共生，致力于相同、类同与相关命题的传受变异研究、异同比类研究、阐释发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