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农业教育评析

一、清末农业教育的兴起

所谓“农业教育”就是“传授农业科学知识和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手段，从知识、技能和思想品德上培养一定社会所需要的农业科技、管理人员和农业劳动者的活动。一般指以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为教育内容的学校教育;广义上包括与农业技术推广有关的宣传，示范活动和农民教育等等”［1］(P783)。农业教育是一种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社会活动。社会上出现了农业生产，也就有了农业教育，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农业教育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中国农业教育历史悠久，绵延几千年。它主要以传播传统的经验农学为主，强调天人合一，用“阴阳协和，五行相生”的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传播的主要方式是以父子或师徒口耳相传为主。传统农学曾对农业知识的传播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18世纪后，西方农学确立了一套全新的“实验农学”体系，通过对动植物个体乃至构成生物体基本单位的细胞进行解剖分析，利用人为控制的有限环境来进行农业生产过程的模拟实验，在较短时间内发现和抽象出生物个体的生产规律，以此来指导现实的农业生产［2］。

“实验农学”体系的确立，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传统农业的近代化，还创办了各种农业院校，以传播农业科技。这种以传授农业科技为主的新式农业院校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多，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西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先进性，主张引进和学习。如郑观应盛赞:“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方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查地利，各随土性，各种所宜。”主张“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3］(P402)。薛福成也对西方农业的艺植诸法、水利之益大加赞赏。但当时引进西方农业生产之法为我所用的思想主张声音很微弱，并未能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和国人广泛的关注。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使国人大受刺激，彻底惊醒。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4］(P249)，开始重新审视美、日等国富强原因，反思西学历程，认识到欲图自强，离不开农业的发展，转而重视农业。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清朝的封疆大吏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倡议仿效西方发展农业教育，引进农业科技，培养农业人才。

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千余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三项建议。其中养民之法第一条即为“务农”，建议清政府设农会，译农书，督以农官，政府扶持农业生产，引进西方农业科技新成果。鼓舞用新而弃旧，这样农业自盛。张之洞认为，中国农业的落后是不讲农学的缘故，主张设立农务学堂，引进西方科技知识，“中华向推为重农之国，而农功夙号艰难，农利寖形衰薄，非果地爱其宝，实由农官罢设，农学不修故也……亟应创设农务学堂，参用西法，以开风气，以广利源”［5］(P3521)。并提出具体办法，创办了农务学堂。清甲午状元张謇也上奏朝廷:“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之本不在兵也，立本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用，而工不用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并力陈泰西各国讲学农学之重要，“中国有志农学者颇不乏人”，建议清政府“设立学堂，讲求土谊物性”［6］(P1094)。在全国改良农业，兴办农业教育的一片呼吁声中，1897年，亟图改革的光绪帝下诏令兴办农学，命各省督抚劝谕绅民兴办农学堂。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湖北农业学堂”，杭州知府林启在杭州创办“浙江蚕学馆”。

1903年清政府在《钦定学堂章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并予以颁布，称为《奏定学堂章程》。该学制将学堂分为普通和实业两个系统。就实业系统又分为农、工、商等科。农科学堂分为初等、中等、高等和农科大学四个等级。初等学堂传授浅近的农业知识、使学生能够从事简易劳动，入学资格为初等小学毕业;中等学堂是传授农业必需的知识技能，使学生能从事农业工作，入学资格为高等小学;高等学堂是传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学生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或任农业学堂教员或管理员，入学资格为中等学堂毕业;农科大学是造就农业方面学术艺能人才，入学资格为高等农业学堂毕业。上述学制学堂皆为正规学校。此外，尚有“农业教员讲习养成所”和“农业补习普通学堂”两种。新式农业学堂的建立，说明中国农业教育已经开始迈向近代化的历程。

二、清末农业教育的发展

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各地都以此为依据兴办了一批农业学堂。如1902年直隶省于保定创设的农务学堂，两年后发展成我国最早的高等农业专科学校———“直隶高等农业学堂”，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的正式设立等。除此之外，各地根据社会需要创办了一些讲习所，进行农业生产知识的宣传和推广。到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学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学生2272人。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农业学堂总数约有250所。新式农业学堂的兴办，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师资问题。根据新学制章程的规定，可以择聘外国人充之。各学堂初聘的外籍教师以欧美为主，但到1904年左右，多以日本人担任。清末所聘的外籍教师虽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但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农业专门人才、推动中国农业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聘用外国教习亦有诸多不便，例如，语言障碍、薪俸较高，国外教习对中国农业的情况知之甚少，教学的针对性不强，一些教习在教学中缺少实践环节等。1903年，清政府学部在《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要求各省务于一年内选派一二十名学生出国学习实业(含农科)各科。农科留学生的派遣国家以日本居多，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在北京开办留美预备学后，留美农学生也随之增多。

他们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推广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中国新式农学堂、农业教员讲习所培养的毕业生，也不断的补充到农学教育中来，这些新生力量和各学堂所聘用的有一技之长，成为清末农学教育师资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内容，是实现其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晚清时期农业教育分科已经很具体、全面［7］。在课程设置和学习年限上，注意各类人才的培养需要，使更多的农学毕业生能直接投入到基层农业实践中。在教学环节中，理论与实践教学并重，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很多学堂都设有自己的种植、养殖实验基地。我国早期农业教育教师队伍主要是聘请日本和欧美籍学者担任教员。这些教员和留学生、学院毕业生都使用非本国教材，虽不太适合中国实际，但已经摆脱了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科举服务为其唯一宗旨的传统教材，这在开辟农业教育近代化、培养近代农业科技人才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上，各学堂基本上做到了岗位设置合理，运转灵活，奠定了近现代农业大学的管理模式。在制度方面，各学堂主要以欧美和日本一些大学的章则为蓝图，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实行严密的考核和计算，特别强调临时试验与定期检查并重的原则。为达到鼓励学生求学的积极性，定有奖惩施行规则，优秀者奖，违纪者罚。对教员、职员的教学态度、效果，也从经济方面加以约束。这些规章制度使教学质量得以提高，为高素质农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保证。

三、清末农业教育的成效

清末农业教育的成效是明显的。

第一，清末兴起的农业教育所创办的各种类农务学堂、学校，基本是仿效西方的教学体系、内容和教学方法创办起来的，是西学东渐的直接结果，也是我国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开始。虽然从高等蚕桑学堂的设立到大清帝国的灭亡，清末农业教育前后还不到二十年，就在这为期不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学校性质的农业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其兴办成效显而易见，影响直至今天。现在我们国家有一批农、林大学等都是由此演变而来。清末的农业教育奠定了近代农业教育发展的基础［8］。

第二，农业教育的开展，培养了一批专门技术人才。我国农业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农业人口素质低下，农业的近代化归根结底是农民的近代化。清末农务学堂的兴起和发展，培养了一批专门技术人才。1907年全国统计农业学堂有学生二千八百余人，这些人与以前各学堂培养出来的农学人才一起，都程度不同地对农业改良作出了贡献。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直接深入农业生产活动，向农民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其中，一些农科毕业生则继续留在学校进行农业课程的教授，培养更多的农业人才，不但逐渐改变了我国农学教育以外籍教师为主的情况，更为以后农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大批人才储备。

第三，农业教育的开展，促进了西方农业知识的推广传播，促进了先进农机具和优良品种，以及化肥农药等的引进，带动了我国农学研究的开展。由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西方这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传播伊始，曾有一定的阻力。但随着农业生产知识的增加，这种阻力很快便被打破，西方人农机具可抵百人之工，西方优良品种的产量也高于国内品种的几成或几倍。于是，中国开始吸收人类农业发展的先进成果，大批引进，努力学习，积极效仿。气候、地理条件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国外的优良品种，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种植条件，如何把国外的优良品种植根于中国大地，变为我们自己的优良品种，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业科研随之而起，经过努力，中国人终于培育出适合中国一些地域种植的棉、麦等优良品种。西方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传播的过程也是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开始。清末的农业教育在民族危难中兴起，在动荡的社会中不断发展，由民间的呼声到作为晚清政府的基本国策，一直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趋势，这说明晚清时节，中国农业的近代化问题已经成国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