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翻译革新分析

一、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成果

五四时期，我国掀起了翻译国外名著的热潮。著名学者和杰出人士提出对翻译著作“兼容并蓄”，使社会各界能够更多接触西方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当时，《新青年》、《觉悟》、《新潮》、《新妇女》、《解放与改造》、《新中国》、《新教育》等刊物设立专栏，刊登西方名著的译文。1919年4月，杜威来到北京等地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在中国大量出版他的演讲稿和著作。1920年10月，英国罗素也来到了中国，他的著述和演讲《数理逻辑》、《心之分析》、《物之分析》等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在五四时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常流行，《达尔文物种原始》先后出版了四版。赫胥黎的遗传学说也有大量译述出版，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兴趣和重视。随着各种新思潮和思想的广泛传播，世界主要的艺术创作与文学名著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包括惠特曼、拜伦、安徒生、屠格涅夫、易卜生、莫泊桑、左拉、席勒、罗丹、泰戈尔等。在当时出版的单行本和小说刊物上，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占据了大量的篇幅[1]。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由陈望道翻译。李达也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等译著，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1921—1923年，由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人民出版社共翻译了15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列宁的《共产主义礼拜六》、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始加入译介西方文化的队伍。商务印书馆推出《世界丛书》、《共学社丛书》、《北京大学丛书》，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名著。中华书局推出介绍西方教育思想的《教育丛书》，如翻译名著《蒙铁梭利教育之儿童》、美国桑代克的《个性论》、美国哥尔文•裴葛的《教育心理学大意》等。在哲学思想方面引入了很多尼采的学说，当时出版了《尼采的一生及其思想》、《尼采传》、《超人和伟人》等。还出版了很多关于柏森主义的读物，如《柏格森传》、《柏格森玄学导言》、《柏格森与现代哲学》。

二、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革新

1.新文学的发展与思想解放。以五四时期为起点，其前后文学作品翻译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五四时期许多著名的作家把“译”和“著”看得同样重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的精力和创作相比毫不逊色，采取超然的欣赏态度进行读和译的活动，由阅读获取的感受往往和现实生活的感受交融在一起，产生了很多萌发灵感的契机。对于某些作者来说，外国文学作品帮助他们形成现实态度，来重新认识民族生活。后来一些作家采取回避态度，不愿面对自己在构思创作中曾大量汲取他人艺术营养的事实，而五四时期的作家却截然不同，他们毫无遮掩、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作品的模仿与借鉴。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起者周作人曾用“模仿”来号召，“须提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外国名著带领之下开始创作的生涯，外国名著不仅丰富他们的心智，增强他们的感受力，而且常常提供一些表达模式和感情模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至今为许多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这些作品并不是由作者自身孕育和诞生，他们是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所得到启迪而萌发的艺术构思[2]。五四时期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人的觉醒”，使广大人民摆脱封建枷锁，发展人的个性，恢复人的尊严，并且为彻底的解放与自由而抗争。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西方资产阶级提倡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对当时的新文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歌德的《浮士德》、薄伽丘的《十日谈》、易卜生的戏剧等。为了高扬个性主义，人们不仅试图从西方文学中获得启示，还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发现依据。如尼采的“超人”学说对不少现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就曾翻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而冰心的小说《超人》里的主人公何彬的形象塑造，也反映出尼采的哲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2.翻译方式的革新与转型。五四时期对于各种外国文学著作，除了在作家、文体、题材、风格等方面有所选择之外，翻译的方式也存在着差异。根据作品、作家本身的重要性与需求的迫切性以及翻译工作者的眼光、精力、时间、报刊的容量等情况，有全书或全文的翻译、摘译、节译，也有译述、编译等。“中国化”方法即把原作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风俗等基本上甚至全部改成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西洋化”方法即在保持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风俗等“洋人洋装”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略有改编。为了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翻译工作者经常采用多种方法加以阐释或注释。形式有导言、译者按语、文中夹注、脚注、尾注、附录等；内容有作品背景、作家简介、要旨提示、翻译动机、风格点评等，有的按语还将中国文学作品引入作为参照。这不仅使广大读者能够更好地走进翻译作品，而且把中国文学历史、现状与外国文论联系起来，把批评和翻译联系起来，对于发挥翻译的效应更为有利。

3.打破旧框框产生新的文学体裁。在文学体裁上，文学作品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体裁是不断更新、演变和完善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民族文学体裁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和西方文学比较，我国的旧文学不仅内容落后，而且文体形式也比较陈旧。因此，我国的文学要新兴和现代化，除了内容要进行革新之外，文体形式也要借鉴外国文学的精华，彻底抛弃僵化、陈旧的旧文体形式。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以勇于敢于接纳新潮的魄力和眼光进行了文学体裁形式的创造与革新，经过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延续千年之久的旧体小说、古体诗词、传统散文和戏曲一起失去了文学领域的统治地位，能体现现代审美意识和表现现代生活的现代小说、新诗、新散文与话剧取而代之，演变为现代文学的主要体裁形式，并且朝着多样化的方向演变与发展[3]。

4.吸收外来词汇丰富汉语语汇。只有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语言才能担起重任，成为思想的载体，从而真正具有生命力。在五四运动之前，有人曾经提倡运用白话文，然而他们并不同时反对文言文。封建知识分子长期习惯于古文，在使用新鲜的白话文时经常感到力不从心，词汇贫乏，无法准确表达自己要传达的思想。五四运动中白话文运动的盛行，从根本上颠覆了文学话语、颠覆了传统，为中国现代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其中，翻译文学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大量西方语言出现在翻译作品里，外来语言中某些语法成分和词汇为中国的语言注入了活力。瞿秋白和鲁迅探讨翻译时曾经提到：“翻译除了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胡适也曾提及西方语言的优势：“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才能应付新时代的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政治、经济和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外国文学的引入促进了新文学在中国的萌芽，加快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同时也使中国文学翻译进入现代转型期，由此形成了我国文学翻译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