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

一、高度认识农业科技和人才的作用

张之洞对农业科技、农业人才与农业发展的关系有深刻认识。晚清时期，中国仍是封建的农业国家，农业仍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因此，中国要自强，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张之洞指出：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２］（Ｐ１５６），中国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３］（Ｐ９３９）而“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３］（Ｐ９３９），原因是“农学不讲之故也”［３］（Ｐ９３９）。由于不讲求农学，致使中国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和人才，农民的整体素质低下，当欧美和日本等国运用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大力发展近代农业之时，中国农业则仍停滞在传统的经验农业上，“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３］（Ｐ９３９）。因此，张之洞感慨：“愚民百万，谓之无民。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３］（Ｐ９２８）他对讲农学、育人才等的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３］（Ｐ９３９），而“兴农学”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亟应创设农务工艺各学堂，采用西法，实力讲求，以开风气”［３］（Ｐ９２８）。从而把农业科学、农业教育、农业人才与“修农政”有机地结合起来，明确了农业科技、教育与农业的关系。张之洞多次提到“农政”，虽没能找到其确切的含义，但从他多次谈及农政的内容分析，其“农政”应是一个涉及农业各方面的广义概念，既包括农业管理的制度、政策和机构，又包含了农业科学、教育和技术，与《农政全书》中的农政近似。

二、力倡农学教育，亲创农务学堂培养农业人才

张之洞极力倡导发展农学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并亲创农务学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９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奏准于广东水陆师学堂内添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学堂，各招学生３０名，并致电出使英国大臣刘端棻，分别延请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洋教习各一员，来粤教授［４］（Ｐ４）。其中植物学教师为葛路模（Ｐｅｒｃｙ　Ｇｒｏｏｍ）。这或许是近代中国除教会学校外，在其他学校首次招收植物学类的学生，开中国植物学教育的先河。张之洞所理解的植物学，实际上是作物栽培学。张之洞在１８８９年１０月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说：“植物一学，析其物质类性质，辨其水土宜忌，勒为成书。天时之穷济以人力，人力之穷辅以机器，于是国无弃地，地无遗力。”他在奏折中接着说：“农桑为生民之本，方今生齿日多，灾珍时有，岂可不巫为经营，此植物之学宜讲也。”［５］（Ｐ７３３）很明显张之洞在水陆师学堂中附设植物学一科，目的在于改进我国农业生产。由此看来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的张之洞已有兴办农业教育的想法。张之洞的农业教育思想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代表了当时一批农业教育启蒙者如罗振玉、谭嗣同、梁启超、刘坤一、张謇等的农业教育思想，但他作为近代农业教育的典型代表，不但提出了很多农业教育见解，推动了包括农业教育在内的近代教育制度的制定，而且还亲自创建了最早的农务学堂。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期间，南京、上海已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使他得以更广泛地接触西方文化，从而认识到欧美各国的富强在于教育事业之先进与发达。

１８９５年他在一份奏折上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在于兵，而不知外洋各国之强在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自学校，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６］（Ｐ６４８）他认为中国亟应效西洋，大力发展“专门之学”。他还划分“专门之学”为四大类，即交涉、农政、工艺、商务。这表明，张之洞对于“西学”优点的肯定与应用方面，已超过当时的洋务派。他重视引进西方农业科学和培养掌握西方农学的人才。１８９６年，他得知国际农学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即电告驻德大使许景澄，请其搜集有关农业的资料和选购适宜我国的农书寄回湖北翻译；他要求农务局将所译农书中关于新式耕作方法、新式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优良农作物品种等内容挑选出来，编订成册，在全省推广；从美、日聘请了农学教习１５人来湖北传授农业知识，帮助中国培养农业人才；他还派遣学生去欧美和日本学习农业，以归国推广，并设立奖励政策。“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获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暗资斧者，又加优焉。令其充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７］（Ｐ３１－３３）。１８９８年张之洞曾上奏《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提出“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２］（Ｐ１５６）。中国农业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新技术和农学人才，改变中国农民文化落后和保守急切需要创办农业教育，他认为“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外县士人，各考其乡之物产，以告于学堂，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县乡绅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８］（Ｐ１３５）。他指出了开办农务学堂的目的和对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还倡导乡绅大户带头办学。他主张将农学分为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四个子目。并建议“先于省城设农务学校，选中学校普通毕业者肄业其中，并择地为试验场，先行考验实事，以备分发各县为教习，并将各种各器发给通县，令民间试办。先则概不取价，有效则略取价值，务令报廉”［９］（Ｐ９４０）。通过农业科技教育劝导，提高农民的技术素质，推进农业技术近代化。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在各地开展，创建农学堂也作为学习西方以图自强的新事物付诸实施，张之洞在其中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１８９６年８月，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期间，在南京设立储才学堂，分设农政、交涉、工艺、商务四门等，将农学列为各门之首。其中农政一门包括种植、水科、畜牧、农器四项内容［１０］（Ｐ１０８１）。他还曾电请清政府出使大臣在欧洲聘请各门教师。南京储才学堂是一所包括农业教育在内的综合性的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学堂，因此，张之洞可称得上中国兴办近代农业教育的先驱［１１］。１８９８年他调任湖广总督，在武昌又创建了湖北农务学堂。同年１０月，在武胜门外宝积庵购农田百亩建筑校舍，１９０２年迁入，张之洞亲笔题写“凡民优秀皆如学，天下大利必归农”的对联挂于校门口，另择荒地２　０００亩为实验场。创建之初，设置农桑两科，招生２０人。到１８９９年，招生５０人，讲授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务各门，要求“有志讲求农学、年在１４至２０岁以下，已习英文三至四年或未习英文而文理通顺、资性聪颖、官绅士庶子弟报名考试。”首聘美国教授白雷尔为农科教师，采购西式农具良种，聘日本峰村喜藏为蚕桑教师，还聘请多位留日学生为教师。１９００年聘请曾任《农务报》总编的罗振玉为监督（即校长）。国学大师王国维于１９０１年到该校任日文译授。１９０５年升格为湖北高等农务学堂，分设农、林两科，四年制，前两年预科，后两年正科，并附设农林中学、农业中学、蚕业中学。张之洞创建的湖北农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创建较早、影响较大的农务学堂。从学堂的学科设置、教师聘用、招生条件、学制规定来看，均具有近代性质，是张之洞近代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张之洞的教育实践领风气之先，１８９８年９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创办江宁农务学堂。据统计，清政府在新政期间各地设立的农务学堂有５８所之多。这些具有近代色彩的农学堂，延聘外国人或留学生任教习，开设土壤学、园艺学、化学、植物学等与农业有关的近代自然科学课程，传播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促使农业与近代教育相结合，培养了一批近代农业人才，促进了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在办学实践的基础上，张之洞亲自参与了晚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审定，该学制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奠基，对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发生了重要影响。该学制的制定，使中国农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历史上首次被列入学制系统，以法规的形式进行了规范，结束了农业教育游离于学校教育之外的历史，也解决了农业学堂的兴办无章可循的状况，促进了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新学制明确了农科教育的地位，对农科大学、高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初等农业学堂均进行了规定。张之洞在这个学制的起草和颁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其中体现了他的农业教育的思想。

三、重视西方农业科学的引进与成果运用

张之洞反复倡导学习和引进西方农业科学，而且自己对一些具体科学也有所研究。他对西方农业化学、植物学知识和农业机械等的作用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提出要把自然科学应用于农业生产，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他指出“劝农之要如何？曰讲化学”。他分析说：“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美鱼，皆农属也。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谷，利薄不足以为养。故昔之农患惰，今之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欲尽地利，必自讲化学始。……，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８］（Ｐ１３５）尽管张之洞所谈的农业化学今日看来是相当初浅和不严密的，但作为清末时期的封建官员张之洞能深入地探讨当时农业之弊在于缺乏科技含量，不能尽地利，主张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提出改良土壤，选育良种、科学施肥等等，是相当可贵的。不仅如此，张之洞还积极倡导引进近代先进机器设备，采用近代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机器化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认为发展近代农业生产“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西人谓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若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８］（Ｐ１３５）。张之洞比较明确地提出农业机械化的思想，把机器运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以“省力而倍收”，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收益。张之洞还了解植物学的具体知识，提出要以西方植物学知识应用于农田耕种，改良土壤，保持地力，他介绍“西法植物学，谓土地每年宜换种一物，则其所吸之地质不同。而其根叶坏烂入土者，其性各别，又可以补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较专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为精微。此亦简便易行者也”［１２］（Ｐ１７９）。对作物轮作的意义理解得相当准确。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早期农学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接受过近代西方农学的训练，对农业科学以及农业科学与其他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还不能系统掌握，他们从各种信息中，感觉到西方农学的先进。因此，他们所介绍的西方农学，多数是被物化了的技术和实用技术，比如农业机械和作物良种等等。然而，他们先知先觉般地提倡和身体力行，对于古老中国数千年积淀的农业技术的改革和近代农业教育的蓬勃兴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四、重视农业教育、推广和农务管理的协调统一，推动农政改革

中国传统的农业，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国家没有专门的农业行政机关，农业事务由户部派员兼理而已。为了发展近代农业，需要中央建立强有力的农业管理机构和农业制度，因此，张之洞建议采用西法设立专职官吏与专门机构管理农政，以使农业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事务得到高度重视和统一管理。为此，张之洞敦促清廷在中央专设农政衙门和农政大臣督课农事，并附设京师农务大学堂专管农业教育。１９０１年他与刘坤一联名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向朝廷奏议，指出“专设一农政大臣，掌考求督课农务之事宜，立衙门，颁印信，作额缺，不宜令他官兼之”［１３］（Ｐ４７５９－４７６１）。在该折中他们提出发展近代农业的全面方案，明确提出“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１３］（Ｐ４７５８－４７５９）。并拟定劝导农业四法，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农业技术，鼓励官绅推广农业技术，对农民进行农技教育，对垦荒实行缓赋税政策，奖励垦荒等。并要求各省官绅在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方面起表率作用，省译刻农学诸书颁发各地，县设劝农局，邀集乡绅讲求，因地制宜，使种植得法。当时正值清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众多有识之士也纷纷上书要求改革农政。１９０３年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农政的措施，如在中央设立了商部，商部下设平均司，由平均司掌管垦荒、蚕桑、造林等事宜。１９０６年成立农商部，下设农务司，专司农政。这些农政变革与他们的推动有重要关系。以张之洞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对农业教育的提倡与实践，在晚清起到了农业教育的启蒙作用，他找到了中国近代农业落后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农学之不讲”，于是他们提出了兴办农业学堂、学习西方农业科技、发展农业教育等措施来促进中国农业发展，把改良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农业科技、农业人才联系起来，指出了一条靠科技兴农的正确道路。张之洞创办农务学堂的实践，走在了中国农业教育的前端，带动了湖北乃至全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在中国农业教育史上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