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中图法分类

一、汉译外国文学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发生变异

在日常意识的错觉中被混为一谈的汉译外国文学与原语文学，其实差距很大。由于每一部外国文学原作被选定为翻译的对象及其翻译的过程，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双向对话和双向理解过程。作为中国译者①，他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文化语境和文学语境去理解它，这是由他的文化身份决定的。这种身份决定了翻译者总是只能用自己的文化视野与文学传统去理解和翻译这些异域文学作品。经过一番文化理解性翻译之后，因不同文化的阻隔，会发生很大的变异。这种变异，由于我们处在母语文化的背景之下，通常看得不甚清晰，往往被忽略；但被译国的人们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则能鲜明地感受到自己的作品在异国文化移译中的异化。所以，只要看一看我们熟悉的汉语文学作品在他国异语移译理解中的际遇，对这种异化就会有强烈感受。比如，在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ＤａｖｉｄＨａｗｋｅｓ）翻译的英译本《红楼梦》中，为了使英语读者能够跨越文化阻隔，译者进行了许多文化转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关于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译文处理。林黛玉的住处是潇湘馆。潇湘馆这个名称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韵味，那泪痕斑斑的潇竹，既预示着林黛玉的秉性和坎坷的爱情悲剧结局，也隐含着舜帝二妃哀悼舜帝苍梧之死的哀婉优美的中国神话元素。这一名称因此提升和强化了林黛玉形象的神韵，就像肖像画的背景一样构成林黛玉形象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名称，霍克思的处理方式是，把“潇湘馆”译成了Ｎａｉａｄ’ｓＨｏｕｓｅ。

Ｎａｉａｄ是希腊神话中的水泉女神，住在河流、湖泊和泉水中。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描绘，她是一个美丽、快活和仁慈的仙女。和其他仙女一样，她们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寿命极长。霍克思既然对潇湘馆做了这样的转换，就只好把林黛玉的绰号“潇湘妃子”译成ＲｉｖｅｒＱｕｅｅｎ。于是，终日忧伤洒泪的潇湘妃子就在这种文化转译中变成了面目全非的快活仁慈的水底女神了。［１］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种随心所欲，霍克思的译本倾注了他十余年的心血，堪比曹雪芹披阅十载创作《红楼梦》。它是西方世界公认的中国名著最优秀的英译本。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属于英国文化血统的戴乃迭合译的英译本《红楼梦》。这个译本在中国人的眼中以严谨精良著称。它不像霍克思那样致力于文化的转译，而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文化意象，其结果是它在西方文化世界里根本就无法流通，既不能得到专业读者的认同，更不能走进大众读者。后来戴乃迭说：“我恐怕我们的译本不过是一个逐字对照文本。”“逐字对照文本”，戴乃迭的英文原文是“ｃｒｉｂ”，是指“为外语学习者准备的逐字翻译本”［２］。这就是说，没有经过文化转译的文学作品称不上真正的翻译文学。如果说霍克思的例子揭示的还只是不同文化在显意识层面的转换，而在差异极大的文化翻译中，由译者文化身份先在决定的文化与文学传统语境中的理解局限制约的无意识层面转换所导致的翻译异化，则常常更令人惊讶。这里也举一个例子：英文版《金庸选集》出版后，美国畅销小说评论家阿尔•蒂尔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套小说集，发表过一篇较长的文章对这部英文版金庸作品进行介绍。其中比比皆是的无意识文化理解异化能让我们的金庸迷们瞠目结舌。

请看他理解中的《笑傲江湖》———《笑傲江湖》：反映了中国古代同性恋者的悲惨遭遇。第一个同性恋者为了保护他的同性恋对象而被杀死。另外两个更加可怜，因为还没有找到同性恋的对象，但作者强烈暗示，他们最终将发展成为与第一位同性恋者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最终将成为同性恋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自愿通过外科手术放弃男性特征的，但是其中的东方在完成手术之后几乎放弃了他的事业，而岳和林则认为这才是他们事业的开端。他们在这部小说中并不是唯一进行了这种外科手术的人，还有一个刀手田，后来改名为不可，但他的情况有所不同，他的手术是被人强迫完成的，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宽容，没遭到另外那三个人的厄运，但他日后是否会成为同性恋者则不得而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强烈主张内力的岳，后来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但在书中，他除了暗杀了两位女性佛教僧侣领袖之外，对别人的危害并不严重；而且这次暗杀并不符合他的目标，因为在后来五派合并的时候，如果一定要选出一位领袖，这两位女性一定会选择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３］虽然这不是一个翻译文本的例子，而是对翻译文本的解读，但由此我们不难想象，《笑傲江湖》译本在差异极大的文化转换中经历了何等令人匪夷所思的异化！由于各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感情态度、审美趣味等方面差异很大，一些文化现象很难理解；而文学创作又是一种特别专注于民族传统文化、地域别样文化之独特神韵、独特个性的发掘和惟妙惟肖的表现的艺术，且这种表现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实现的表现；艺术形象具有蕴含丰富性和语义含混性的特点，因而愈是富含这种文化神韵和文化个性的艺术化的表现，在他国异语移译理解中发生的变异也就愈大。这种变异是不同文化互相撞击的必然结果。

二、汉译外国文学改变了作品的文学性

即使在语言层面的翻译，汉译外国文学作品与汉译外国物理学著作、汉译外国经济学著作、汉译外国法学著作等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非文学范畴的翻译，其主要价值在于对原作中的信息（理论、观点、学说等）的传递，而文学则是语言的艺术。也就是说，语言是文学是其所是的本质属性。汉译外国文学改变了其作品存在的语言方式，这实际上是改变了作品的文学性。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下面是英文本《鲁拜集》（Ｒｕｂａｉｙａｔ）第一首及其两个汉译本：Ｗａｋ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ｎ，ｗｈｏ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ｏｆ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ｈｉ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Ｎｉｇｈｔ，ＤｒｉｖｅｓＮｉｇｈｔ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ｆｒｏｍＨｅａｖ＇ｎ，ａｎｄｓｔｒｉｋｅｓＴｈｅＳｕｌｔａｎ＇ｓＴｕｒｒｅｔｗｉｔｈａＳｈａｆｔｏｆＬｉｇｈｔ．郭沫若白话体译文：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暗夜从空中逃遁，灿烂的金箭，射中了苏丹的高瓴。辜正坤古体译文：醒看朝阳逐星流，横空夜幕一望收。星夜云散飞天界，光箭刺透苏丹楼。［４］（Ｐ１８７～１８８）

在这里，郭沫若的白话体译文与辜正坤的古体译文仅因不同的语体已经使它们获得了区别如此不同的文学性，在汉语中已经只能视为在内容上有相关性的两首诗了，读者又怎能将这两个译本视为菲茨杰拉德（Ｅｄｗａｒｄ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的Ｒｕｂａｉｙａｔ本身呢？可以说，所有的汉译外国文学作品，在文学性的意义上，都已经相当程度地丢失了原语的文学性，获得了汉语的文学性。像我国把Ｃａｍｉｌｌｅ译为《茶花女》，把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Ｂｒｉｄｇｅ（滑铁卢桥）译为《魂断蓝桥》，把ＴｈｅＲｅｄＳｈｏｅｓ（红鞋子）译为《红菱艳》，所获得的汉语的文学性已经远胜于其原语的文学性。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当代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讲到：“我第一次接触鲁迅的作品时，译本的德文非常差，我于是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认为鲁迅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三流作家，我一辈子不会再看他的作品。到了中国以后我才发现，鲁迅的中文是那么漂亮。”［５］这就是说鲁迅作品在被德国译者翻译成德语文学时，在失去了一流的汉语文学性后，只获得了三流的德语文学性。

三、结语

因此，无论是就异质文化的理解变异而言，还是就文学性来看，与其说汉译外国文学属于其原语国文学，不如说它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其实，前苏联著名学者维•马•日尔蒙斯基（Ｂ．Ｍ．Жирмунский）早就明确指出：“创造性的翻译文学是译者所属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已经融入所属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之中。”［６］似乎没有一个国家会拿别国的翻译文学当作自己的文学，但却有将本国的翻译文学视为自己祖国文学的伟大经典之作的，比如英国翻译家菲茨杰拉德翻译的波斯诗人的诗集《鲁拜集》（Ｒｕｂａｉｙａｔ），就被英国人视作英国文学史上的杰作。综上所述，汉译外国文学虽源于国外原语文学，但已不再等于国外原语文学，而是属于中国整体汉语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我国自觉的汉译外国文学始于晚清，自那时以来，翻译家和作家对原语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从作品到作家，从流派到运动，兴趣日浓，致力日勤，视野日广，传达日妙，使翻译文学达到鼎盛。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汉译外国文学的规模，几乎是他国他种语言的外国文学翻译难以匹敌的，所以季羡林称我国是“翻译大国”［７］（Ｐ３）。汉译外国文学作品，依时间上说，上至古希腊文学、罗马文学、希伯来文学、古印度文学，一直到当代世界各国文学，几乎无一挂漏；从国别上看，几乎所有国家的重要文学作品都有汉语译本，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往往有多个汉语译本，许多外国文学名家已在我国出版了汉译全集或卷帙浩繁的文集。它们已经构成一个庞大的图书门类，已然从中国文学中逐渐独立出来了，所以应该在《中图法》中另立“汉译外国文学”类别。在这个类别之下的“俄国文学”、“印度文学”，等等，绝对不宜与“中国文学”在逻辑上构成同位并列关系。